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問題。經濟全球化就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生產要素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自由活動和合理配置。就發展中國家而言，許多經濟全球化的支持者認為，全球化通過資本流入和技術轉移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機遇，這些在發展中國家非常稀缺的資源與其最富有的生產要素即勞動力相結合，可以極大地改善本國的經濟。
但是現實情況似乎並沒有這麼美好：許多發展中國家蒙受經濟危機和金融動盪，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經濟地位的不平等經濟全球化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聯絡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就是無限制地追求剩餘價值。當一國的國內市場不再能夠滿足這種需要時，資本必然向外擴張，尋找新的機會，這表現為市場的跨國界延伸。
不過，在這一過程中，發達國家通常是主動的資本輸出者，而發展中國家卻是被動的資本輸入者。這種不平等反映在國際分工中，就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垂直分工。
縱觀戰後世界經濟體系內生產力布局發展演變的歷史，在50、60年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主要表現在：發展中國家生產農產品、礦產品等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生產的製成品相交換，形成非熟練勞動與技術交換的垂直分工形式；在70年代，垂直分工主要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達國家從事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
到80年代，一方面原有的不同產業之間的垂直分工格局依然得到維持、延續，另一方面垂直分工形態則進一步深化到產業內部，即在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流程中，發達國家從事技術、資金密集工序的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從事非熟練勞動密集工序的生產，形成同一產業內部非熟練勞動與技術交換垂直分工形式。這種國際垂直分工的結果就是發達國家掌握了大部分資本產品和服務資訊，而發展中國家則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世界生產的大部分利益被發達國家獲取。
制度方面的不平等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還存在相對於發達國家而言的制度上的不平等。制度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內制度，二是國際制度。
國內制度方面指發展中國家市場制度和市場管理能力的缺乏。發達國家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擁有較成熟的經濟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和執行機制，也有著完備的巨集觀調控體系。同時不僅僅是市場參與者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而且**也具有相應的市場管理能力。
但是發展中國家缺乏如健康的銀行體系、通行的法規、廉潔的**等這些基本的市場經濟要素。由於缺乏成熟的市場制度，發展中國家受制於國內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從而在全球化中處於下風。正如亞洲金融危機所展示的，亞洲的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有歷史沿承下來的各種制度問題，使它們的國際競爭力大打折扣；而良好組織、有效運轉的多國金融公司卻因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中的弱點和問題而從中得益，甚至恰恰針對這些弱點和問題進行投機，從而聚斂財富。
而且，制度和管理能力這些因素不同於資本、技術等，可以隨著全球化而流動，他們更多地受歷史和國民傳統的影響，更具有凝滯性。
發展中國家也在改革，也在改進制度，但是，與歷史上發達國家市場體系的發展一樣，這個改革需要時間，在這段時間裡，發達國家可以盡享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發展中國家卻面臨著極大的風險。
國際制度主要是指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國際經濟規則。這些國際通行的制度基本上都是由發達國家制定的，因而這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國內規則的特點，不存在與兩者之間的嚴重衝突。
這樣，當這些國家的經濟主體在不同市場上開展活動時，就不會面臨規則的衝突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減少交易成本。這實際上可以帶來兩方面的好處：其一，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無需承擔過多的制度變遷成本；其二，發達國家可以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和成本轉變為其他國家制度變遷的風險和成本，從而轉嫁危機，規避風險。
比如，對於紡織服裝這一發展中國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wto給與發達國家十年之久的時間以消除多種纖維協定的配額。
對於仍是發展中國家一員的中國來說，以上這些不平等也是存在的。但譴責這種不平等並因此排斥全球化是毫無道理的。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實過程，如果不適應它，我們就會被邊緣化，永遠處於落後的境地。
對於全球化的挑戰，我國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進行調整與改革。
抓住西部開發的契機，促進經濟結構的地區調整
當今世界主流已進入資訊化、知識化，而我國處於先進工業與傳統農業並存的二元經濟結構，並且全國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中國加入wto，為我國成為一流的世界工廠提供了契機。中國發達的沿海城市可參與高科技與資訊產品的國際分工，已有一定工業基礎的中西部地區，可著重發展重工業，加強農業現代化。
沿海向內地產業梯度轉移，促進共同發展的良性迴圈。適應wto的要求，改革國有企業
80年代至今，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是中國改革的重點所在，也是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關鍵。改革的措施層出不窮，但至今仍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新問題，那就是：過去計畫經濟體制下普遍存在的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現象，正在朝著產權軟約束的方向演。
，其具體表現就是國有資產正在被那些不受**與企業員工控制與監督的經理階層侵吞為個人的財產，其主要渠道是在職消費與資產轉移。由此造成的國有企業資產流失使得很多國有企業完全喪失了生存與發展的能力，產品開發與結構調整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對於那些現在、乃至將來都要繼續執行**各種政策功能的國有企業，應當加強**對它們的控制，因為它們本身就構成**公共部門的乙個組成部分，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本身也就是**公務員，在這裡並不存在政企分開的問題；而對於那些實際處在市場競爭環境中，以盈利為目的的國有企業來說，則應通過非國有化的改革路徑，使它們成為產權清晰、按照規範的委託**制來從事生產經營活動與市場競爭的現代化企業，在這裡也不存在政企分開的問題，而是乙個國有還是非國有的問題。
所以，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應該只保留國家壟斷行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其他競爭性行業的國有企業都應該通過各種方式非國有化。
總之，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來說，改革的結果就是要使其經理人員受到最有效的產權約束。要麼是由**代表國家對那些仍然為國家所有的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實施產權約束，要麼是由各種自然人和法人組成的股東所有者對改變為非國有的企業實施有效的產權約束，並要求它們根據市場**訊號的變化與供求狀況的變化，通過調整企業的產品結構去獲取最大化的利潤。
進行適應市場經濟的**改革如前所述，我國應該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移，但問題是當前中國的國內市場存在嚴重的市場分隔現象，並因此導致這種調整和轉移的不易實施。表現在：第一，由中國漸進式改革過程中**與地方分權所造成的市場的地方性割裂；第二，由作為計畫經濟歷史遺產的部門間割裂；第三，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而社會各種經濟管理部門又對非國有經濟採取歧視態度所造成的市場中不同所有制之間的割裂。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造成市場割裂的主要原因當屬**對市場與社會經濟活動的過多干預。要想解決中國市場行政分隔的問題，至少需要解決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是轉變**職能；其二是理順****與地方**的關係。
就第乙個問題而言，它對各級**部門所提出的改革要求是，隨著以市場經濟為最終目標的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應主要地作為社會經濟秩序的管理者來參與社會的經濟活動，而不是至少不是在一切經濟領域作為社會資本所有者來參與社會的經濟活動。在**全部退出產業活動之後，再來解決上述的第二個問題就會變得非常容易，因為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來劃清****與地方**的職責而已。根據**分權的一般原理，借鑑世界各國的經驗，那些關係到國家主權與安全的事權自然應當歸屬於****，至於那些與一般性的公共服務和聯絡無關的事權則應當劃歸於地方**。
對於經濟法中「不平等」的正義二
三 正義與平等的關係 解決 不平等的正當性 問題 如果允許筆者這樣來理解經濟法的功能 在經濟法的預設中，社會中存在不平等 不正義的一種形態，那麼經濟法的目的就是通過利益調整使原來不平等的雙方 或者多方 最後達成一種平等的力量抗衡或者直接使雙方 或者多方 的利益變成一種結果上的平等，那麼筆者所理解的經...
試論如何應對新時期經濟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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