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是由多個工業城市組成的大規模城市群，其產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高度集中的老工業基地。改革開放前作為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外城鎮化水平最高的區域，遼寧不僅在全國擁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由於國有企業的單位制特徵，作為「公有制體制的受益者」、典型的「類中間階層」的國企職工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上也都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改革開放以後，在我國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過程中以遼寧為代表的老工業基地卻隨著「傳統產業、夕陽工業的衰落而失去往日的輝煌」，從90年代開始形成的「東北現象」已經引起學者們極大關注，對於在東南沿海地區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帶有自我職業選擇特徵的農民工問題在這裡並不明顯，取而代之的卻是「後工業社會:」的帶有制度安排特徵的下崗失業問題，以遼寧為代表的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表現出與東南沿海地區極為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特徵。
本文所關注的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遼寧各職業群體都經歷怎樣的變遷過程？形成了怎樣的職業結構的區域特徵？以及這種特徵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 研究背景
通過職業結構來透視社會結構的變遷是社會學研究的乙個重要視角。職業結構的研究中又可以分為職業類別結構和職業等級結構的研究，關於職業等級結構的研究在國內已經成為社會分層研究的乙個重要的內容，通過職業結構的變遷**中國職業流動和社會流動的特點，李強、仇立平和許欣欣等通過對職業地位、職業聲望的調查，分析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李若建從人口職業結構出發對職業流動進行巨集觀**、以及在相對具體的層次上對區域職業流動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何江，1999，鐘逢幹，袁政 1995，李若建，1997）。關於職業類別結構的社會學研究在國內較有代表性的是通過職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對美國、英國、德國和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李培林2005，陳嬰嬰，1995，於蜀、徐桂瓊1999），以及對國內發達地區如廣東的職業結構與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等等。
總體上，國內關於職業等級結構的研究在社會分層研究的推動下進入到比較成熟的階段，但是在對職業類別結構的研究無論從研究內容還是分析框架還都比較單一，現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與完全市場化條件下西歐職業結構變遷的分析視角「接軌」的，即把職業型別結構的變遷作為乙個相對單純的經濟過程來理解的，這種研究取向的形成一方面表現出以布勞和鄧肯開創的職業結構研究正規化的影響，，但是隨著中國梯度發展格局的由南向北的推進，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再分配體制的核心區域——國有大中型企業高度密集、城市化、工業化基礎相對較高的遼寧，人們發現了東北職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遷表現出的諸多區域特點和非常規性。
那麼遼寧的職業結構、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是否與東南沿海地區具有相同的變遷軌跡，中國社會轉型是在政體連續性背景下的漸進式過程，這種轉型過程在再分配體制的淺水區和深水區是否具有同樣的表現？作為深水區的遼寧其職業結構和社會結構變遷具有何種特點？超強的再分配體制力量形成了特定的職業結構的基礎，對職業結構的變遷過程是否形成了特殊的制度力量的遷拉？
回答這些問題不僅對於我們深刻而具體地理解後改革時期中國社會轉型的複雜性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社會轉型這種與西歐的經濟轉型和蘇東「突變式」社會轉型迥然不同的具有型別學意義的特殊發展道路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同時在具體地把握遼寧的社會轉型過程的基礎上對振興老工業基地也具有現實意義。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與廣東省，浙江省以及全國職業結構變遷趨勢的比較來發現遼寧職業結構和社會結構變遷的區域特點，並且在改革三十年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和計畫經濟的淺水區和深水區的時空上來理解這些特點，同時關注不同的職業群體在這一過程中的不同的變遷軌跡以及不同的命運。本文所用資料均來自全國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②。這三次人口普查資料不僅反映了改革初期，中期和後改革使其三個時點靜態的職業結構，通過對這三個試點的靜態結構的比較則能夠概括出職業結構變遷的動態過程。
二、 遼寧職業結構變遷及與廣東、浙江之比較
在業人口職業結構是指不同職業型別的勞動者在勞動者總體中的比例，職業結構是乙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反映，也是勞動者社會地位與社會境遇的反映。廣東和浙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先頭部隊，三十年來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突出表現在職業結構的變遷過程。根據我國的三普四普和五普人口統計資料，廣東和浙江和遼寧人口職業結構的變遷，可以使我們在能夠清楚地認識和理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南北區域社會結構的差異。
（一）、遼寧職業結構變遷及與廣東浙江的比較
改革初期遼寧和廣東就是兩種不同結構的區域社會，計畫經濟時代，遼寧作為老工業基地是以單位制國有大中型企業高度密集、以採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為主體、以機械製造、軍工、能源和煤炭等主要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群。2023年的在業人口職業分布表現了與廣東和浙江不同職業結構，特別是農業比例和生產工人的比例（見表1），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起來，這種強開放性和快速發展的態勢，迅速改變了中國原有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格局，形成了「乙個國家四個世界」（胡鞍鋼，2001）的局面。這種發展態勢在職業結構變遷上，也表現出了較大的南北差異。
1. 廣東、浙江快速城市化與遼寧的「逆城市化」
農林牧漁業作為第一產業是從事初級產品的生產，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居於基礎的地位，產業結構變遷的一般規律是勞動者首先由第一產業流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一產業由於科技進步和生產管理水平的提高，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就業勞動者的相對比例不斷下降，絕對人數也不斷減少，從發達國家走過的歷程看，勞動者在第一產業就業的比例一般是以每年0.5%的速度減少（袁方、姚裕群，2003）。
廣東、浙江兩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先驅，根據表3.1浙江省的農林牧漁業勞動者所佔比例從2023年的60.52%下降到2023年的34.
45%，18年間下降了26.0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45個百分點。
廣東省的農林牧漁業從業人員從2023年的70.96%下降到2023年的37.55，18年間下降了33.
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86個百分點；這兩個省份的農林牧漁業就業人口均由2023年的約佔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二下降到約佔三分之一。但是與此相比較，遼寧的農林牧漁業在業人口所佔比例在2023年，比當時的廣東低28個百分點，但是到了2023年，遼寧農林牧漁業在業人口不僅沒有下降，相反比例持續上公升，18年間共計增加了8.
88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加0.49個百分點，形成了與城市化趨勢相悖的變遷過程，與廣東和浙江兩省的下降趨勢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遼寧農林牧漁業產業在業人口上公升的原因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絕對的上公升，這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得2023年以後勞動人口極大增長，農林牧漁業在業人口由2023年的764.4萬人增加到2023年的1152.
5萬人，淨增388.1萬人。另一方面是相對的上公升，儘管農村和城市是無差別地迎來了生育高峰期的新增勞動就業人口，但是由於城市人口的就業要受到生產資料和就業崗位的限制，而遼寧的工業在體制轉型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期的全省勞動就業人口的增長由2023年的1779.
2萬人到2023年達到2223.4萬人，僅僅增加了444.2萬人，在全省淨增的勞動人口中87.
4%為農林牧漁業勞動人口。
2. 廣東、浙江兩省的快速工業化與遼寧的「後工業化」特徵
產業工人主要是在國民經濟中居於核心、骨幹地位的製造業、採掘業、建築業等生產領域，作為第二產業，其發展水平是乙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實力的反映。第二產業勞動者所佔比例的變化一般表現為上公升和下降兩種趨勢，一般在產業革命中在業人口比例不斷上公升、工業迅速發展，表現為工業化過程，它能帶來高速的經濟發展，能提高城市的生活水平，但是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增長，一般達到佔40-50%的高水平後又會開始第二個過程；這就是下降過程，隨著工業有機構成的提高、先進技術的應用和傳統工業部門的淘汰、新興工業的興起等等，工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工業物質產品數量極大，在工業部門就業的人數逐漸減少，工業就業的比重由提高到逐步下降，形成第二產業勞動者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
從2023年的統計資料來看，廣東省的工業基礎還相當薄弱，其在業人口的比例僅佔在業總人口的16.68%，但是經過18年的經濟發展，到2023年已達到了佔35.08%.
上公升了18.4個百分點；浙江省生產工人就業人數18年間年也上公升了10.48個百分點，這兩個省份的工業在業勞動者的比例比2023年全國平均比例的15.
83%高出一倍多。顯示出了這兩個地區工業化過程的勃勃生機。
與此相反，遼寧第二產業在業人口所佔比例卻是逐漸下降的過程，從2023年的佔35.24%下降到2023年的佔20.56%，18年間共計下降了14.
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82個百分點（在2023年美國第二產業所佔比例為31.7%到2023年下降到25.
8%，在71年間下降了5.9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0.083個百分點）。
3.遼寧商業服務業人員所佔比例增長緩慢
遼寧商業服務業人員所佔的比例，18年間由佔7.91%上公升到佔12.38%，僅僅上公升了4.
47個百分點，同期浙江省上公升了11.23個百分點，廣東省上公升了10.02個百分點，這兩個省份由原來的落後於遼寧3個百分點，變成了領先3個百分點左右。
在業人口職業結構的分布是在乙個確定的圍內比例的增大和縮小，這種變化受到各種相對因素的制約，為了能夠更清晰而深刻地認識遼寧職業結構，我們進一步考察了各職業在業人數增長速度的變化趨勢。
（二）、遼寧各職業在業人口增長速度及與廣東、浙江的比較
在業人口的增長速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職業結構的分布，通過對這種增長速度的描述可以使我們更清晰地發現遼寧與廣東浙江兩省職業結構變遷過程的極大差異（見表2）。
1. 遼寧第三產業增長速度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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