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謀求最低成本的支付，如果不控制改革的成本，國企改革就寸步難行，產權結構多元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改革就無法推行，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就無法建立，新的執行機制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必須要控制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本，降低國有資產置換的成本，使國有資產能夠以最高的效率進行置換，以最高的效率進行運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說是對人民的財產負責，對國有企業負責，對國有企業的職工負責，對發展社會生產力負責。
在當前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最令**包括部門、控股公司撓頭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國有資本順利退出。而改革是否順利，社會是否穩定，生產力是否持久發展，國有企業改革脫困三年目標能否實現，最終歸結到改革成本控制這個問題上。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成本，就不可能用有限的付出來取得改革的收益。
沒有一筆額外的支付成本，國企改革的收益是難以取得的。筆者結合當前工作實際，就如何控制國企改革成本談幾點看法。
一、影響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因素分析
國企改革的成本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搜尋成本，就是為尋找把國有資產交到誰手裡執行效率可以達到最高、放到什麼地方所要支付的成本最低；第二類是轉型成本，即從原來純國有的企業轉變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的甚至是個體私營、中外合資的新體制，要付出的轉換成本；第三類是新機制建立以後所要付出的執行成本。
（一）影響搜尋成本的因素。一是改革程式還比較混亂。在國企改革中，沒有像厲以寧教授所講的那樣「靚女先嫁」，而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先把虧損企業、困難企業推出去，但事實上又因為資產質量太差很難推出去。
而且還帶來了機會成本的損失，使原來較好的企業延誤了改革的時機，也陷入了困境。二是資產置換的開放度不夠，封閉性太強。企業資產只允許本企業職工買斷，而不讓外人購買，「肥水不流外人田」幾乎成為頗具影響力的行動準則。
封閉搞改革意味著會滋生腐敗。必須公開拍賣轉讓資產，讓市場來定價。三是資產整體流動性很差。
本來甲企業資產與乙企業資產是可以進行交換的，但由於部門分割、地區分割、債權股權擔保的分割，使得資產無法流動，無法進行交換。改革中的磨擦係數很高，就使得搜尋成本很高，國有資產的配置效益大大降低。
（二）影響轉型成本的因素。一是在實際操作中不能區別不同性質的資產。資產有不同的性質，有不同形態，處理方式也應不同，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不能區別對待，從而影響改革深化。
二是資產置換的附加條件過多。資產置換最大的附加條件，就是要求新企業安置原有企業的職工。這樣的勞動力負擔讓購併企業無法承擔，這是個帶普遍性的問題。
三是管理部門的利益衝突所帶來的成本。企業要改制，必然需要重新辦理土地證、房產證等一切的證件。辦這些證照，相應的管理部門都要收費，這些稅費每項都佔了總**的百分之幾，積累起來是個不小的數字，這讓人怎麼操作？
改革也就難以推進。
（三）影響執行成本的因素。實踐證明，產權制度改革只是為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基礎條件。產權制度與最大可能的配置效率之間還有乙個實現的過程，這就是執行成本。
這方面的影響因素也頗多。一是思想觀念因素。在思想觀念中，往往有一種成份歧視的因素，認為個體私營經濟怎麼能來兼併「正牌」的國有企業。
還有的是地區歧視，認為是外地鄉鎮企業，或過去是本廠扶持起來的「兒子」「孫子」企業，怎麼能來兼併我。這樣就會造成許多任務作中的衝突，使得企業執行成本很高。二是不可預見性因素。
乙個企業**以後，就像當初乙個蘋果賣出去時外表是好好的，接過去吃時，才發現裡面都是爛洞。淨資產變負了，有利潤的變虧損了，產值也是虛報的，漏洞一大堆，什麼擔保、拖欠、借款諸如此類的出血孔很多，七竅流血難以醫治。三是決策分散和分紅期望值過高。
特別是股份合作製企業，現在最大的障礙是職工把入股視同集資。一些職工根本沒有當股東的概念，明明企業的利潤率達不到或者虧損，也會一致投票要求今年分紅要達到10%，結果就把好端端的乙個企業的血都給抽光了。
二、降低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基本途徑
（一）規範資產交易方式
要使國有資產能夠公開交易，必須在更大範圍內尋找投資合作物件或購買者，並規範交易方式。這樣就能降低改革成本，國有資產不易流失，這是不證而明的道理。
前段時間，杭州市糧食局把一批糧站進行拍賣。這些糧站可以說是資產質量很差，要人才沒有人才；論資產，沒有什麼好的資產；論規模，這些店都是小規模的；論負擔，每個糧站要負擔幾十個職工。所以這些資產乙個閃光點都沒有，怎麼改？
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封閉改革。比如列出一張單子，由財政補貼幾千萬元，把這些職工安置好了才能推進改革。第二種辦法是把這些店的房產證、土地證都辦好，然後拿出來拍賣。
顯然，第一條路是走不通的，杭州市就按第二種辦法改。按照土地基準價算，估計大體可以賣400萬元，但結果賣出了900多萬元，翻了一番多。原來400萬元就可以安置好這幾個糧站的職工，現在多出的500萬元就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國企改革，這樣改革的總成本就降低了。
思路一變，結果大不一樣。從杭州經濟的整體來講，好處更大。如果把這些店面交給乙個只能經營糧食的內部職工，他一年的銷售額只有10萬元，稅收也只有幾千元。
現在拍賣給外來的經營戶，他的銷售額可以做到100萬元，這樣**就可以收幾萬元的稅，稅收增加了10倍。這無論從微觀上還是從巨集觀上來講，資源配置效率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在過渡時期，只有通過資產變現來把職工安置好，把過去拖欠職工的工資、醫療費予以補發，才能平穩過渡，資產也能發揮出高效益。
所以，規範國有資產交易的方式很重要，要把資產轉到最有經營能力的人手中，轉到出得起最**格的人手裡。他有這個金剛鑽，才敢攬這個瓷器活。
（二）規範不良資產核銷的標準和程式
不良資產怎麼核銷？庫存品、應收帳款怎麼核銷？過去都是通過找關係、找門路，討價還價，互相談判扯皮，然後才把國有資產的價值定下來。
把許多精力和時間花在談判扯皮上，增加了許多機會成本，浪費了許多解決處理問題的時機，失去了發展和改革的機遇。為此，杭州市規定了應收帳款處理辦法：就是以2023年12月底為時點，一年以上、兩年以內的應收帳款核銷20%，兩年以上、三年以內的應收帳款核銷40%，三年以上的應收帳款核銷75%.
按這樣的方式核銷，就無需討價還價。這不僅可以大大節省對應收帳款一一進行具體清算的時間，而且還可以找回許多發展機會，杜絕了以經營者與領導的關係來確定核銷比率高低的做法。
（三）規範經營者期權設定方式
企業進行改制，經營者必須要持大股，一般佔總資產10%—30%是比較合理的。但實際上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因為總股本比較大，要求經營者持大股，達到這個比例是比較困難的。如果沒錢入股怎麼辦？
可以根據不同的企業性質設定不同期權。對此，杭州市對企業期權設定作了規範。具體分成三類：
第一類是有盈利的企業，就是利潤達到平均利潤率或超過平均利潤率的企業。這些企業的股份很值錢。對這類企業的所有股份，經營者、職工必須以實到現金全部買下來。
如青春寶集團、民生製藥廠這些企業的改革很順利，就是因為職工願意出錢，這些企業如再搞虛擬的股份就不應該了。第二類是微利企業。這類企業，如按照老體制，經營者出資投入還不如存銀行合算，怎麼辦？
就允許給其設定一定的期權。因為這類企業按照新體制執行肯定是會有利潤的。如少數職工入股確有困難，經職代會通過可以減半，也可以免除。
第三類是虧損企業。對這些瀕臨倒閉的企業的改革，給經營者和職工都設定期權，允許經營者首期出資30%或者50%，餘下的股份按既定**在三或五年之內分年度買下來。職工也一樣，首期出資30%或50%，以後每年分期買下來。
這樣職工的首期出資比例較低，降低了職工的出資難度，不利的一面是職工開始經營的風險程度沒有前兩類企業高，但也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職工的實際承受能力。
（四）規範職工身份置換的標準和方式
對職工身份進行置換，不是杭州的發明，而是全國人民的創造，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寶貴財富。杭州市對2023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工齡置換標準是每人平均1.5萬元。
當前，一些人對工齡置換後實施1：1配股的政策爭議較大。有一種觀點認為，不應該讓職工承擔風險。
這是謬論。國有企業改革是依靠工人民主改革的過程，第一步對職工工齡進行置換，第二步讓職工推選核心層，第三步由核心層推選董事會、監事會成員，第四步由董事會、監事會成員再推選主要領導。個人出資的比例也是步步增大，核心層要比職工高1—2倍，董事會、監事會成員要比核心層高1—2倍，總經理應該比董事高1—3倍。
如果基本骨幹職工不出資，那上面由誰來出資呢？如果2023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進行工齡置換無償得到股份後，不進行1：1的配股，會導致因配股擴大化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此外，如果沒有一定的現金流量，沒有1.5萬元的配股資金，許多企業就根本無法運轉，最後會導致原來量化的1.5萬元資產有可能也隨之消失，現實就是如此嚴峻。
實際上，這1.5萬元的配股，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職工支付成本，因為原來配股量化的1.5萬元是封閉運作的，如果按照市場公開操作的話，其價值起碼在3萬元或者5萬元。
（五）規範各種提留和非經營性資產的剝離
什麼是非經營性資產？哪些應該剝離？哪些應該提留？
哪些不應該提留？提留的標準和程式是什麼？這些不能變成個別人之間的討價還價，應該有個規範的措施。
為此，杭州市已對從淨資產中提留資產專案的順序作了明確規定：（1）離退休職工的醫藥費；（2）精神病患者和絕症病人的各項補助費；（3）富餘職工的安置補償費用；（4）擔保資產；（5）職工工齡置換；（6）其他資產。前三項是基本的提留，其他專案的提留以企業淨資產到零為限。
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國企改革將是非常困難的。有些同志就提出，能不能給職工多分點財富啊？真是一家不知一家難。
據杭州市國資局嚴格測算，市屬的93家企業中，經核銷不良資產後，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有27家，佔30%，負資產總額8.89億元，平均每個企業3300萬元。在沒有進行任何提留前就有30%的企業出現了負資產。
經過前三項提留後，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有40家，佔43%，負資產總額14.28億元，平均每家3570萬元。如果按前4項提留，出現負資產的就有48家企業，佔52%，負資產總額16.
83億元。如果考慮擔保資產的提留，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比率將會上公升到70%.這樣一種狀況，我們怎麼辦？
以什麼來支付這些改革成本？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不能隨意擴大改革成本和打亂支付成本的程式，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改革的程序。
（六）規範企業破產和歇業
能進行破產的企業，特別是能夠列入國家優化資本結構的企業，一定要實施破產。但目前能夠列入核銷的範圍已經很窄，只有紡織絲綢行業的少數幾家企業，而且取得核銷額度所支付的成本也非常高。如國家批准了一家企業可以核銷3億元的不良資產，我們應向銀行上報核銷方案，銀行就要討價還價，這是明擺著的乙個問題。
特別是擔保和債務的處理，一些企業並不是不能破產，問題是由於擔保鏈的存在，被擔保企業還沒有破產，卻把擔保企業給拖垮了。那麼怎麼樣來終止擔保鏈？就要與銀行商談，這樣就要討價還價。
因此，必須要規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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