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管理思想

2021-03-03 22:12:08 字數 4672 閱讀 3416

重組織----儒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諸子管理思想論綱(一)

[博主按語]在古代中國,早就存在著一門關於管理的學問,它專門研究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自先秦至明清,歷代歷朝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幾乎無不關心和高度重視並悉心**這個問題,雖然這門學問在當時並沒有被冠以「管理學」或「××管理學」之名,而是被稱作「內聖外王之學」或「修己治人之學」之類,單從名稱上看,確實很難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學、特別是以企業管理為其主課題的現代西方管理學聯絡到一起,但是,從其研究物件和實際內容來看,根據現代學科分類的一般標準,它則無疑可以也應當被理解為是一門介於政治學與管理學之間的邊緣性、綜合性的學問---我們現在可以稱它為「國家管理學」,或者叫做「政治管理學」。無論應該給予它怎樣的名稱,都無妨於我們把它納入管理學範疇,把它當作一門特殊的管理學來看待。為了慎重和方便起見,我把這門特殊的管理學暫定名為「中國古典管理學」。

中國古典管理學奠基於先秦時期。先秦諸子管理思想具有具體而豐富的內容。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質特徵在於:

儒家重組織,墨家重目標,兵家重決策,道家重領導,法家重控制。基於這一總體看法,本文就這五家所關注和**的重點問題,對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作了概要論述,從而勾畫出了先秦諸子管理思想的大致面貌,由此初步展示了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他們的學說是先秦儒家學說中最具代表性又各具特色的三種不同型別,而其共同的基本範疇則是「禮」。

「禮」是儒家學說的標誌性範疇。主張使國家「立於禮」,力主推行「禮治」於國家管理過程,是儒家管理學說的本質特徵。

何謂「禮」?據李澤厚先生說,儒家孔子所竭力維護的「禮」,即「周禮」,是「以血緣為基礎、以等級為特徵的氏族統治體系」(《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6頁),是「原始巫術禮儀基礎上的晚期氏族統治體系的規範化和系統化」(同上書,第8頁)。李先生指出:

「遠古氏族正是通過這種原始禮儀活動,將其群體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按著一定的社會秩序和規範來進行生產和生活,以維繫整個社會的生存活動。」(同上書,第9頁)

由此可見,儒家主張以「禮治」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管理,其實質也就是把管理本質地理解為組織;所謂「禮治」,就是按照「禮」的要求來建構人群關係體系和規定人群活動模式。儒家的管理學說,本質上是一種組織理論。

以禮為治的組織管理模式,首先是在於用「禮」來建構人群關係體系。

為此,孔子和荀子先後都提出了「正名」學說,其實質乃是在人群關係體系即社會組織結構秩序混亂的情況之下,要求依據「禮」來實行對社會組織的重建或重構。所謂「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富國》),即意味著要通過「禮治」,使社會組織中相互差異的人們都按「禮」所規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從而保證社會組織內部結構的有序性。

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荀子所謂「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睏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荀子·正名》),都說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組織結構的有序化,以此恢復或提高其組織的整體功能。

荀子曾將內部結構合理有序的社會組織稱之為「群」,認為「人能群」,是人之所以「多力」而「勝物」的根據。(參見《荀子·王制》)所謂「勝物」(戰勝和征服自然),就是社會組織整體功能的具體體現。

其次,以禮為治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在於用「禮」來規定人群活動模式。

就此而言,「禮」具有組織行為規範的意義。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

」(《論語·季氏》)這就是說,乙個不懂得依禮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於社會組織之中,亦即無以在其組織系統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從而作為其中的乙個要素而發揮其獨特的和整體性的功能。

這意味著,「禮」不僅是社會組織賴以產生其整體功能的客觀依據,也是社會組織中各個成員賴以發揮其特殊功能的客觀依據。

但是,怎樣才能使社會組織中的人都能自覺地遵守「禮」呢?

孔子認為,唯有使「天下歸仁」,「禮」才能真正成為人人都自覺遵守的社會組織行為規範,否則,「人而不仁,如禮何?」(《論語·八佾》)

孔子所謂「仁」,按其實質來說,就是社會組織所應當灌輸給其成員的反映其組織整體目標的價值觀念,它是社會組織之所以具有內在凝聚力的根據所在。

孔子把「仁」的基本涵義界定為「愛人」,這意味著在他看來,社會成員之間的互愛,乃是社會組織各部分的功能之所以能綜合起來而產生整體功能,從而維持社會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精神依據。

換言之,孔子在組織關係的協調上所特別重視的是人際間的感情交流,他主張通過人情這個調節器來協調社會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組織之間的關係,這可以說是以「仁愛」(人際感情融洽)來求得「人和」(人際關係和諧)的帶有濃重人情味的組織行為管理模式。

如果說孔子是以「仁愛」作為「人和」的前提和基礎的話,那末,荀子則是以「分義」作為「群和」的根據的。

荀子說:「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

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這表明,相對於孔子重視組織內部人情關係的協調來說,荀子在組織行為管理上則比較注重組織內部工作關係的協調,他主張通過組織內部實行合理有序的分工與合作來增強其整體的工作能力,這是一種具有較強理性色彩的組織行為管理模式。

由於孔子特別重視「學而知之」,而荀子持「性惡」之論,以為「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荀子·性惡》),所以,他們都十分強調教學與教化在組織行為管理中的作用,並身體力行其主張:孔子曾高舉「有教無類」的旗幟,廣招門徒,親自講學;荀子則曾作《勸學》之文,並三度出任學宮祭酒。

在組織行為管理上,孟子亦重視教學與教化的作用,並因而提倡興辦學校,但是,較諸孔、荀,孟子更強調社會成員個人自我修養的作用(這顯然是發展了孔子「為仁由己」的思想),以其持「性善」論,故在他看來,教學與教化對個人的影響只是外在的,其作用相對個人的自我修養而言,乃是次要的。

孟子在組織管理上比較有特色的思想,是其從人的需求層次上來考慮問題,把組織和人的需求聯絡起來,根據人的需求來進行組織管理。

孟子指出:「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者焉;目之於色也,有同者焉。至於心,獨無同然乎?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這就是說,凡人生來就有兩方面的內在需求:

乙個方面是心之官(孟子又稱之為「大體」)對於「理」、「義」的欲求,此乃先天的理性需求;

另乙個方面是耳目之官(孟子又稱之為「小體」)對於聲、色、味等等的需求,此為本能的感性需求。

滿足人的這些不同性質的需求,會使人產生不同性質的滿足感、愉悅感。孟子就是基於對人的需求的這種看法來思考組織管理問題的。

首先,他繼承和發展了孔子關於「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的思想,依據人們對於其不同生理器官----「大體」與「小體」所固有的不同性質的需求所採取的帶有先天傾向性的服從態度,將他們劃分為「大人」與「小人」兩大類:「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告子上》)進而認為不同型別的人適宜於做不同種類的事: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滕文公上》)這意味著,孟子是主張根據社會成員不同的天性或素質來進行社會組織內部的分工的。這可以看作是他對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一種發揮,含有「因材分工」的意味。在孟子看來,在因材分工基礎上進行的合作,才是合理的、天經地義的分工合作。

其次,孟子吸取了管仲「倉稟實而知禮節」的思想,認為要使社會成員能夠自覺地遵守社會組織行為規範,就不能不首先滿足「小人」或「民」的本能的和基本的物質需求。孟子指出,「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盡心上》)反之,「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梁惠王上》)。

為此,孟子極力主張使民擁有「恆產」,以確保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同上)。孟子所講的「恆產」,其標準是「八口之家」,給「百畝之田」(相當於現今三十餘畝)、「五畝之宅」。與此相應,孟子還主張推行井田制,並實行「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的經濟政策。

重目標----墨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諸子管理思想論綱(二)

關於墨家學說,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指出:「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也。」

墨家對國事的關注,是聚焦於國家經濟事業方面的,其「強本節用」的主張,就是要求加強國家經濟管理,重視開源節流,以實現「人給家足」。

故按其內容來說,墨家的管理學說是國家經濟管理之學。其特點則在於重視目標管理,即主張圍繞乙個明確而合理的目標來進行管理。在此意義上,墨家的管理學說又可以說是一種目標管理理論。

在先秦諸子中,最為自覺地研究目標問題的,是墨家。墨子說:「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雖至士之為將相,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 (《墨子·法儀》。以下凡引《墨子》,只注篇名。)這裡所謂「法儀」,乃含有標準、目標之義。

墨子認為,無論做什麼事,都必須首先確立乙個目標,未有不立目標而能成事者。管理天下,管理國家,亦同此理。

墨子首先提出以「仁」作為制定國家管理目標的根本原則。

根據「仁」的原則,墨子強調,制定國家管理目標,既不可以順從父母的意志,也不可以遵從學者的意志,又不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志,因為普天之下為父母的、做學問的,以及當君主的,其人數雖然眾多,但其中真正為仁的卻極少。墨子根本不相信現實世界中會有什麼人憑其主觀意志而能制定出公正合理的國家管理目標來,因為在他看來,世俗的人都未免自私自利。他認為,唯有「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同上),因此,正確的做法應當是,按照「天」的意志來制定國家管理目標,「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同上)。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研究

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嚴之以法,把賞罰手段細分,多種激勵方法綜合使用,效果顯著。一是賞罰激勵。用懲罰和獎勵的強化方法取得的效果比較明顯。二是榜樣激勵。古代管理者認為,榜樣激勵是用管理者自身的良好行為激勵下屬。在 墨子 七患 篇中講到災荒年為了節約開支,共度難關,管理者自減俸祿,災情越重,俸祿越少。三是...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特點

無為而治論 從整體內容來看,道家學說以道為中心和綱領,從道出發,然後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因時 因地 因人 因勢 因需要,向四面八方擴充套件開來。這樣就可以把中國古代另外的8個學派通過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融合起來,合而為一。在道家看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陰陽二個方面所組成,即凡是正面的 表現積極性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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