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企業公開披露的資訊及調研顯示：目前我國企業稅費負擔總體來講仍然偏重。或者說，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以來，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水平總體上並沒有顯著下降。
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稅制結構長期過度依賴於流轉稅；稅制設計整體上具有「寬打窄用」的特徵；**與地方間的財政分配關係不合理；**財政支出具有剛性等。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影響：
一是企業難以做大做強；二是易推高商品**，制約消費增長；三是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初衷難以落到實處；四是加深稅收徵納雙方的矛盾。為此，有必要在明確民富與國富辯證關係的基礎上，通過切實加強稅收徵管能力建設、實現稅制與稅制結構的實質性轉變、規範**與地方的財政分配關係、控制**財政支出範圍與規模等舉措，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永續發展。
【關鍵詞】 企業稅費負擔； 稅費結構； 結構性減稅企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動力源泉，是吸納社會成員就業並維持其體面生活與個人尊嚴的基本渠道與重要保障，也是**財政收入的重要承載主體，因此，**關於企業財稅政策的改變，不僅直接影響企業稅費負擔，進而影響企業的生存與競爭力，而且也關係到社會的穩定，以及財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般而言，在一國**財政收支狀況一定的情況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有利於促進企業發展。近年來，為緩解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我國相繼出台了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政策，其中影響較大的政策舉措包括：
2023年開始實施內外資企業的企業所得稅兩稅合併；2023年開始實施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全面轉型；2023年實施營業稅改徵增值稅試點。從理論預期和政策目標來講，上述改革措施有利於降低我國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有助於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
學術界對企業稅費負擔的研究主要有微觀和巨集觀兩個視角，並大多從巨集觀視角來分析企業的稅費負擔，如：宋春平（2011）對我國企業所得稅總稅負的歸宿進行一般均衡分析，其結論是企業承擔了76.94%的現行企業所得稅總負擔，剩餘部分則轉嫁給勞動者承擔；張倫俊、李淑萍（2012）使用統計年鑑公布的相關資料，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行業稅負進行實證分析後認為，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稅費負擔偏重；張陽、胡怡建（2006），梁東黎、劉和東（2012）等也都從巨集觀視角對我國企業稅費負擔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就微觀視角的研究而言，siegfried（1974）較早定義和計算了企業的實際稅率，並研究了名義稅率對企業實際稅率的影響。但劉孝誠、王景文（1998）指出，由於只能通過間接資料和樣本企業的個案調查來推算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即難以獲得企業實際繳納稅費的真實資料，因此，準確測算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較為困難。不過也有部分文獻嘗試使用各種微觀資料，對我國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進行實證分析，如劉德英（2008）以28家上市房地產企業的財務資料為基礎，對我國房地產開發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進行實證分析。
李增福（2010）使用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資料研究發現，我國實施新企業所得稅法後，上市公司的總體所得稅負擔下降2.21%，即法定稅率的降低無疑減輕了企業的實際稅負。羅黨論、楊玉萍（2011）以上市公司為樣本，實證分析了實施新企業所得稅法前後不同產權和地區之間的企業稅費負擔差異。
潘孝珍（2013）使用上市公司微觀資料的實證研究表明，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確實降低了企業所得稅負擔，但企業整體的稅費負擔並沒有降低，甚至有所上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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