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傳統用人藝術
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特別是在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代代帝王將相在維護自己的統治與利益的同時，逐步形成了極其豐富的用人藝術。歸納起來，中國傳統的用人藝術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千百年來被視為用人要則。幾乎是用人之道的金科玉律，成了乙個千古不變的信條。
這既是一種封建觀念的深澱，也是中國人之文化的體現，特別是用人不疑，之所以作為一種古代用人準則而今天還在談論，甚至至今還閃耀著睿智的光芒，是國為有很多成功的用人事假流傳下來。如唐太宗認為，「為人群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將人君的「推心待士」作為驅駕英才的重要條件。基於這種認識，唐太宗對待臣下的態度，能否做好「事臣如禮」。
對臣下提出的良謀高策，盡量做到言聽計從。對於那些敢於進諫的**，唐太宗也多加鼓勵，從諫如流。在唐太宗的鼓勵下，不少官吏敢於犯顏直諫，直陳朝政得失，對維護唐王朝的統治起到積極作用。
唐太宗本人也成為開明皇帝而流傳千古。
第二， 知人善任，唯才是舉。要想真正選好人，用好人就必須做到知人與識人。有知人之明，方能用人之才，用人之才，方能人盡其才。
人盡其才，方能事業興旺。三國時期的劉邵根據古代的聖王賢君的用人之道，明確地提出「人才不同，能各有異」，必須「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的用人準則，這裡的「審」就是審視人才特長所宜，審度人才能力大小，然後根據人才的不同專長委以不同的責任，做到人盡其才。若用人不審專長就會造成才非所宜的人才浪費。
劉邵還提出，在用人的時候，不僅要位人以才，使才宜其位，而且還應注意授官以能，使能當其職。三國時期的齊備，在未得諸葛亮出山之前，雖有關羽，張飛、趙雲等一干猛將，卻是屢打敗，而自請諸葛亮出山後，卻是捷報頻傳，令當時強大無比的曹操都刮目相看，以致劉備感慨「備得軍師，如魚得水」，這就是知人善任的明顯例證。
知人善用的前提是必須有人可識，有人可任，否則這一用人舉措只能紙上談兵。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為了招攬人才，在他所頒發的《求賢令》中明確提出「名所仄陋，唯才是舉」。在古代，有為的群王還意識到「唯才是舉」不僅要「外舉不避嫌」，而且看重其才「兼文武兩器」。
第三， 禮法並重，德治仁政，在諸子百家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均對法以及法與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的關係，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最就要的思想是「禮治」與「法治」。禮制包括根本政策制度方面的規定和禮儀上的規定兩個方面。儒家在對周禮進行不同形式的繼承和改造時經歷了孔子、孟子、荀子三個階段，孔子強調以仁入禮，孟子則倡導仁政，前者突出了禮的論理性和強制性，後者強調使禮成為國家意志的表現，但他們都強調的是禮的內在精神，而荀子則認為「從之初性本惡」，因而其強調禮的外在規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將禮與法結合起來，倡導禮法並重。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政策的好壞、禮會的治亂直接和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因而「德治仁政」始終是古代中國人所企盼的理想目標，對於乙個國家來說，德治與法治，從來就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兩者缺一不可，不可作廢，
第四， 賞罰分明，恩感並施。它是古代君王用以激勵官吏的常用手段，它對調動人的積極性，強化人的責任感，從而用好、管好人具有重要意義，古代的韓非對賞罰的論述正是中國古代思想家中的最具特色的，他從人性好利惡害出發，得出結論：「人情者，不好噁，故賞罰可用」。
在此基礎上，韓非進一步分析了人們的不同欲求。強調人不僅會求利，求賞，以滿足生存。而且還要求外、求譽，以滿足自尊。
就此，他明確提出「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的激勵方式，以提醒領導者，實施賞罰時應該特別注意在給予獎賞的同時也授予相應的榮譽：在進行懲罰的同時也應加之相應的惡名，以達到激勵的效果。+
許多學者認為，傳統用人的恩感並施實質上是一種家長式領導，它包含兩方的行為型別：立威與誘恩。在立威方面，家長式領導表現出4種典型的行為，包括專權作風，貶損部屬能力、形象整飾與教誨行為，部屬相應會出現出個別照顧與維持面子，部屬相應表現出順從行為、服從行為、敬畏行為與羞愧行為，在施恩方面，家長式領導會表現出個別照顧與維持面子，部屬相應出感恩與圖報行為。
今天，對立威與施恩我們應賦予其新的內容，即要重視人的利益需求。利益的存在不僅是物質的，經濟的利益還是政治的利益，社會的利益，還包括心理的需求、生理的需求構成的各種利益。利益結極著社會，利益連線著人。
因此重視人的正當利益需求，就是對人的最大關心，是以感情激勵人。
第五， 嚴於律己，率先垂範。「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古代先哲「正已正人，成已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則、率先垂範，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是古代用人及管理工作的又一成功要則。
嚴於律己、率先垂範，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是領導幹部應有具有的品質，領導者只有管好自己，才能管好別人。領導者的帶頭作用就是無聲命令。中國古代把修身看成是同奇家、治國、平天下緊密聯絡在一起的乙個系統，是非常深刻的人事管理思想。
第六， 揚長避短、不求全責任。「世上之人，各有所長，也皆有其短，兼收並儲，天下都是可用之人」。辯證唯物主義也告訴我們，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永遠是有限的。
乙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本領也是有限的，要做好一切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須「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在中國歷史上，用人「所長避短，不求全責任」就有很多成功的範例。
三國時期的劉備，儘管諸葛亮有清高、張飛有魯莽、關羽有則愎自用等各自不足的一面，但他卻沒有對這幾個人求全責備，而是創就自己的帝業中，對關羽、張飛用其則，對諸葛亮則用其謀，揚長避短，恰到好處。唐太宗也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全才，只要不求全責備，「用其所長，掩其所短」，就能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唐太宗分別用房玄齡善謀、杜如梅能斷之長，使二人相互配合，輔佐自己，對建立大唐盛世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今天，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創造了許多新的用人理念，但中國傳統的用人藝術仍是我們最有利，最依賴的用人嚮導。無訟是在企業還是在國家的管理工作中，中國傳統的用人藝術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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