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施耐庵「忠義」的歷史性和現世性
——讀《水蕩雙魔》有感
《水蕩雙魔》主要描寫了元末明初揚州的一文一武兩位水蕩人物風雲際會的傳奇故事：文的叫施耐庵，大才子；武的叫張士誠，大鹽梟。全劇以蘇北歷史上最大的農民起義為背景，擷取施、張雙雄基於對元末黑暗統治的反抗、被「逼上梁山」的經歷，文的不再錢塘做官，武的不再河網販鹽，龍虎聚義，牽手從里下河水泊舉起造反大旗。
張士誠成了與朱元璋、陳友諒齊名的元末三大起義首領之一；施耐庵以里下河為背景，假借北宋末年宋江起義故事，寫成了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
在**中，作者著重刻畫了施耐庵這個人物形象，突出表現了他對兄弟的「忠義」。根據施耐庵的生平可以知道，他自幼聰明好學，才氣過人，事親至孝，為人仗義，所以**中寫他高中進士後曾在錢塘為官三年，因不滿官場黑暗，不願逢迎權貴，棄官回鄉。 直至白駒場鹽民張士誠等十八名壯士率壯丁起義反元，張士誠敬其文韜武略，再三邀請他為軍幕，施耐庵抱著建造「王道樂所」的巨集遠計畫欣然前往，為張士誠獻了許多攻城奪地的計策。
後因張士誠居功自傲，獨斷專行，親信佞臣，疏遠忠良，貪圖享樂，施耐庵幾次諫勸，張士誠都不予採納，於是憤然離開平江。不久，張士誠身亡國滅。施浪跡天涯，隨後回到白駒，隱居不出，感時政衰敗，作《水滸傳》寄託心意。
從**的內容可以看出，施耐庵的「忠義」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並沒有實現它應有的價值，換句話說，它的歷史性沒有凸顯出來。朱元璋在滅了張士誠後，急於招賢納士，曾對施耐庵三顧茅廬，而施耐庵卻斷然拒絕，寧願自己隱居起來。他維持了他心中那份對忠義的忠誠。
而張士誠的起義軍在當時早已被朱元璋的軍隊打得潰不成軍，即使張士誠悔恨當初，再請施耐庵回去做軍師，恐怕也無法挽回。如果施耐庵順應時局，選擇投靠朱元璋，那麼他的政治理想就能實現。
可他卻毅然選擇放棄理想，去追求忠義精神，或許那是對自我人格的忠誠和對自我的一種尊重。
雖然，在歷史上施耐庵沒有一世英名，但他卻流芳百世。他創作的《水滸傳》在今天成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這便是施耐庵忠義的現世性。
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中的人物都是何等的「忠義」，他們甚至為了「忠義」做出錯誤的抉擇，以致失去性命，可以說「忠義」是梁山好漢行事的基本道德準則。尤其「忠」，首先主要地表現為對皇帝與朝廷的忠誠，甚至梁山義軍的武裝反抗，攻城掠地，也被解釋為「忠」的表現──「 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其實，梁山上不主張「忠」的也大有人在，像黑旋風李逵便動輒大喊「殺去東京，奪了鳥位」。
只是這一種力量始終處在以宋江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而最終把梁山大軍引到了投降朝廷的道路。「忠」的道德信條既是作者無法跨越的界限，卻也是這部**在封建時代能夠成立和流傳的保障。作者對忠義的這份信仰，在那個時代或許成為了一次悲劇，而《水滸傳》以「忠義」為前提，卻被蒙上了一層社會所能接受的道德正義色彩。
在這種前提下，確實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相一致的東西，同時也包含了許多與正統觀念不一致的東西，比如它不僅反應了社會現實，而且反映了民間、尤其是市井社會生機勃勃的人生理想。所以，在施耐庵的後世，不管是哪個朝代，《水滸傳》這部**既符合了統治者的利益，也符合了當時市井小民的心理需求，因此這部**才能流傳至今，供現世人品讀和研究。
施耐庵把他對「忠義」的理解都融入在《水滸傳》這部**當中，歷史性與現世性並存，所以這就要求後世的人們應該運用辯證的思維來看待「忠義」，一味地信仰或者摒棄都是愚蠢的，應就事論事，只要不危及他人利益，不觸犯法律，不違背這個社會約定俗成的道德規範。每個人信仰不同，心中對「 忠義」就有不同的定義，不管怎樣定義，都要學會自我尊重，用睿智的眼光去看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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