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總存在這麼乙個時刻,當家族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僅僅依靠資本所有者個人的經營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無法使得資本得到進一步增值時,就面臨轉換經營管理模式的可能。轉換經營管理模式是指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規模、方式、人員以及企業資產構成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界定家族企業轉換經營管理模式的臨界點,並不是以衡量家族企業資產的多少或規模的大小,而是以企業所有者個人經營管理能力或家族合力,已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為標誌。
一般能夠作出選擇的有以下幾條路徑模式:
1.降低企業發展速度,將企業的發展規模與個人的經營管理能力或家族的合力相一致,保持家族企業性質不變,即努力維持企業現狀。
2.將家族企業的資產或不同職能部門化整為零,並分別交給家族內最親近的人各自進行經營管理,即俗稱分家。
3.在企業或社會中,選擇已通過長期觀察具有良好道德品質並具有一定生產經營管理能力,或值得信賴的機構、朋友推薦的人來經營管理企業,即聘請職業經理人。
4.對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將家族企業改造成公司治理結構。
二、家族企業不同階段經營管理模式的比較分析
選擇適宜家族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經營管理模式,對家族企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家族企業創業伊始,因其親緣關係,人員目標高度一致,內部管理結構穩定,交易成本低廉,資訊傳遞迅捷,失真度小等特點而得到迅速發展,這是家族企業創業及發展初期階段所顯示的最大原動力。分家,可以有效把握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激勵家族企業其他成員努力行動的積極性,分散企業經營管理決策風險,但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持續發展和有效規避市場風險的問題。
家族企業發展到中期階段,以聘請職業經理人,利用其知識、資訊優勢,達到有效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決策能力,降低企業市場經營管理決策風險的目的,但由於**人與企業目標的不一致和因資訊的不完備,將產生**成本。
家族企業發展到高階階段,就是針對自身發展需要,通過有效吸納社會資本,並結合職業經理人的知識、資訊優勢,在社會範圍內,尋求既能有效激勵職業經理人積極行動,又能有效防止職業經理人因目標不一致出現道德風險,保障資本所有者權利的廣泛適用的企業經營管理模式,以制度化手段降低監督、激勵成本,這是企業尋求繼續發展的再動力,而公司治理結構為企業提供了這種發展可能的必要條件,同時,公司治理結構也賦予職業經理人在制度框架下更大的經營管理決策的權力。
三、影響家族企業轉換經營管理模式選擇的主要因素
在經營管理模式選擇中,家族企業主要圍繞生存和發展進行,而影響和決定企業選擇的主要因素有:
1.目標衝突下的風險收益分析
當只有在知識、資訊資源佔優時,同量權力資源配置才能得到最佳利用,因此,家族企業經營管理模式最佳選擇,是將生產經營管理決策權轉移給具有知識、資訊優勢資源的外部人,以減少因知識、資訊不足導致決策失誤成本的增加。因此,知識、資訊的增量就是決策效益的增量。
選擇外部具有知識、資訊優勢的人,決策失誤的成本大大降低,但外部人與家族企業目標不一致導致的成本會隨之增加,**人會因資訊的不完備,有隱藏決策資訊和行動動機,出現道德風險,選擇要麼不太努力而出現偷懶行為,要麼從中謀取有利於自己而不為他人所知福利的決策。因此,目標一致的增量就是決策效益的增量。
由於目標衝突,當決策受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時,就難以判斷結果是因努力程度還是因外部因素所決定。而越是涉及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決策,就越具有不確定性。當**人因資訊不完備一旦跨越道德風險屏障,那麼給予家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造成的影響將是致命的。
實證中,職業經理人為提高自身福利大多都是通過不斷跳槽而得以實現。因此,當知識、資訊的增量和目標一致的增量迭加時,其知識、資訊的增量給予決策效益的增量是遞增的;而目標不一致給予決策效益的增量卻是遞減的,並存在突變的可能。因此,決定家族企業決策效益增量的是目標一致的程度,而調校**人目標,就必須依靠委託人監督和激勵力度。
2.監督激勵機制下的效率分析
一種假說:某區域裡的百姓為抵禦失犯者的侵害,自願提供費用雇用衛隊以防禦和打擊任何來犯之敵。因此,百姓安全福利的增量取決於衛隊的有效防禦和打擊力度的增量。
由於資訊的不完備,衛隊有隱藏行動的動機,僅僅依靠衛隊的自律將直接導致有效防禦和打擊力度的增量遞減。百姓提高安全福利,取決於監督的力度。但只有當百姓安全福利大於監督成本,監督才具有實際意義。
家族企業對**人的監督,如同村民為提高安全福利自願出錢雇用衛隊模式一樣,由於資訊的不完備將引發**人動機產生道德風險,使得監督始終是必要且是最大的。但是監督的意義卻在於可以觀察到**人行動選擇的更多資訊,提高被觀察到行動的概率,從而降低**風險。但考慮監督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特別是當監督完全不可能時,基於效率需要出發,百姓必須給予衛隊必要的激勵,而激勵的意義在於當**人具有知識、資訊優勢,使得監督成本堅挺或監督不可能時,以一種激勵制度安排,**(強迫)**人採取積極主動的行動,以達到自我激勵的目的。
激勵的方法有兩種:
(1)正面激勵:當失犯者來犯時,衛隊能及時有效的打擊而獲得激勵,即獎勵。當失犯者進行嚴重失犯時,衛隊能給予更嚴厲的和及時有效的打擊,從而獲得更大的激勵,即更大的獎勵。
在正面激勵下,百姓福利增量取決於衛隊的努力程度,衛隊努力程度又取決於百姓的激勵增量,衛隊為獲得激勵,總存有這樣的動機,希望失犯者對百姓不斷失犯,這就使得衛隊對失犯者的打擊力度有所保留,讓失犯者有再次來犯的可能,甚至在防範措施上有意留給失犯者來犯的機會,從而增加對激勵力度討價還價的能力,使自己未來的福利得到不斷改善。因此,正面激勵是激發衛隊隱藏行動和資訊,導致打擊失犯者力度有下降趨勢,失犯者失犯次數有上公升趨勢,百姓安全福利有下降趨勢。正面激勵低效。
(2)負面激勵:只要有失犯者來犯,就給予衛隊激勵,即懲罰。當失犯者進行失犯時,衛隊不能及時有效的打擊,將給予衛隊更大的激勵,即更大的懲罰。
在負面激勵下,百姓福利增量取決於衛隊的努力程度,衛隊為免受激勵,總存有這樣動機,希望失犯者不對百姓失犯,以避免和減少激勵而加強防範措施和加大打擊力度,因而沒有隱藏行動和資訊的動機。因此,負面激勵沒有激發衛隊隱藏行動和資訊,使得衛隊打擊失犯者的力度有上公升趨勢,失犯者失犯次數有下降趨勢,百姓安全福利有上公升趨勢。負面激勵高效。
家族企業對**人激勵,其有效性是負面激勵。但是,當**人不斷受到外部負面激勵,其積極性將不斷下降,又會使得負面激勵低效。特別是當**人面對任何不確定性決策,為免遭負面激勵,都會採取規避風險態度,使家族企業的決策收益始終維持在低水平上。
因此,負面激勵成立並提高負面激勵績效的條件,就只能使外部人擁有決策收益的剩餘索取權,達到目標一致的目的。
3.剩餘索取權邊際收益的控制權博弈分析
對**人負面激勵的有效條件是:**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動選擇來自於委託人的負面激勵,並從自己的決策行動中獲得最大收益。雖然,在理論上已證明在資訊不完備下,**人擁有剩餘索取權後的行動積極性最大,但在實證中仍無法提供或以產權形式或以契約形式將各自的利益統一起來或明確各自的責、權、利、職,**人就一定會與企業目標完全一致,從而達到監督成本投入最小,實現各自福利最大的目的。
**人一旦或以產權或以契約形式獲得剩餘索取權,實質上,就是委託、**雙方圍繞產權或契約,在既有的法律和市場規則制度安排下,明晰企業各項權益的劃分及責任的分擔,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經營管理控制組織執行機構,將日常的和突發的經營管理活動事件以盡可能的程式化制度安排,實現組織剩餘最大化和有效防範**人因資訊不完備出現道德風險的目的。公司製就是採取產權為紐帶的分權的法人治理結構,並根據人類的經濟行為,在資訊不完備下,圍繞目標衝突,採取有效的監督、激勵制度性安排,以達到知識、資訊資源結構與同量權力資源結構配置最優的目的。
雖然,在公司治理結構下委託權最優安排應當是資本雇用勞動,因為,資本與勞動相比較資源更稀缺,資訊更清晰,但對資本的貢獻,勞動對資本的貢獻更大(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式歸納總結了勞動對資本的貢獻要大於資本對資本的貢獻)。特別是在具體經營管理活動事件中,由於市場資訊的不完備,更是由於**人具有知識、資訊的優勢而作用著資本,當監督成本堅挺或監督不可能時,使得勞動雇用資本成為可能。這種相互作用,實質上,反映的是資本與勞動在經營管理控制權上的博弈過程,其博弈結果決定了是資本還是勞動取得剩餘索取權的控制權,它與事件的資訊收集及監督成本有關,與產權無關。
當法人治理結構的股本高度分散時,由於存在搭便車的心理,更為取得了經營管理控制權的一方,尋求最優的自利行為提供了便捷條件。因此,無論是產權還是契約形式,委託、**雙方都會在資訊不完備下出現道德風險,任何一方取得經營管理控制權,就不是計算能夠獲得多少魚,而是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擁有捕魚的能力。典型的山東四砂股份公司作為上市公司,被內蒙的艾史迪公司控股後,大股東通過控制董事會將企業資產向銀行抵押,獲取數千萬元貸款後攜款外逃。
因此,取得了企業經營管理控制權,就有效地降低了自身利益風險,提高了剩餘索取權的邊際收益能力。
4.法律、制度信用的經濟效率分析
至此,無論是委託人還是**人取得經營管理控制權,都不會是帕累託最優的合作博弈。因此,在產權或契約形式下,委託、**雙方的利益增量,將取決於法律、制度、規則等對合法產權和契約的保障程度。當市場機制不能有效建立和執行以保證委託、**雙方合作博弈信用時,法律、制度、規則的強制性、完整性、有效性、及時性和經濟性,應發揮其再信用的作用。
其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對受到傷害的好人們給予及時有效的安撫;另一方面對失犯者給予及時有效的打擊,而對準備步入的失犯者產生威懾效應。其有效性取決於好人和壞人的守法和違法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比較,以及能被觀察到的可能性。
就我國目前轉型過程中,人們有意或無意的失犯所引發人們運用法律、制度、規則來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已造成消費數量急劇增加。一般地,法律、制度、規則作為公共產品,不會因多乙個人消費而增加它內在成本,但當消費數量增加到一定時,就會造成法律、制度、規則「擁擠成本」的增加。當消費者因消費成本增加到一定限額時(不同消費事件和消費者有不同的消費限額),既當時間、精力、財力不能通過法律、制度、規則得到公正、及時、足額補償時,好人就會規避法律、制度、規則,以其他方式保障自身利益,甚至變成壞人。
目前,江蘇的華西村,重慶的力帆等就以放棄資本進一步增值的可能而堅守企業的經營管理控制權,這從乙個側面給予了我們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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