以一場波瀾壯闊的思想革命使法蘭西民族驕傲了幾個世紀的法國啟蒙主義運動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鼎盛階段，它把伏爾泰、狄德羅、 盧梭的名字深深鐫刻在人類歷史的凱旋門上。他們三人不僅是偉大的思想家，也是傑出的文藝家。在其戲劇理論中，熱情地宣傳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現了「理性」法則，但這些法則在各自的闡述中常常貌離神合，殊途同歸，表現得非常複雜。
本文旨在求同察異、辨析幽微，試圖從他們有代表性的觀點中勾勒出法國啟蒙戲劇理論中「理性主義」的輪廓。
20世紀法國戲劇在現當代歐洲戲劇中占有重要位置。當歷史進入20世紀的時候,歐洲的文化藝術呈現出紛紜複雜的面貌,這種情形是人類文化史上不曾有過的。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整個歐洲文化藝術的發展歷史,就會清楚地看到任何乙個歷史時期的文化藝術都沒有像20世紀這樣變化多端，標新立異，波瀾起伏，矛盾重重。
19世紀下半葉起，人類社會空前廣泛激烈的階級鬥爭和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是推動現代社會的兩股強大的原動力，也是促使文化藝術躁動不安的兩大根源。為了探求用新的思想去解釋現實界，於是出現了種種資產階級哲學思潮，舉其要者則有實證主義、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和荒誕思潮。為了尋找新的形式去表現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名目繁多的新觀念、新理論、新流派在歐洲文學藝術領域應運而生，自然主義、象徵主義、印象主義、表現主義、存在主義、史詩(敘事)戲劇、荒誕戲劇等等，難以盡數。
當我們稍為細心地考察上述各種藝術流派的時候，會發現乙個耐人尋思的現象，其中一些很有影響的流派都誕生在法國，發端於巴黎，或在巴黎成長壯大，這是乙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
當我們關注20世紀法國戲劇的時候，很有必要對自古典主義以後的法國戲劇稍作顧。巴黎作為法國和歐洲的思想文化中心具有相當悠久的歷史。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18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運動，都對歐洲各國的思想文化產生過巨大深遠的影響。
古典主義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這些法蘭西歷史文化的耀眼星座曾經以他們各自的光芒閃爍在歐洲文化的星空中，倘若沒有他們，近代歐洲文化不但會失去許多絢麗的光彩，而且簡直會成為不可想像的事情。尤其是繼承和發展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傳統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科學與理性的旗幟，對宗教神學和封建**制度的無情批判與揭露，對一切舊秩序造成的黑暗愚昧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與清掃，使得法蘭西的思想文化出現了一次深刻的革命，理性成為衡量一切現存事物的標尺，人們稱 18世紀為理性主義時代。啟蒙思想一面迅速傳播歐洲大陸，一面為2023年法國大革命準備了充分的思想條件，《人權宣言》莊嚴宣告:
「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博愛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最光輝的思想，充滿激情和感召力的號角。以啟蒙思想運動為標誌的18世紀是法國歷史最輝煌的篇章，理性主義，自由、平等、博愛的人道主義思想，是法蘭西人民最值得驕傲的精神財富，它們深深地烙印在法蘭西民族性格之中，影響著法國歷史文化的發展。
在蘇格拉底為希臘帶來了實用理性的種子之後，希臘人將「他們整個神話般的青春夢想巧妙而任意地改寫成為實用史學」廟宇既不復存在，神像自然流離失所。此時的希臘人將興趣逐漸轉向了以人的認知為中心的科學與哲學，個體性被突出，悲劇也就相應修改了它的原初面目。就在索福克勒斯本人，寫於西元前(437年—436年)的(俄狄浦斯王)與寫於西元前(406年—405年)的(俄狄浦斯在科羅諾斯)中已經呈現出兩種面目，神的意志開始退位，而人作為自主的個體登上前場。
在歐里庇得斯手上，作為凡俗的個體在戲劇中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公升。尼采慨嘆:「靠了他，常人走出觀眾席，登上了舞台，舞台這面鏡子以往只表現偉大勇敢的性格，現在則連自然的敗筆也是忠實地再現無遺。
」歐里庇得斯卻認為他用家庭常備藥使悲劇藝術擺脫了華而不實的肥胖症，在他的劇中，即使神依舊存在，也經是凡人面目，在悲劇走向凡俗的過程中，無疑這種隨著理性認知的深人而崛起的自信和樂觀是發酵素。在凡俗化的同時，悲劇中性格描寫與細緻的心理刻畫也隨之不斷增加，人的面貌日趨細膩從本質上來說正與神話相悖，而尼采更將它與理論世界的人侵聯絡起來：「我們已經呼吸到理論世界的氣息，對這個世界而言，科學認識比世界法則的藝術反映更有價值。
注重性格刻畫的傾向迅速向前發展」。
高乃依、拉辛的悲劇，代表著古典主義戲劇的光輝里程碑。伏爾泰對他們滿懷景仰之情，尤其推崇他們悲劇中的國家王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理性原則。他說:
「這兩個人教導民族去思考，去感覺，去表達自己內心的體驗。」他把悲劇內容看成是民族集體意識的反映，因而是渾厚闊大的，典雅莊重得令人生畏。這種悲劇效果不在於台詞的華麗、 布景的巨集偉，而在於古典悲劇中表現的高度自覺的公民責任心，在於劇情充盈著的動人心魄的正義的鼓舞力量。
這恰好是古典主義在繁榮鼎盛時期的健康特徵。相比較而言，古典主義創作比其理論更為生動明達，更富現實主義的色彩。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都在創作和理論上表現了自己的個性。
對於古典主義的這些積極因素，伏爾泰給予了非常理智的讚揚。他認為古典主義和啟蒙主義追求的巨集偉效果都是對祖國有重大意義的行動，而後者則更強調對人民有益的思想和例證。但是，伏爾泰對古典主義的崇拜之情也是吝嗇的。
他從不認為古典悲劇是完美無缺的。在《論史詩》中他說:「英國的作家們能將更加自然的風格、合宜的內容和整齊的形式跟賦予戲劇以生命的行動結合起來，他們就很快能夠超越希臘人和法國人。
」這既是對古典悲劇的委婉批評，也是伏爾泰的新古典主義戲劇理想。 概括起來，伏爾泰對古典主義戲劇的批評集中在以下兩方面：第一，他批評古典主義把悲劇的定義下得太死板。
古典主義認為悲劇是上流社會的貴族劇體，其風格只能是典雅悲壯的。伏爾泰卻認為藝術是有賴於想象的特殊領域，是「尚未經習慣定出標準的未知世界」, 各民族的特點必然反映到其悲劇之中去，對內容和形式都有影響。所以他在《論史詩》中指出:
「索福克勒斯的《公俄狄浦斯王》 ，高乃依的《西娜》 ，拉辛的《阿達莉》 ，莎士比亞的《裘理斯·凱撒》都是卓越的悲劇，然而我敢說，這些作品的風格都不一樣。批評家必須變更他的關於悲劇的定義，使之適合每個作品。」雖然伏爾泰謹慎得並沒進一步推出什麼悲劇定義和風格的新穎見解，不過可以肯定他至少是不反對對古典悲劇作點小改革的。
他在悲劇《西遂安人》的序言中說:「也許，把牧童村夫與達官貴人並列描敘和把鄉村風俗與宮廷風尚混在一起是無禮的。但要知道，這種戲劇革新完全是取於自然的。
」第二，伏爾泰批評了古典悲劇過於強調理智而形成的冷凝風格。儘管伏爾泰是在古典戲劇的傳統中薰染出來的，嫻於彬彬有禮的文雅，但他卻被英國戲劇的那種自然生命力的原始粗獷的熱情深深打動。他**了英國戲以後不勝感慨地說:
「我們的戲劇曾經用來引起觀眾歡樂的那些冷酷的政治爭辯從不曾使我們如此動心過」，「舊式的古典主義風格的悲劇引起了美的感受，但並不令人激動」。介這正是古典主義「理性」的消極影響。它往往把宣揚國家民族利益推向極端，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內容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情都被拒之悲劇門外，導致了理智與情感、藝術美與自然真的分離，在政治上與啟蒙主義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本對立的。
伏爾泰在理智上深深地迷戀古典風格的雅緻之美，但又苦於得不到令人振奮的情感享受，希望實行古典悲劇的改革，這樣就形成了他悲劇理論明顯的矛盾，厚愛與不滿纏繞在一起纏住了它的手腳，使他在攀登中只能達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說有誰在世界文學史上最傑出地扮演過出爾反爾的角色，那就是伏爾泰！他第乙個向歐洲大陸介紹了莎士比亞這個名字，鼓吹其劇作，然後又最惡毒地把莎士比亞罵得狗血淋頭。
受哲學思潮的影響，西方戲劇藝術的發展中一直貫穿著理性主義與非理性主義的鬥爭。二十世紀以前，主要是理性主義占上風，而法國啟蒙戲劇理論中的理性主義是歐洲古典戲劇史上理性主義發展的頂峰。它聲勢浩大，體系完備，是以往戲劇理論中理性主義精華的繼承發展。
它吸取了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強調真實摹仿現實的理性因素，接受了莎士比亞人文主義戲劇理論反對封建**、歌頌自由幸福的理性原則，還保留了法國古典主義戲劇理論重視國家利益、民族意識的理性核心；藝術上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哲學上具有突出的唯物主義性質，政治上具有強烈的革命民主主義色彩，對以後的戲劇理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是乙份很值得我們研究發掘的寶貴文藝遺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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