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社會的信任模式論析

2022-10-11 20:33:10 字數 3753 閱讀 9157

【 **關鍵詞】傳統社會;信任模式;本土化   【**摘要】信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要素之一。研究信任、探索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信任結構,構建一種適合當今社會發展的信任模式,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國傳統社會的信任模式既不是完全普遍主義,也不是完全特殊主義,而是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以血緣、親緣為中心,以實用理性為核心,以差序、差等為結構,具有邊界彈性和"兩極性"的關係主義信任模式。 西方學者在論述中國的傳統信任模式以及信任對我國社會心理和社會結構的影響時,往往將中國的傳統信任模式歸結為是血緣性、情感性、人格性的特殊主義信任(特殊主義信任是指以血緣、親緣、地緣等先賦性的社會關係為基礎而展現信任傾向和信任行為的信任模式)區別於建立在信仰、業緣、契約關係基礎上的普遍信任。特殊主義的信任總是與不信任相伴而生,即人們只信任"自家人"、"熟人",而不信任"外人"、"陌生人"。

這種信任是狹隘而排他的,人們天生就把他人劃分成了"局內人"和"局外人",並且從根本上對這兩種人採取不同的信任態度。這種態度導致特殊信任模式下的信任半徑狹小、信任關係單

一、固定。從這一概念出發,韋伯、漢密爾頓、福山、高偉定等學者都認為中國是乙個典型的特殊主義信任的國家。 這種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分析以及基於這一分析而做出對中國社會的判斷,雖然在抽象層面上回答了我國傳統社會的信任模式及其特徵,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這一回答遺漏了中國文化背景中的幾個核心詞彙:

關係、實用理性、"推"、整體性等,從而表現出一種靜態性、偏頗性。為了更好地說明中國社會人際的特殊主義信任的"特色",下面我們將結合以上核心概念對我國傳統的信任模式進行分析。   一、關係本位的信任架構在進行中西方社會人際信任對比和討論彼此之間的差異時,很多西方學者都沒有脫離西方個人主義的文化背景來理解中國文化中的"關係"以及由關係所產生的信任,沒有對中西文化中關係的不同內涵及運作模式進行區分,從而導致了對中國社會人際信任的理解的偏差。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西方社會中"關係"的差異,我們可以借鑑一些學者在其他領域或學科研究中早已提出並區分的相似概念,如桑普森提出兩種源於自我與非我邊界的性質不同的個體主義:"自足式自我的個體主義"是一種邊界堅實、標記清晰、強調個人控制和排他性的自我概念;而"包容式個體主義"的邊界是流變的,且標記含混,其所強調的是場域對個人的權利和控制以及包容的自我概念,這種自我的邊界並不那麼清晰堅實,但可以將他人納人邊界之內。馬庫斯和北山在研究文化差異的基礎上,提出了"獨立性自我"與"互賴性自我"的分析框架。

他們認為,從西方人的觀點來看,個體應是指以自我的特性與他人區別的、自主的實體,強調個體內在特徵的完整性與唯一性,在此基礎上表現出與他人的區別性與獨立性。它激勵和推動個體去發展獨特的自我潛能,表達個體特殊的需要和權利,展示個體與眾不同的能力;而許多東方文化中具有保持個體之間相互依賴的機制,自我的特點在於與他人的相互依賴,東方人的"自我表徵"處於自我與某些特別的他人的聯絡之中。因此,個體行為只有在特定的社會聯絡中才有意義。

中國學者楊中芳提出在"自我"範疇之內區分"個己"與"自己",前者代表以個體身體作為自己與別人界限的標誌的自我,後者則代表一種不但包括個體的身體實體,還包括一些具有特別意義的他人(即自己人)的自我。 借用以上論述,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西方社會中的關係是獨立個體之間的聯結,這種聯結的狀態是很單一的,有關係就是有關係,沒關係就是沒關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雖然人們之間的關係可以通過交往而擴大,但這種擴大往往是自己親自加人的結果,需要自己投人一項行動、乙個團體或乙個政黨等。

而在中國卻不同,中國社會的人際實質上是乙個關係網,這種關係網的存在使得交往主體兩兩之間的關係具有了一種複雜性、混合性,從而表現為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而這種混合性關係網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於中國人人際關係構建中的"拉"與"做"。一些華人學者的研究提及了這種方式,如喬健總結了中國人建立和維持關係的6種方法:

襲(承襲已有的關係資源)、認(主動與他人確認共同的關係基礎)、拉(沒有既有關係或既有關係太遠時努力拉上)、鑽(通過各種手段接近權威人物)、套(套交情、套近乎);楊美惠發現人們主要採用三種方法來發展關係:請客、送禮、做人情。這說明中國人可以通過自己也可以利用"拉"與"做"的方式和沒有關係的陌生人、更遙遠的其他人進行聯絡,人們互相"拉"與"做",結成了乙個關係複雜的網路 。

正是這種"拉"與"做"的存在,使得中國社會的人際信任不再全然束縛於先賦性的血緣與地緣,從而具有了擴張的無限可能性。因此,福山關於中國人際信任半徑狹小的論述是不確切的。 我國的一些學者雖然認識到了中國社會中的關係和西方社會中的關係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有些學者往往為了行文的方便而按西方一些主流學者的模式進行論述。

另外一些學者雖然對這兩者之間的不同進行過闡述,但他們論述的重點是"這是中國人際信任的特點之一",卻沒有注意到這種特點所帶來的我國信任模式的"伸展",即沒有注意這一特點所帶來的結構性的影響。   二、實用理性的信任核心如果說很多學者對於"拉"、"做"關係只是論述不充分的話,那麼他們對於中國社會人際關係中的"實用理性"則可以用忽略來形容。很多學者在論述中國人構建人際關係所持有的核心價值時,往往只注意到了中國是乙個倫理道德的國家,認為在關係的延續和構建中,"人情"、"關係"、"道義"等等價值標準是主軸。

但筆者更認同(特別是在"拉"與"做"關係的過程中,因為"拉"與"做"牽涉的往往是陌生人或遙遠的他者)李澤厚先生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如果說,血緣基礎是中國傳統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原,那麼,實用理性便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它(實用理性)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構成了一種性格一思想模式,使中國民族獲得和承續著一種清醒冷靜而又溫情脈脈的中庸心理"。這一觀點被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所證明。

如彭泅清通過調查發現,中國人在人際信任構建中,相互信任的程度,並非取決於雙方關係中所包含的先天的聯結(如血親關係)或後天的歸屬(如同學、同事關係),而主要取決於兩人之間實質關係的好壞,這種實質關係的表現是利益。楊國樞和黃光國等人從區分不同關係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人的信任關係中有一部分是利益交換和工具性的。他們指出,中國人對家人講責任原則、對熟人講人情原則、對陌生人講利害原則(雖然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們將會闡明這種區分的不合理性,但其依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人信任關係的實用理性特徵);黃光國從同樣的角度出發把人們交往的物件分為"家人、熟人、生人",指出人們處理這三種關係的原則分別是:

情感性關係、混合型關係和工具性關係。由此,我們發現中國人的信任關係不是單純的依靠"倫理"、"情義"等價值因素運作,同時,更應看到這一調查所難以呈現的東西-那就是倫理道德、人情之所以對親人、熟人間的行為有框定作用,也是在於這種倫理道德具有分配資源、獲取資源的能力。一旦發現道德不能為自己的利益提供支撐時,人們就會經常性地拋棄它,中國歷史上的宮廷鬥爭以及家族矛盾可以給這一結論提供無數佐證。

因此中國人的信任關係的核心是實用理性,但這種實用理性沒有表現為即時的物物等價交換,而是呈現為時間、空間、價值位移上的"報恩"、"禮尚往來"而已。中國人這種深層的實用理性心理的存在,一方面促使人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斷向外擴充套件自己的社會交往,另一方面導致在沒有外在約束的條件下,中國人較容易為利益拋棄情義。也正是因為這一文化,上述的"拉"、"做"關係的現象才會在中國社會中廣泛存在,中國社會人際的信任邊界才具有如此強大的延伸性,信任模式才會如此多樣和靈活。

  三、可"推"的信任特質之所以說楊國樞和黃光國把中國人際交往中的物件劃為"家人、熟人、生人"的方法不夠合理,是因為這種劃分方式同樣把中國人的信任邊界固定化了,抹煞了中國文化中的另一重要特徵-"推"。關於這一點,費孝通先生的觀點獨到而精闢。其在《鄉土中國》中指出:

"我們的格局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絡。

""我們社會中最重要的親屬關係就是這種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親屬關係是根據生育和婚姻事實所發生的社會關係。基於生育和婚姻所結成的網路,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無窮的人,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人物。

""在我們鄉土社會裡,不但親屬關係如此,地緣關係也是如此","孔子的道德系統裡絕不肯離開差序格局的中心"。很多人都引述過這一段話,但他們往往忘了費孝通接下來的話:"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紋波浪向外擴張的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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