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原創 | 2013-11-27 11:25
核心觀點：一、改革實踐需要理論創新，削足適履的雜拌理論已經難以指導中國改革實踐。
二、改革需要新思想、新思維，教條地套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概念只能誤解中國現實。
三、選擇增量改革路線，行政改革既要換湯更要換藥。
四、怎麼保證改革結果不走樣，需漸行漸評估。
「ccvi中國改革指數」課題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決定》目標任務進行資訊資料量化，搭建指標體系並隨時實時監測，提出獨立意見和相關建議。該課題認為，改革實踐需要系統貫徹，更需要理論指引，而長達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財富，隨著新經濟(310358,**吧)形態的深化及大資料平台理論的日常應用，需要對所對所面臨的改革困境具備清醒的認識。
一、後發優勢從2023年已經成為後發劣勢
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初，中國作為經濟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形成貌似的後發展國家優勢，即可以通過吸收先行發展起來的國家的經驗，在自身發展條件中尋找到相對的優勢，如勞動力成本優勢等等，藉以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儘管這一理論存在著似是而非，但中國確實在長達三十餘年的發展過程中，進行了這種後發優勢的極限發揮。而在上個世紀末，傑出的經濟學家楊小凱已提出後發劣勢，但並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
這種「優勢」，在2023年華爾街金融**之時前後，已經越來越顯示其嚴重的劣勢，直接證實了中國外向型加工業的難以為繼及發展窘境：中國通貨膨脹被迫加大了勞動力成本，使之以往的優勢喪失。而產業投資理論之產業上游與下游擠壓下的加工業，利潤區一再擠壓，由此導致長三角、珠三角企業的非主營業務收入比重一再降低，到最終的「跑路」。
因為中國本無形成製造業大國，而充其量稱之為加工業大國，所以在產業轉型過程，**不能予以轉型引導，使得加工業企業根本無從轉型，也不知道如何轉型。製造業有自身的技術優勢，加工業則完全依靠外部的加工環節得以生存。如果核心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復存在，就只能是絕路一條。
假如在此環境和條件下，仍然延續所謂的後發優勢，則不知道與誰比較得出，我們的經濟總量而言，與發達國家已差距越來越小，後發優勢大抵只能體現在非經濟領域，即時那樣也很難以優劣比較；而與發展中國家比較，大家都在爭先恐後，在中國勞動力成本剛性**的條件下，按照投資之窪地效應，在中國的國際產業巨頭完全可以將加工業環節遷移至成本更低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等，而在其中技術含量高的部分遷移回本土。中國與世界的比較差距已經日益扁平化，無論是種模擬較、層次比較、階段比較等等差異性，已無明顯的比較優勢空間。
因此，如果一味強調後發優勢，只能加**場奴役，不是拼市場品質而是繼續貶抑資源價值，通過政策遷就外來投資的產業資源掠奪，同時也不利於市場品質以及營商環境的提公升和優化。中國不能再通過優惠政策去遷就跨國公司的投機性贏利，而事實上跨國公司也更希望中國是乙個標準格式化平等競爭市場環境，只有投機性的外國企業，才會抱著討便宜的心態到中國牟利。
陷阱：除卻別的方面不談。後發優勢，只能使得改革過程延誤轉型時機，特別是產業轉型。
二、投資拉動必然導致行政極權最大化
在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驅動模式中，中國的投資拉動，是以**為主導的自上而下的運動式投資。這一投資行為，已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成為以政策驅動市場化改革的「中國模式」。而這模式本身，造成了高成本、高投資、低回報以及產能過剩等不可持續性。
投資、出口、消費，首先需要清楚的是誰在投資、出口的是什麼、誰在消費？而不是西方經濟學概念**中國現實。為什麼投資拉動，是中國改革實踐的陷阱？
即是投資是**行政主導、出口是投資和剝削中國勞動力成本的產品、消費則是特權利益或暴富階層的消費，這就是中國發展環境的現實景象。
在這一環境和條件下，投資拉動，只能以強化行政部門極權為始終。非理性和經濟制度之家長所有制規律認為，的那個任何乙個部門（家庭）及其成員，具有了符號性的使命時，只能通過不斷地強化自身的極權行為，以實現和完成本身的極權使命，近十年的中國通貨膨脹及貨幣超發，無一不是**部門為了實現行政使命，而不斷地行政邊界無約束極權化的結果。最顯著的即是2023年之後在產業投資規劃幾近空白的條件下進行的四萬億**投資，使得產業扶持最後卻形成產能過剩。
三、國有資本收益上繳30%，只能加劇壟斷
通過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一直貫穿改革開放歷史過程。由此形成相悖：一方面強調國有企業的市場化和平等競爭地位，一方面有予以國有企業的贏利目標及其政策壓力。
國有企業與**之間的博弈也由此複雜化，如中石油、中石化與**部門之間的**與成本博弈即是一例。
與此同時，也使得**對國有企業處於兩難：利潤目標定的太高，即必須賦予更傾斜的政策予以支援；利潤目標定的過低，又不能激發贏利潛力。至於什麼是國有企業真正的經營能力以及利潤潛力，很難確定其恰當的量化標準。
如果按照ccvi中國價值指數的產業投資價值模型，國有企業在應有的維護國家產業安全和產業領導力兩大功能方面，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其僅僅是一種資產（國資）的經營主體，但採取的卻是壟斷性的政策照顧。所以，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多少，不是問題的關鍵，重要的是與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本身距離有多遠。
一方面讓老馬幹超負荷的任務，一方面又不給開小灶，不是累死，就是活永遠幹不好。
與其如此，不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將國有資本特別是資源方面，設立全民資源權益共享**。將國有資本進行價值評估，然後進行市場化運營主體的競爭組合，比如公開全民資源如礦產資源的上游價值評估後納入國資財務管理，而不是如能源企業那樣，從上游資源的作價到第三方價值評估環節，均為自己說了算。這一點在能源壟斷企業領域尤為顯著。
假如單純採取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結果就只能是通過政策，維護和強化壟斷地位，而既不利於市場化改革，也不利於國有企業本身的改革。
四、市場經濟為基礎與有為**之間內生衝突
我們很難從其他國家中，找出所謂市場經濟與有為**雙贏的榜樣。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及《決定》給予外界的印象，即是中國將選擇新加坡這一所謂威權+市場化模式。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僅是乙個集地緣因素和乙個特定「區域」的成功，而這樣的成功，同樣採取了自下而上的民主體制，以維護市場的公平特別是行政**的高效和廉潔治理。
作為以政策驅動即自上而下「恩賜」出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本身需要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常識告訴我們，真正的市場經濟需要民主政治為土壤，在此土壤裡，市場經濟與有為**可以存在，但**有為或無為之間，仍然難以把握其中的邊界，同樣缺乏量化的標準。
因為，市場經濟意味著**作為行政極權的放棄，市場經濟是否充分，有賴於**的寬容度。市場經濟的看不見手與**政策的看得見手的兩隻手之間，進行權利互搏，在中國過往三十餘年及如今、以後長期存在的矛盾。因此，強化市場經濟與**「有為」，只能加劇衝突，為以後埋下後遺症。
五、國有企業不從產業鏈分拆入手，難以實現真正的市場化
為了落實三中全會及《決定》任務目標，國有企業改革是很難迴避的歷史問題。一方面要維護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一方面要通過市場化行為決定資源配置，因此，國有企業向非公有企業、包括外資企業進行股權開放，是必然的路徑選擇。
但這種以市場化為市場化的策略，只能單純地理解為國有企業為了擺脫自身困境而迫不得已的出路。通過吸收股權並只能體現股權多元化，但並不能意味著國有企業就因此實現了市場化。當民資或外資控股國有企業時，已經無所謂國有或者非國有之謂。
企業就是企業，依法設立而確定。
國有企業改革無論是為**或者投資人而言，留下了這樣的陷阱：國有企業群中並非所有的國有企業，都可以對民資或外資開放股權門戶；對外開放的國企，如果不具備某種」特殊權益」，則會為投資人的投資安全帶來疑慮。這一切，該因為***產業政策協調部門應具的功能喪失，即真正解決的是產業安全問題。
如果不從產業安全和產業競爭力上予以引導，國有企業通過所謂股權多元化完成市場化只能加劇政策風險。因為只有在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產業競爭力的條件下，進行國企改革，才是解決國企市場化的最恰當的途徑。
因為，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在國家產業戰略布局中發揮過渡性的作用。在其他企業尚未具備維護產業安全的前提下，國有企業必須為爭奪國內市場的定價權而進行戰略謀劃。現成的策略就是，對資源性、戰略性的國企，首先肢解其產業鏈，如上游由國家控制，中游適度開放，下游完全開放，按照產業投資安全價值鏈，完成分布式開放，再如中石油、中石化等應分拆為三層主體，上游資源為全民權益所有，由國家公司控股直接為全民權益**這樣的設定負責，中游如煉化生產環節國有資本可在其中發揮一定的作用，而下游零售業則全部對市場開放，解決國有企業全產業鏈通吃的絕對壟斷，才是完成市場化的根本出路。
六、一切從變，所謂8%的增長潛力是自欺欺人的數字遊戲
如同市場經濟是以理性假設為前提、經濟預言家們**未來中國會有20年左右會每年維持8%的增長潛力，並邁入高收入國家，同樣也有前提即乙個充分競爭的完善的有效制度為假設。當然，還需要建立在以投資拉動假設前提下，這就是其遵循的邏輯。
這樣的假設，只存在於西方經濟學教科書裡。在中國現實發展過程從來沒有對應過，只是似是而非地被誤解了。孤立的**，除了討好行政部門的極權意願之外，沒有任何實證的價值。
因為以此作為政策諮詢的意見，只能將決策傾向引入非理性的歧途。
毫無疑問，中國改革實踐踏上的是風險之旅。而僅《決定》的每乙個改革目標任務，其對應的則是一連串的矛盾和不可**的風險源。所以，才顯示出本屆**需要極大的勇氣以及智慧型，以保證改革實踐能夠預期實現。
這時，任何盲目的、不靠譜的樂觀**，只能助長行政部門的極權化傾向，包括為了保8%等等，陷入因循以往的行政干預市場化的迴圈。因此，這樣的**，無論是8%或是別的數字，只能是沒有絲毫價值的數字遊戲，與具有質量的改革實踐目標無相關性。
七、中國已經沒有本錢再摸著石頭過河了
從上海自貿區政策即可說明，中國除了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可以摸著石頭過河，逐步通過增量方式，實現改革的風險最小化之外，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已經具備了初步的發展布局能力，通過三十餘年的摸索，對風險邊界已經具有了清醒的認識和把握。
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背景是：三十年多年前，中國與世界互無太深了解，而中國在世界經濟份額中沒重量、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沒構成、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沒角色、在雙邊和多邊力量博弈過程沒位置(世貿之後就不一樣了)這樣乙個歷史環境，中國根本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除了只有翻番等巨集大目標，一切決策本身就是為了行動、以及為行動本身找藉口和理由。
仍然一味強調摸著石頭過河的結果，只能是強化**行政極權。因為只有**通過政策主導，才能引領自下而上怎麼去摸石頭。而現在所有的「石頭」都已暴露於淺灘，只是敢不敢去搬或挪動的問題，而無須再去什麼河裡渾水摸魚般地看石頭在哪兒。
倘若仍然還要沿著黑貓白貓和摸石頭的慣性思維，作為決策的指引，只能為決策失誤預支藉口。
而從天津濱海政策、深圳前海試驗、上海自貿區決策，已經越來越顯示出政策資源的寬度已近極限，依賴政策投機而作為發展驅動力，已成強弩之末。中國在強敵環伺的外部環境、兩個三十年所積累的內部矛盾糾結，均已接近極限的現實局面前，既缺乏特殊政策之「特殊」幅度，可以作為行政驅動改革的本錢，融入全球化使得中國任何變化，均與世界發生更加直接的關聯。
因此，中國的改革實踐，需要的是綱舉目張的戰略布局和首尾相顧、內外互動的系統鋪陳，任何不慎都可能誤入因襲以往的陷阱，將改革引入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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