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證考選的公正與客觀，科舉考試中所形成和建立起的迴避、保密等一系列制度也是頗具借鑑價值的。
科舉制下的迴避制度，歸納起來不外兩種型別:籍貫迴避與親屬迴避。
籍貫迴避:指本籍人不任本籍官。早在漢代的「三互法」中便有籍貫迴避的內容。
科舉時代，這種迴避越發複雜。如明代不僅郡縣守令要迴避鄉邦，而且有時還限制同一籍貫者不許在同一機關中任職，甚至某些官不由某籍人擔任的特殊規定。再如清順治朝規定，外官及戶、刑二部司官須迴避本省，教職須迴避本府。
康熙時規定外任官在本籍五百里之內者，即需迴避。本籍迴避還包括對祖籍和遊幕過地方的迴避。如清道光時，戴三錫為順天大興人，祖籍江素檀徒，初欲遷江寧布政使，因迴避祖籍，故只好調任四川（《清史稿·戴三錫傳》）。
親屬迴避，指婚姻之家、親屬之間不得互動為官。科舉考試的親屬迴避，濫觴於唐，制度確立於北宋。其規定，凡省試考官、州郡發解官和地方縣官的子弟、親戚乃至門客，應試必須迴避，另派考官設場屋考校，稱為「別試」，或曰「別頭試」。
科舉制後期，親屬迴避更臻細密。明代不僅規定親屬之間彼此引避，而且兄弟、同族也要避嫌，原則是「以下避上」。另規定，大臣子弟不得任言官，不得參加殿試，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等等。
清代親屬迴避，尤重科道官。如順治朝題準，現任三品以上堂官子弟不得考科道；若父兄赴部候補，而子弟現任科道者，查照資俸，調吏部主事。康熙朝考選科道時曾規定，京官三品以上子弟即不與考選，總督、巡撫子弟亦不准考選。
清代還規定，大臣子弟不得充任軍機章京等等。
科舉考試的保密制度建立，始於北宋。其具體做法主要有:
鎖院制度。即將負責考試的**鎖宿於貢院，不得回家，不准見親友或與院外臣僚交往。這實際是採用隔離法以達到保密之目的。
封彌制度。「封彌」又作「彌封」，亦稱「糊名」。簡單說，就是把試卷密封起來，糊去舉子姓名，使考官「莫知舉子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用情於其間」(《歐陽文忠公集·奏議集·論逐路取人札子》)，以「革容私之弊」(《歸田錄》卷二)。
謄錄制度。此為補充和完善封彌制而建立。「謄錄」就是抄寫試卷。
舉子的親筆試卷稱「真卷」，謄錄後送封彌官存檔．謄錄的卷子稱「草捲」，送給考官評閱。由於考官定等時看到的已不是真卷，「認識字畫之弊始絕」(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二)。
以上的各項制度，自宋以後一直沿用。而這些做法，即便在當今考試中，仍然不失其使用價值。
二科舉制度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於由它所造成的畸形發展的讀書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義。在中國歷史上，把讀書和做官相鏈結的思想出現很早。春秋末，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在這方面作了一次集大成性的總結，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思想(《論語·子張》)。
應該承認，在當時這一思想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它是對世官制最徹底的否認。世官制以後的各種佔主導地位的選官制度，基本上都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制定，並為實現這一思想而服務。比較而言，科舉制對此思想的貫徹最為全面也最為徹底。
在科舉制下，讀書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廣大士人終生按照「苦讀一一應考一一人仕」的模式奮鬥，「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唯讀聖賢書」；他們追求功名，懷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日夜為進入「官」的行列而苦心鑽營。其結果，必然導致官本位的惡性膨脹:
社會上一切皆以宮為中心，以官為轉移；有官便有一切，丟官便失去一切。
官作為權力的代表，受到人們的景慕、嚮往，這本是人之常情。不過，在中國古代，對官的追求，除了要享有特殊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之外，還包含著更為直接的經濟原因，即做官發財一一做大官發大財，做小官發小財。大家知道，官吏只是從事社會管理的公職人員，其本身不能創造社會財富。
任何乙個社會，不能沒有管理人員，但如果此輩過多，比例失調，也必然要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尤其智力階層，本是社會成員中思維力創造力最強的部分，若他們一味追求做官，而不將力量投入到與創造社會財富(包括物質的精神的兩方面)直接相關的勞動中去，其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然而在古代中國，情況恰恰相反。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裡的「讀書」，即「做官」的代名詞。讀書人經十年或幾十年的寒窗之苦，甚至遭受種種恥笑和侮辱，但應試求官之心，皓首不滅。
讀書做官，就高人一等；而從事工商實業，諸色方伎，則被視為下九流的賤業。特別是把屬於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也統統當作歪門邪道，不屑一顧。當然這種讀書做官的道路，是古代統治者為鞏固自己的政權而精心設計的。
據載，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後端門時，見到新取的進士們乙個個排著隊，規規矩矩地走出去，高興地說:「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唐摭言》)意謂天下英雄都落人我的圈套了。
可見，讀書做官之途，正是統治者設下的陷阱。對此，古人實際上早已指破其中的奧妙一一所謂「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是也！隨著科舉制的成熟發展，讀書做官的道路曰益凝固化，與之同時俱來的官本位主義也曰益嚴重化。
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從先進變後進，從文明變愚昧，與此關係甚大。
科舉制度的推行，特別是八股取士，還帶來了學用脫節輕視實際才能的弊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為了維持皇權的「萬世一系」和封建等級社會的長治久安，特別重視以明人倫為核心的道德倫常教育，並使之與選官制度相結合，而盡家的經典，則是實施這種教育的基本教材。誠然，在古代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為適應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點有所變化，內容也有所增益。
但不管如何變化、增益，這種教育總體上存在乙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學用脫節，輕視實際才能。由於治才教育與選官制度緊密相關，所以古代的官吏選拔也就不能不具有這一弱點。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從統治者方面來看，他們確定儒家經典作為基本教材，儘管不無尊儒崇經的意願，但首要的目的卻是為了鉗制思想．為此，甚至連對儒經的注釋也要統一。這樣，無論是經學還是理學，都成了「日用少而畜德多」的脫離實際的教條，禁錮思想的桎梏。而且時代越後，情況越嚴重。
二是從文人學士方面來看，當政者既然「以利祿勸儒術」，他們也就「以儒術徇利祿」，把「四書」、「五經」當作人仕的敲門磚，根本無意**「微言大義」，更談不上身體力行。表面看起來，這些人似乎也能大講特講所謂的「經邦治國之道」，但全是紙上談兵，無補於實際。
毋庸諱言，科舉時代治才教育中並不是截然沒有一點經世致用的智慧型教育內容。當時的統治者針對學用脫節和輕視實際才能的弊端，也曾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例如，明代先後採用了三種辦法:
一是建立「歷事監生」制度，即讓畢業的國子監生在規定的時間裡到有關衙門去實習，以取得實際工作經驗，具體又分為「正歷」與「雜歷」兩種。二是設立「觀政進士」，即讓新科進士在正式任官前帶著使命去衙門工作，以熟悉政務的過程。三是頒行《新官上任須知》，即將新科進士初任職時應注意的問題一一開列，標明易發生弊端之處，以補其經驗不足，防患未然。
應該承認，這些補救措施，確實起了某種積極作用；但也要看到，這種作用並不具有突破的性質，僅僅治表而不治裡。唯其如此，中國古代從人才教育到官吏選拔一貫到底的學用脫節、輕視實際才能的弱點一一特別是被科舉時代推向極致的這種弱點，作為一項沉重的歷史教訓，就格外值得我們認真記取。
古代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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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明代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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