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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我國直選制度發展的思考二
其實，除了城市地區以外，一些發達的農村地區也是可以優先推進直選制程序的。經過最近10多年來鄉村直選的訓練，農村選民的政治素質有了很大提高，已適於更高層級直接選舉的要求。據2023年一項有關鄉鎮選民的調查顯示，大多數選民已有較強的權利觀念和民主意識，參選的積極性高、主動性強。
其結論是，當代中國鄉鎮選民儘管存在對有關法律法規了解甚少、法盲比例較高等問題，但他們的角色意向結構及其水準與數年前相比確有提高和長進， [17] 可以說，中國發展很快，中國農村選民的變化也很快，若用5年或10年前的眼光看今天的農村選民勢必不合時宜。當然，各地農村的發展並不平衡，組織選舉的水平也參差不齊。故可以允許一部分條件較好的農村地區與城市一起優先推進直選，從而為在農村地區普遍推進直選積累更有參照價值的試點經驗。
如今不少人因農村直選比城市居委會選舉還熱鬧而倍受鼓舞，似乎從中看到了中國民主化的進步很可能也像中國革命和中國經濟改革那樣出現「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但是我們認為，農民在最影響其切身利益的村委會選舉中所表現出的參選熱情和素質，未必就意味著他們能立即適應高層直選的要求。因為人大代表的層級越高，其活動就可能與人們直接而切身的利益相距越遠，這時，直選對選民政治素質的要求也就越高，而作為整體，農村仍與城市有不小的差距，所以整體上農村在直選的推進上仍應稍慢於城市一步。
當然，將來隨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逐步改革乃至取消，隨著城市化程序的加快，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刻意放慢農村選民直選層級的提高會不合時宜。
可見，未來中國推進直接選舉穩步發展的最佳戰略就是漸進加優先。為了簡化設計，我們下面主要以直轄市、一般城鎮和農村三者為主體，根據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和趨勢，具體構想了它們在21世紀發展直選制的漸進加優先5步走戰略。這裡略去了民族自治地區和一些職業或界別團體(如軍隊、僑胞等)的直接選舉問題，它們的選舉如果要優先發展，可以參照直轄市或一般城鎮的模式推進。
其它有條件的地區(並不受城市、農村等區分的影響)，若要優先發展，也可參照直轄市或一般城鎮的步驟。第一步的起始時間，我們認為越早越好，最遲不要晚過2023年，否則我們就會又錯過乙個推進直選制發展的大好時機。每一步的時間大致是5-10年，平均應該是7-8年。
為了避免過於機械，我們不再給出第一步以後每一步的具體時間界限。
第一步：可以不分地區地做到地級市人大代表直選，直轄市甚至可以做到讓選民直接選舉該市人大代表。直轄市可將市及其市轄區兩級直選同時進行。
其它省、自治區的縣區與地級市或區兩級直選同時進行。
第一步不分城鄉將直接選舉統一提高到地級市，這是因為如前所述，農村的公民完全具備直接選舉地級市人大代表的素質，並且農村到那時已有20年縣級直選的組織經驗。
同時，中國直轄市的情況比較特殊，直轄市的城區選民建國以來一直只能行使對所在區的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權。而相比而言，中國的幾個直轄市基本上是全國經濟、政治和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公民的政治素質較高，他們完全可以直接選舉直轄市人大代表。如北京市，2023年全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2460.
5億元，比上年增長11%，經濟增長率連續四年穩步上公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2萬元(折合美元2700美元)，比上年增長10.
3%，比2023年增長55%.全面完成了「九五」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五年間，全市經濟年均增速達到10 %;全市國內生產總值累計超過10000億元，比 「八五」時期增加1.2倍(現價)。
[18]上海與北京總體發展水平大體相似。天津和重慶的總體發展水平比不上北京和上海，但就純城市經濟發展而言，應當說其水平仍可算較高之列。2023年時，在根據10項社會指針對世界主要城市的綜合評價，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當時還未成為直轄市)四地的得分分別為58、57、51和43，位次分別為26、27、41和68.
它們人均gdp(美元)分別是1558、1857、1146和1034. [19] 重慶變成直轄市後，人均水平有所下降， [20] 但經濟發展勢頭很好。據統計，2023年重慶市實現國內生產總值1590億元，按可比**計算，比上年增長8.
5%，增幅比全國水平高0.5個百分點。 [21] 所以我們主張在城市優先中直轄市更優先。
直轄市下的農村地區也比其它一般的農村地區要發達，且其選民如今一般沒有直選地級市人大代表的任務，所以也可被允許在這次選舉中直接選舉直轄市人大代表。這可為其它地區以後組織城市和農村選民直選省級人大代表提供經驗。只是重慶市所轄的農村地區相對較落後，可以暫緩直選重慶市人大代表，但也可以當即實行，為將來相對落後的農村地區推行省級直選提供更有價值的經驗。
應當注意的是，一旦實施上述步驟，選民就要在一年之中既選縣或區人大代表，又選地級市或直轄市人大代表。如果分別舉行選舉，就會給選民造成麻煩，也給選舉的組織與管理增加難度。因此，我們主張，各地可將區、縣或縣級市與地級市或直轄市兩級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合為一次進行。
只是選民在選舉時要投兩張選票，一張選縣級人大代表，另一張選地級市或直轄市級人大代表。這會給選民增加一點難度，但是只要做好組織工作，選民就可以投好票。
第二步：可先讓城鎮選民直選省級人大代表。這時省級人大代表中的一部分由城市選民直接選出，另一部分仍由農村選民選出的那些地級市人大代表間接選舉產生。
在城市地區，可讓區縣或縣級市和地級市兩級直選合併進行，省級直選稍後進行。
我們曾主張，中國城鎮與農村近期可以實現省級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因以外還在於，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一級平均人口為3750萬左右，平均面積為30萬平方公里。這大體相當於英國等中等國家的規模。
若按單名制和人口標準劃分選區，每選區人口大致為9萬左右，選區規模也與英國等國家的選區相當。這就是說，近期省級直選制的推行在空域與人口規模上是完全可行的。 [22] 現在則考慮到農村選民的實際政治素質畢竟比城市選民相對較低，他們剛剛熟悉市級直選，恐怕難以馬上適應省級代表的直選，因而第二步戰略就暫不把省級代表的直選權賦予農村選民。
城鎮選民可以直選省級人大代表。依照現行選舉法的規定，城鄉一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之比為1：4(隨著中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將來這一比例應該逐步降低至1：
1)，省級人大代表的一部分就將由城鎮選民直接選出，另一部分則仍由地級市人大代表間接選出，但並不是由所有的地級市人大代表直接選出，而只能由各地級市人大中那些原由農村選民直接選出的代表選舉產生，這是保證農村選民相對平等代表權的必要制度。
城鎮選民一旦擁有直接選舉省級人大代表的權利後，就會出現省、地級市和區縣或縣級市**直選同時到來的問題。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也為了減少一次選舉中選民負擔過重的問題，還因為省人大農村代表的選舉必須在各地市人大農村代表選出後才能進行，我們建議，仍將地級市和區縣或縣級市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合併進行，而將省級人大代表的直選安排在市、縣級直選之後，兩者相隔最短大致半年左右，以免選民產生厭煩情緒。
第三步：農村選民也可直選省級人大代表，這樣，省級人大代表就可全部實行直接選舉。同時，直轄市選民可以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
此時可考慮，在直轄市，區、縣或縣級市與直轄市兩級直選要合併進行，全國人大代表的直選稍後進行。其它地區，縣級直選和地級市直選依舊合併進行，省級直選稍後舉行。
2023年後，中國將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23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億以內，人民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地區發展差距大大縮小，城鄉建設有很大發展，初步建立起規模、結構和布局均合理的城鎮體系。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明顯上公升。
尤其是農業現代化建設將登上乙個新台階，商業化、專業化程度明顯提高，農民收入顯著增加，農村將全面實現小康水平。 [23] 再加上農村選民已參加兩屆地級市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直轄市已組織了兩屆直轄市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城鎮也已組織過一屆省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因此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裡賦予廣大農村選民以省級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權是完全必要和可行的。
屆時，中國的直轄市將率先達到中等發達國家首都及主要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如北京市2023年的總目標就是使全市綜合經濟實力、社會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達到中等發達國家首都城市的水平;按2023年的**計算，2023年北京的gdp將達5400億元，人均gdp將達43600元(約5000多美元);三大產業的比重將為2.7 ：
34.2 ：63.
1. [24] 至此，直轄市級直選已進行兩屆，直轄市完全有條件率先實現直選全國人大代表的目標。
第四步：可讓一般城鎮選民直接選舉全國人大代表。另外的全國人大代表仍由各省和自治區人大原由農村選出的代表選舉產生。
經過兩度直選省級人大代表後，城鎮選民便可直選全國人大代表。那時，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將有較大幅度的降低，這樣，全國人大中大多數代表將由直選產生，只有少部分代表仍由各省、自治區人大中的農村代表選舉產生。這樣可考慮仍將縣級與地市級直選合併舉行，在農村地區，省級直選仍稍後舉行，而在城鎮地區可將省和全國人大代表的直選合併舉行。
第五步：農村選民也可直接選出全國人大代表。
關於2023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中國不少經濟學家充滿信心。如衛興華曾指出，中國已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只要能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增長，到2023年，人均gnp有可能達到4000美元，如果到2023年再翻一番，就可達到8000美元，遠遠超過原定下個世紀中葉才達到的人均5000美元的目標。 [25] 也許上述估計過於樂觀。
即便保守一點預計，2023年後，中國的經濟如果不能以8%左右的速度增加，而是以7%的速度遞增，到2023年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基本上能達到3500美元左右。再過10年左右的時間，就可基本達到人均5000美元的目標。
在第三章中我們曾提到，一些經驗研究證明，人均gnp在1600-3500美元之間的民主制國家很可能不穩定，但3500美元以上則會趨於穩定，5000美元以上，通常會非常穩定。因此，此時，普遍推行全國人大代表直選制的條件應該是基本具備的。何況到21世紀20-30年代，那時的農村人口可能僅佔總人口的很少一部分，文化素質又有更大的提高，並且農村也已兩度直選省級人大代表，完全能適應全國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
此後，就可統一考慮將區縣或縣級市和地級市兩級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合併舉行，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全國兩級人大代表的直接選舉也合併進行，而且最好兩種合併的選舉應分在不同的年度進行。
從上述步驟中，人們也許看到了加快中國直選制發展的一線希望。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直選制的發展實在太複雜，的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如果不是這樣具體地**一下，我們可能根本想象不出其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其實更艱鉅的還不是設計出乙個切實的步驟，而是為此對直選制的具體制度所應作的改革和完善，以及相關制度的配套和社會環境的建設。
正因為如此，我們再次強調，上述步驟並不是完全固定化的，它們僅僅是參照性的，應容許根據具體條件的變化而作相應的調整。當然，一旦這些步驟確立下來，各方就應切實採取措施盡力保證它們能順利向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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