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論詩以情性為本位，重視詩歌藝術形式的功能價值，這兩方面共同構成其主情論詩學思想的主體。基於此，他還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畫會之詩總不似等詩學見解。
在與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遊的背景下，李流芳論詩既與公安、竟陵相類，又通過客觀意義上的對明代詩學資源的批判性繼承糾補了二派詩學的缺失，由此顯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鮮明的詩學立場及人格范型，這便是李流芳詩學思想的文學批評史意義之所在。
關鍵詞：李流芳；詩學思想；明代詩學；批評史意義
作者簡介：李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李流芳（15751629），字茂宰，一字長蘅，號檀園，又號香海、泡庵、蘿壑先生、六浮道人、慎娛居士等，明南直隸蘇州府嘉定縣南翔鎮（今屬上海）人。萬曆三十四年（1606）舉於南京，之後他數次北上公車不第，身心益疲。天啟二年（1622），流芳再次赴考，抵達京郊時驚聞遼東戰事不利，國勢垂危，愈加悲觀，遂棄考而返，絕意仕進。
流芳善詩文，工書畫，精通印刻，與同鄉名士唐時公升、婁堅，以及僑寓嘉定的徽州休寧人程嘉燧稱嘉定四先生，又與崑山名士歸昌世、王志堅並號三才子，與董其昌、楊文驄、程嘉燧、王時敏等合稱畫中九友。李氏有《檀園集》十二卷及若干書畫、印刻作品傳世，其課徒山水畫稿收入《芥子園畫傳》。
施蟄存先生將嘉定四先生定義為明代最後乙個詩派①，作為四先生之翹楚的李流芳不僅詩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間②，他所持的詩學思想亦頗足注目。本文旨在深入闡析李流芳詩學思想的內涵、特徵及其內在體系，並主要通過細緻論述其詩學思想與明代詩學資源，特別是與公安派、竟陵派詩學的複雜關係，來探求李流芳詩學在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意義③。
一、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
李流芳論詩主乎性情，從本體的高度對詩歌的抒情性質予以確認成為其詩學思想展開的邏輯起點。《沈雨若詩草序》一文較為集中地反映了李流芳詩學的情性本位。序云：
夫詩人之情，憂悲喜樂無異於俗，而去俗甚遠，何也？俗人之於情，固未有能及之者也。雨若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人，常若不盡。
吾知雨若之於情，深矣。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長言之不足，從而詠歌嗟嘆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
&&餘嘗愛昔人鍾情吾輩之語，以為不及情之於忘情，似之而非者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以至於忘，則非不及情者能近之，而唯鍾情者能近之也。（注：
李流芳：《檀園集》卷七《沈雨若詩草序》，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引文中，李流芳特別指出了詩人之情與普通人感情的異同。夫詩人之情，憂悲喜樂無異於俗，憂悲喜樂作為自然人性的發露，是詩人與俗眾共通的情感。然而，詩人之情又去俗甚遠。
他認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俗人之於情，固未有能及之。俗人不及情的言下之意就是詩人及情。及與不及一方面指詩人的主體情感超乎俗人之上，表現得尤為深厚，而偏至、坦率往往是這種深厚感情的特質所在。
正因如此，流芳滿懷稱許地將詩友沈雨若描繪為居然羸形，兼有傲骨，孤懷獨往，耿耿向人，常若不盡的情深之人，傲骨與孤懷突顯出其情之獨特偏至，耿耿與不盡表明了其情之坦率真切。及與不及另一方面指情感自內心產生或變化時，詩人能自覺地察識到情感的存在與躍動，俗人則不然。俗人之於情，固未有能及之的說法實取自《世說新語》當中記載的一則典故：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注：劉義慶撰，朱鑄禹匯校集注：
《世說新語匯校集注》下卷《傷逝》第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545頁。)聖人託全副身心於大道，擺脫了感情的困擾；庸下之人奔忙俗務，渾渾噩噩，絲毫沒有意識到自我情感的流露變化；只有我輩專注於情，一往而情深。流芳認為典故中的不及情與情之所鍾正好可藉以說明俗人與詩人在自我情感覺察、感知程度上的差異。
俗人對內心自然表露的情感沒有自覺的認知；詩人卻能時刻專注於自身的情感，自覺而敏銳地體認到情感的狀態及其變化過程。與此同時，李流芳還對典故中的聖人忘情與最下不及情從根本上作了區分，認為兩者似之而非，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以至於忘，情感發露到極致後，窮盡而返，終歸於本真，方能忘情。當然，流芳也意識到似乎只有聖人才能企及的絕對化的忘情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卻絕不是不及情者所能接近，唯鍾情者能近之。
這就為情感專注說及其主情論詩學的展開找到了哲學上的合理性。正是在辨析異同、疏解意涵、歸納演繹的基礎上，李流芳提出了其詩學思想的核心主張：夫詩者，無可奈何之物也。
長言之不足，從而詠歌嗟嘆之，知其所之而不可既也。詩歌就是詩人情至深處，自然而發，亦不得不發的產物。很顯然，持此核心主張的李流芳論詩以情性為本位，因偏至、坦率而愈加深沉是詩人情性區隔於普通人感情的應有之義，而高度自覺的自我情感專注意識亦為詩人所獨有。
李流芳的情性本位詩學觀還體現在有關其詩歌創作實踐的述評中。李宜之在《檀園集後序》中轉述叔父流芳之語云：予（流芳）少沉於科舉之業，學無根本，不能通經，見汝父為詩，竊私喜而習之。
顧視一時所號為詩人，其嘲戲風月，以取歡流俗者，意頗不屑為之伍。&&生平往來燕齊，及遨遊吳越山水間，見夫林泉氣狀，英淑怪麗，與夫風塵車馬之跡，人世榮枯之感雜然有動於中。每五七其句讀，平上其音節，而為詩。
年來將毋十畝，退而灌園，朋舊過從，發憤時事，和汝唱餘，篇什稍多。（注：李流芳：
《檀園集》卷末李宜之《檀園集後序》引李流芳語，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程嘉燧《李長蘅檀園近詩序》亦雲：餘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己泛愛，才力敏給，往往不自貴重。
&&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盡見。&&因每與長蘅兄弟及正叔輩相對竊嘆，以為吾儕雖不逮古人，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於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時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注：
程嘉燧：《松圓偈庵集》卷上《李長蘅檀園近詩序》，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真率、獨至的情懷逮與物遇，自然而然，發以為詩，這既顯示了李流芳的詩學主張，更是他在情性本位詩學觀指導下的創作現實。
正因如此，流芳對自己的詩歌作品往往不自貴重；以此觀之，那些本於嘲戲風月、取歡流俗之用的詩歌創作必然遭到流芳的輕蔑與不齒。
流芳論詩以情性為本位，他的這一詩學觀正是其人生價值觀念在文學領域的投射。流芳曾通過賦詩表明心跡：自古鍾情在我輩，僕本恨人諳此味。
（注：李流芳：《檀園集》卷二《戲贈吳鹿長》，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
）鍾情在我輩的出處及其意涵在上文已作論析，此處不再贅述；僕本恨人語出江淹《恨賦》：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唸古者，伏恨而死。（注：
江淹撰，胡之驥注，李長路、趙威點校：《江文通集匯注》卷一《恨賦》，中華書局2023年版，第7頁。)流芳在詩句中化用此二典故，意在表明自己多情善感，因之而倍覺人世間志意難就、憾恨尤多，遂以抱恨失意之人自許。
若干年以後，他在《沈巨仲詩草序》中回憶道：餘往時情痴，好為情語，有無題詩數十篇。嘗自命曰：
『僕本恨人，終為情死。』至取二語刻為印記佩之。無何而自笑其痴，今遂如昨夢不復省矣。
豈餘之道力進耶？亦世故耗之也。（注：
李流芳：《檀園集》卷七《沈巨仲詩草序》，明崇禎二年謝三賓刻清康熙三十三年陸廷燦補修嘉定四先生集本。）從表面上看，這是流芳對於往昔痴情之舉的自我反省與否定，但如果將此處與接下去流芳稱賞巨仲之多情的文字關聯起來，便可知所謂的自笑其痴、昨夢不復省只不過是流芳在愈發體認到自己的情痴之舉與生計世故格格不入後的一種自我嘲戲，其根柢上並未放棄多情、鍾情的價值取向。
而這樣一種價值觀反映在詩學領域，自然要以情性為歌詩之本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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