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2023年)的公平理論強調個人與他人之間的比較。個體只有通過對社會上從事類似工作的個體的觀察，判斷他們的滿意程度，並將自己與他人比較之後，才能產生確定的自己對工作滿意程度的認識。nguyen( 2003) 和jse( 2001) 的研究表明,就收入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而言, 相對收入與絕對收入對工作滿意度起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2.工作滿意度影響因素研究
larson(1978)認為可將影響到滿意的因素分為兩類，一類可分為員工特性的人口屬性，另一類為工作環境；rook(1984)認為影響務工滿意度的因素可分為環境因素與個體因素兩類；emmons(1985)對影響工作滿意度有關的主要變數進行了整理，將影響滿意程度的誘發因素歸為兩大類，分別為環境因素和個人屬性;將後果因素歸為三類，分別為個人反應、組織反應和社會反應；hellman(1997)認為，決定務工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具有心理挑戰性的工作、公平的報酬、支援性的工作環境、融洽的同事關係和人格與工作的合理匹配。buckingham和cofman（ 2002）通過調查12.
5萬美國經理人後得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為:員工的得到與付出、員工的歸屬感和組織與員工的共同成長，並編制了q12量表。price(2001)將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歸納為：
收入水平、融合性、基礎交流、正規交流、企業的集權等。rose ( 2001) 分析了許多可能影響工作滿意感的因素, 包括個人福利、工作時間、工作方向、財務變數、僱傭合約、市場和工作的靈活性等。他發現工作合約的形式是影響工作滿意度的最重要因素。
nguyen 等通過對荷蘭2000 年工作滿意感調查資料的分析得出結論: 工作自治( 即擁有決定自己工作方式的權力) 強烈影響工作滿意度。
由於閱讀文獻的有限性，沒有找到關於工作滿意度相關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但是根據以上的文獻可以看出，國外關於工作滿意度的理論研究已經非常成熟，可以為之後的實證研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國內工作滿意度研究
相對於西方國家，我國的工作滿意度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理論與方法也多是借鑑或沿用已有成果。國內學者關於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影響因素上。
馮伯麟(1996)採用因素分析和邏輯分析的方法提出了教師工作滿意度的五個構成要素:自我實現、工作強度、工資收入、領導關係和同事關係，同時發現了領導行為對教師工作滿意度中的自我實現、領導關係和工資收入的影響顯著；張勉，李樹茁(2001)通過對深圳市993名員工的研究發現，人口變數、職業變數以及各工作要素滿意程度對整體務工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盧嘉、時勘(2001)提出，工作滿意度的評價結構具體包括五個方面:企業形象、領導、工作回報、工作協作、工作本身；劉鳳瑜、張金成(2004)對民營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影響民營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四個:
培訓與發展，高層管理、所在部門和客戶服務；龔梅，凌文軼（2004）提出了工作滿意度三因素模型：激勵因素（工作挑戰、工作中的決策權、晉公升機會、個人才能發揮、培訓機會、工作內容），保健因素（福利保健、工作年限的長短和假日、目前工資、工資增長、工作環境、尊重與公平對待），人際關係因素（同事關係、上司對業績認可、職業穩定、上司態度）；盧全展，龔新蜀(2009)對128名合資企業員工務工滿意度進行研究發現，影響其整體工作滿意程度的因素主要有：個人因素、領導水平、工作特性、工作條件、福利待遇、工作報酬和同事關係，研究還發現員工的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職務級別等人口和職業變數對工作滿意程度有顯著影響。
（三）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研究
國內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起步較晚，針對這一研究物件能夠借鑑的國外文獻很少，都是國內學者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得到的研究結論。
孫永正（2006）對蘇南企業的農民工進行實地調查訪談，並從不同工作的側面對工作滿意度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總體偏低，其中對同事和領導的認可方面的滿意度稍高，而對工作時間、環境及伙食安排方面的滿意度則比較低；國家統計局（2007）也對農民工的生活質量指數與主觀滿意度進行了相關分析；薛翔（2007）利用湖南、浙江和黑龍江三省的調查資料，採用多元回歸分析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蔣平（2008）對在城務工農民工進行研究時發現工作本身、工作回報、家庭生活、社會保障以及社會環境這五個因素會影響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曾瑜（2009）也通過問卷調查對江西省農民工生活狀態和適應性進行統計分析，發現職業發展前景、社會權利、社會保障、生活感受、社會認可等都會影響到工作滿意度的提高；陳科宇（2010）對程度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調查發現社會保障、報酬待遇和職業發展對新生代農民工務工滿意度有顯著影響，務工環境和勞動強度影響效果下降、人際關係沒有顯著影響；王麗萍（2012）則發現不同年齡、婚姻狀況和擁有的土地要素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隨著年齡的增加工作滿意度越高，未婚者的工作滿意度明顯高於已婚者，擁有土地要素的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的總體滿意度較低；張建巨集（2012）對浙中地區餐飲業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滿意度最低的是工作回報。
除了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分析之外，國內學者也根據實際情況，對工作滿意度提出了相應的研究模型。如許濤（2008）構建了四個影響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模型，並通過實證分析它們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陳珍珍（2010）等基於二元probit模型從數量上研究影響因子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作用方向和程度；趙智晶（2010）等基於成都市266個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資料，建立了農民工工作滿意度高階測量結構方程模型。
根據上述文獻，我們可以看出：相對於知識型員工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國內文獻上對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研究較少，這可能是由於農民工群體的流動性大，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對研究取樣造成一定的困難。同時在僅有的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研究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研究更少。
隨著企業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逐步成為企業生產的重要動力，而對其進行科學性人性化管理是現代企業的重要任務之一。同時筆者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回報、個人發展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評價都會對其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基於此，筆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眾多方面的主觀評價也許能更好地反映其工作滿意度情況。
所以在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時，本文將重點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個人基本情況及其主觀評價因素對務工滿意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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