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湖北宜都縣（今宜都市）陸城鎮人。他譜名開科，字雲朋，號心物。榜名愷，後更名守敬，字鵬雲，號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黃州東坡雪堂旁築書樓「鄰蘇園」，故又別署鄰蘇老人。
關於他的生平事蹟，其自訂《鄰蘇老人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及楊氏後裔編撰的《和州楊氏三修家譜》（以下簡稱《家譜》）記述頗詳，近現代學者撰寫的有關他的傳記文章介紹亦較全面。惟其生年則有兩種說法，雖說這種差異尚不至對研究工作帶來多麼嚴重的影響，但從中卻可使我們了解到封建科舉、職官中的「官年」現象。
據楊守敬自訂《年譜》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時，吾以生。」按道光十九年即2023年，楊氏《家譜》亦持此說。
這個年代和日期由於出自楊氏本人所說，因而得到普遍的認同，絕大多數論著在記載楊守敬生年時都採納了這一說法。然而，《鄰蘇老人鄉試朱卷》（以下簡稱《朱卷》）前「履歷」中，楊守敬填寫的出生年月日卻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時」。此處之「庚子年」為道光二十年，即2023年。
該《朱卷》是楊守敬同治元年（2023年）考中舉人的試卷，後經楊家刊刻傳世。與《年譜》相比，生年有一歲之差。
《年譜》與《朱卷》皆源於楊守敬本人之手，白紙黑字，言之鑿鑿，似乎不容質疑，但又確有一年之差，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針對於此，已有文章進行了**，不過，似乎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根據《年譜》、《家譜》和《朱卷》的記載，楊守敬在家排行居長。他還有乙個弟弟叫楊開甲（號先三），楊氏自訂《年譜》「二歲」條明確記載：「九月初一日丑時，弟先三生。
」《家譜》卷十四也記載：「開甲，字佔元，號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時。」二書所記楊開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曆為2023年9月26日。
而若依據《朱卷》的記載，楊守敬出生於「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2023年5月16日），則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個月零十天，顯然，這是不合常理的。另據《家譜》卷十三記載，楊守敬的父親名有純，字粹然，他初娶王氏為妻，無子。續娶黎氏，「子二，開科、開甲，俱黎出」。
既然生母均為黎氏，因此作為哥哥的楊守敬早出生一年，即如《年譜》所載出生於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2023年5月27日）才是可信的。
那麼，為何楊守敬當年參加舉人考試填寫「履歷」時會寫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緣故，當與封建科舉、職官中的「官年」現象有關。
「官年」現象由來已久。南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三「實年官年」條記載：
士大夫敘官閥，有所謂實年、官年兩說，前此未嘗見於官文書。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籍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入仕，不得不豫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數歲者。
然守義之士，猶曰兒曹甫策名委質，而父祖先導之以挾詐欺君，不可也。……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
洪邁這段話反映出五點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官年現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當起碼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減歲和增歲之別，減歲之人多為以平民身份應試者，增歲之人則多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現主要是封建知識分子為在科舉進仕的道路上爭取更多、更好的機會而虛報年齡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應試舉子中通行的一種約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當時也並非被所有應試舉子所認同；其五，對於這種虛報年齡的作法，當時的統治者是預設的，並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隱諱。
宋代之後這種慣例似乎一直在延續，至少尚未見歷朝對此嚴加取締過。事實上，直到清末科舉制度被廢除為止，這一俗例始終綿延不絕。近人朱彭壽所著《安樂康平室隨筆》記載的一件事足以引為佐證，其文曰：
文人為士大夫撰墓誌傳狀，於生卒年歲最宜詳考，稍不經意，即易傳訛。猶憶光緒壬辰八月間，壽陽祁文恪師世長，卒於工部尚書任內，時年六十有九，實生於道光甲申。然舊時所刻鄉、會試朱卷，則皆作乙酉生，蓋循俗例，應試時少填一歲耳。
迨接訃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壽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與年歲計之，殊不相應。……後讀王益吾祭酒《虛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則雲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
殆仍據訃告所載，而以年歲推算不合，遂減去一歲，俾與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實年，則竟遭改削矣。
朱彭壽所謂「應試時少填一歲」的說法與洪邁「官年」之說可謂一脈相承，這無疑說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從朱氏用「俗例」一詞表述來看，清時官年可能仍未成為科舉、職官制度中的正式則例。
此外，朱氏這段話中還涉及到乙個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即由於許多參加科舉考試的人虛報年齡，他們一旦中舉，往往按慣例將朱卷刊刻傳世，朱卷「履歷」上填寫的官年與其實際生年就會出現差異，很容易造成生年、享年記載上的錯誤。與此相類，封建科舉的「登科錄」中也應該存在著官年問題。因為「登科錄」所記載的中式者姓名、籍貫、年歲、家庭等情況，都是主要依據登第者應試時填報的「履歷」的。
事實上，這種記載的歧異在宋代就已經出現。南宋以「負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陸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說法。《宋史·陸秀夫傳》載：
「至元十六年二月，……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陸氏宗譜》中有一篇《宋丞相長子繇敘事譜源》，文中記述其父陸秀夫的卒年：「時祥興二年二月，先君生年已四十四矣。
」南宋祥興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公曆為2023年，若據此上推四十四年，則陸秀夫生年當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
與上面這兩條史料記載不同的是，無名氏編《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陸秀夫」名下曰：「字君實，……年十九，十月初八寅時生。」南宋寶祐四年為公曆2023年，據此上推十九年，陸秀夫生年當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則其終年為四十二歲。
另外，與陸秀夫同時代的淮陰人龔開所撰《宋陸君實傳》也記載其終年「四十二」。
針對上述不同記載，已有學者作出研究，認定《宋史》有誤，甚至認為《陸氏宗譜》是「偽作」。而其主要論據就是「《登科錄》應為確定陸秀夫生年的第一手資料」。顯然作者這裡沒有把「官年」現象考慮進去。
為了進一步印證「官年」現象的存在及其演變，筆者查閱了顧廷龍主編的《清代朱卷整合》，從中選出30位既有朱卷「履歷」，又有年譜的清人進行對比研究，結果發現有17位朱卷「履歷」上所填的官年與年譜所記生年是不同的。茲先列表如下：
姓名朱卷履歷所記生年
年譜所記生年
相差年數
崇實道光元年（1821）
嘉慶二十五年（1820）
1李鍾珏
咸豐四年（1854）
咸豐三年（1853）
1唐文治
同治五年（1866）
同治四年（1865）
1錢世銘
嘉慶二十二年（1817）
嘉慶二十年（1815）
2孫家鼐
道光九年（1829）
道光七年（1827）
2吳大澂
道光十七年（1837）
道光十五年（1835）
2許景澄
道光二十七年（1847）
道光二十五年（1845）
2王仁堪
咸豐元年（1851）
道光二十九年（1849）
2沈曾植
咸豐二年（1852）
道光三十年（1850）2陳虯
咸豐三年（1853）
咸豐元年（1851）
2高覲昌
咸豐八年（1858）
咸豐六年（1856）
2王祖畬
道光二十五年（1845）
道光二十二年（1842）
3江仁徵
（鄉試卷）咸豐五年（1855）
（會試卷）咸豐七年（1857）
咸豐二年（1852）
咸豐二年（1852）35
曾樸光緒元年（1875）
同治十年（1871）4蔣萼
道光二十年（1840）
道光十五年（1835）
5史恩培
咸豐二年（1852）
道光二十七年（1847）
5繆荃孫
道光三十年（1850）
道光二十四年（1844）
6按：上表「年譜所記生年」一欄資料主要**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整合》（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1990）、《中國歷代名人年譜彙編》第一輯（台北廣文書局，1972）、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三書的相關記載。
需要說明的是，上表中崇實、李鍾珏、唐文治、錢世銘、吳大徵、高覲昌、王祖畬、繆荃孫等八人的年譜均為自訂，而其與朱卷「履歷」所記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異，足見楊守敬自訂《年譜》與鄉試《朱卷》「履歷」相差一年並非特例。
另外，更為有意思的是江仁徵的兩份朱卷，乙份是他光緒五年參加鄉試的朱卷，「履歷」所填生日為「咸豐乙卯歲八月二十三日」，即公曆2023年10月3日；另乙份是他光緒十六年參加會試的朱卷，「履歷」所填生日卻改為「咸豐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即公曆2023年10月10日。兩份朱卷所填農曆的生日儘管都是「八月二十三日」，但年份卻整整相差了兩年，更與其年譜所載咸豐二年（1852）的生年分別相差了三年和五年。這足以說明朱卷「履歷」所填官年的不確定性，而**等人想通過減歲達到銓選上的某種優勢的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
從上表中還可以看出，年譜與朱卷「履歷」所記生年相差年數儘管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即朱卷「履歷」所填官年都比年譜所記生年要小，而沒有出現洪邁所說的「增歲」現象。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增歲官年現象，但從朱彭壽只強調「應試時少填」歲數的作法，至少說明官年發展到清代時減歲是最主要的表現形式。即以朱彭壽本人為例也是如此，根據相關文獻記載，朱氏出生於同治八年（1869），而他參加的光緒乙未（二十一年、1895）科會試朱卷「履歷」中所填的生年卻是「同治十年（1871）」，比他的實際生年整整少填了兩歲。
可見，應試時少填歲數是當時通行的官年俗例，至於少填幾歲，則因人而異，並不固定，一般以一至二歲為多。
如上所論，朱卷「履歷」上所填的往往是應試者虛報的乙個生年，而一旦他通過科舉考試最終進仕的話，這個生年也就往往成為他今後**履歷表上官年（履歷表稱為「現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從科舉延伸到職官之中。由於朱卷上的官年是虛報的生年，也就必然導致**履歷表上的官年是乙個不真實的現年，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清代**的履歷表中清楚地看出來。
還以江仁徵為例，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被銓選為江西吉安府永新縣知縣，其上報的履歷上明確寫道：「臣江仁徵，浙江進士，年五十歲。」五十歲是他當時的現年，從光緒三十二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咸豐七年（1857），即他光緒十六年會試朱卷「履歷」上所填的生年。
而實際上2023年他已經五十五歲了。
可見，不論是科舉試卷上的生年，還是**履歷表上的現年都屬於官年的一種，鑑於其產生及發展的特殊背景，其中不真實的成分明顯大於按編年寫成的年譜。由此我們也就可以做出乙個明確地結論：楊守敬在鄉試《朱卷》上填報的「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時」生，正是按照官年俗例少填了一歲，從而造成了《朱卷》與《年譜》所載出生年不同的後果。
由於「官年」一直未成為封建科舉、職官制度中的正式則例，加之這種虛報年齡的作法及用心也的確並不光明正大。因此，儘管起碼自宋代以來，官年俗例就長期流傳，但在官、私文獻中卻少有記載，也未見引起學術界的注意。雖然官年現象對於科舉、職官制度的整體而言並無大礙，但鑑於唐宋以來中國封建知識分子幾乎走的是都這條科舉進仕的道路，因而在涉及到這一時期歷史人物生年、享年等問題的研究上，官年現象應該得到重視。
應試教育的利弊在中國從隋朝產生科舉制度的建立
1303040呂志盛應試教育的利弊在中國從隋朝產生科舉制度的建立，就進入了亙古不變的考試制度，然而考試成績的比重提高對應試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快速發展的空間。如果真正去學習一些不考試的東西，相比之下就是考試成績的落後。這樣，大家都為了考試而學習，為了提高成績而去學習，這樣的環境是對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不負責...
從生活中來的反思
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 二氧化碳的性質 教學反思 高山初級中學何祥仁 二氧化碳是學生非常熟悉的一種氣體，在其他學科中也多有涉及。這是乙個好事，因為學習自己熟悉的東西總是比較容易的，至少在心理上是熟悉的。但是固有的知識經驗有時也會影響我們應該達到的學習效果，先入為主的思想會使學生喪失學習興趣，怎樣揚長...
從失誤中感悟教育的藝術
教育是一種藝術，是一種塑造完美個性形象的藝術。教師則是實施這種藝術的實踐者。費蘭西斯 培根稱教師為 是知識種子的傳播者，是文明之樹的培育者，是人類靈魂的設計者。可見，教師的責任是神聖的，教師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教師在從事艱鉅 複雜的教育活動中，怎樣實施教育，把握教育藝術，實現教育實效是很重要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