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為北京體育大學
焦慮是競技運動中最常見的一種情緒體驗，其意義與臨床心理學中的焦慮有明顯不同。焦慮在體育運動活動中既可能產生積極作用，也可能產生消極作用，具體產生何種作用，要依人的主觀狀態和客觀環境的互動作用而定。
儘管運動員報告的有關焦慮的主觀情緒體驗具有豐富的含義並易於理解，但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按照常識，大多數人都「知道」什麼是焦慮，但又覺得要用客現實際的觀察語言描述焦慮的感受是非常困難的事。焦慮這個詞指每個人從此時到彼時體驗列的一種情緒狀態。
心理學家曾盡了很大努力來具體闡明焦慮作為乙個科學概念所具有的含義，結果出現了一些差分很大的定義和操作性評估方法。但一般來說，由於運動員的焦慮是從主觀體驗、生理變化和行為反應三個方面表現出來的，因此，也可以從上述三方面來評定運動員的焦慮。
對運動焦慮的問卷調查
一、認知評價的作用
自陳式量表是測量焦慮的最常用手段，它所探測的人的主觀體驗，是焦慮的最直接的反映和最重要的特徵，或者說主觀體驗是焦慮的評價基礎。測量焦慮的問卷一般都是量表式的，問卷的結構以特定的理論假設為基礎，問卷的條目具體而明確，問卷的結果可作定量分析。對焦慮的生理反應和行為表現的評價，需要測量物件的主觀體驗加以印證。
二、體育運動領域常用的焦慮問卷測驗
1．史匹柏(sp油be比er，1984)的狀態焦慮與特質焦慮調查表(state狽dt眾t anxietyinventory，簡稱51、a1)，由兩張問卷構成，各有20題，問卷1測量狀態焦慮(如我現在擔心運氣不好；我感到輕鬆等)，問卷2測量特質焦慮(如我因某些事不順心而一直煩惱；我感到安心踏實等)，要求被試在從不、有時、經常、總是四個選擇項中選擇一項作為對某題的回答。分數全距為20—80分，低分表示低焦慮，高分表示高焦慮。
由於馬騰斯已經研製出具有體育運動特點的焦慮測量工具。因此，利用gi、ai進行的研究似在減少，但仍時有報道。例如，顏軍(1995)在一項中學生體育學習焦慮控制的實驗研究中，曾使用51、ai測量學生的特質焦慮和狀態焦慮。
吳忠海(1992)應用si、ai對速滑運動員的研究發現，不同等級運動員的特質焦慮無顯著性差異，但賽前狀態焦慮與運動等級有關，運動等級高者，賽前狀態焦慮較低。程雲峰和趙守禮(1996)最近應用gi、ai進行的研究亦得到類似結果：高水平桌球運動員賽前狀態焦慮低於低水平桌球運動員。
2．馬騰斯(mgkens，1977)的運動競賽焦慮測驗(spodcobmpe血ionailx—心ytest，簡稱跳at)，這是測量競賽特質焦慮的問卷，共有15題(如與對手競爭是件快事，競賽前我腸胃不舒服等)，要求被試在幾乎沒有、有時有、經常有三個選擇項中選一項作為對該題的回答。分數全距為10—30分，低分表示低特質焦慮，高分表示高特質焦慮。
該量表的明顯缺陷是，在10個有效題中，有8個是測量軀體焦慮，僅有兩個測量了認知焦慮，似乎軀體焦慮所佔權重過大。因此，葉平(ye，1993)曾嘗試建立單獨測量競賽認知特質焦慮的測量工具。他對406名體育系大學生進行了測驗，通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了具有6個因素的競賽認知特質焦慮，這6個因素分別是，比賽準備、比賽失敗、對方實力、社會評價、受傷和比賽條件。
這是乙個很好的開始，但其競賽認知特質焦慮量表(021、ai)的信度和效度仍有待其他研究者進行重複性檢驗。
3．馬騰斯的競賽狀態焦慮問卷(刪職航i皿statean力etyinvpen仍ry，簡稱凝ai—2)(mgkens，v1dey＆b11non，1990)，共27題，分別測量競賽狀態焦慮的三個方面：隊知焦慮(如我對這次比賽感到擔心)、身體性焦慮(如我感到全身肌肉發緊)和自信程度(如我對自己有信心)，要求被試在一點沒有、有一些、對、非常對這四個選擇項中選擇一項作為對某題的回答。每個方面由9道題反映。
馬騰斯和c53a1—2的修訂者都曾以各自的測量資料證實「廠認知狀態焦慮和狀態自信心是負相關，進而說明二者是處於同一認知評價連續體相對立的兩端(martens et a1·，1990；祝待里，1g93)。針對此點，王天生(1997)指出，這即是說，認知狀態焦慮和狀態自信心是對同一維度的測量，認知狀態焦慮高即狀態自信心低，即如此，則無必要將競賽狀態焦慮分為三個維度，多維焦慮理論也就只是兩維焦慮理論了。這的確是今後需要進一『步檢驗的結構效度問題。
如果認知狀態焦慮和狀態自信心的相關較高，則顯示兩者可能互相取代，如果只是中等程度相關，則顯示兩者可能既有聯絡亦有區別。
還應當指出，馬騰斯的兩個問卷均包括了對軀體焦慮的主觀評價，這種對軀體焦慮的主觀評價與採用生理指標直接測定焦慮的生理反映可能是——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比如，心率明顯公升高時，人們可能明顯體驗並注意到，也可能沒有體驗或注意到。體育運動情境中進行焦慮問卷測量應注意的問題(一)測量工具的普適性和特殊性
作為互動作用理論學派爭辯的結果，人們開始認識到必須同時從概念上和方法學上研究人格特徵在各種不同情境中的表現方式，這就導致了對有具體情境特點的人格測驗的需求。在焦慮研究中有種趨勢，即研製有情境特點的特質量表。研製者們希望通過這種量表在不同的情境中更好地**焦慮狀態。
現在，已經研製出了一些有情境特點或活動特點的特質量表，如考試焦慮量表(卻dberger，(brealez，taylor，lxaze＆anton，1978)和演講焦慮量表(1imb，1973)。與一般焦慮測驗(如顯性焦慮量表taylor，1953)不同，這些有具體情境特點的測量均通過指示語或測驗條目明顯地製造了一種特殊情境或某一類特殊情境。
在運動焦慮的測量中，同樣需要有具體情境特點的特質量表，以便提高在運動情境中**狀態焦慮的準確性，前面提到的馬騰斯的運動競賽焦慮測驗(scat)(martens，1977)，就是以史匹柏的狀態——特質理論為基礎，用來測量競爭性運動情境中的特質焦慮。該問卷與盯ai特質焦慮分量表的低度相關(r約為0．40)表明，這一帶有運動特點的測驗解釋了一般性測量所沒有解釋的那部分方差。但在一些國家使用該問卷修訂本測得的結果也同時說明，對於狀態焦慮反應的**並未得到明顯改善。
比如，舒溫克梅格曾觀察到路、ai特質焦慮分量表，對運動應激情境中狀態焦慮反應的**，同馬騰斯的有運動特點的特質焦慮量表一樣好(hackfort＆5chwenkmezger，1989)。
焦慮問卷一般都含有與啟用的生理表現有關的條目。比如，在泰勒(taylor，1953)的顯性焦慮量表中有「我很少注意到心跳，也很少喘不過氣來」這樣的條目，但環境不同，對這類條目答案的解釋完全不同。把這些答案放在體育運動中去解釋和放在日常認知環境中(如學校中或心理實驗中)去解釋，其結果顯然是不一樣的。
使用通用型測驗還是使用有體育運動特點的測驗，還取決於所研究的問題。比如，乙個人若要將運動員的人格結構同控制組或總常模相比較，那他就會使用通用型問卷和測量焦慮人格特質的問卷。當然，在解釋調查結果時應當記住，高水平運動員可能會比其他群體更經常地遇到一些可導致不同認識的情境(如極艱苦的訓練或比賽)。
因此，他們也就會更經常地體驗到問卷條目中所問及的各種認知狀態和軀體狀態，僅是這乙個原因，就足以使運動員的焦慮水平得分更高。運動員焦慮得分較高可能是方法學上的問題造成的，因為進行間卷標準化工作時的樣本與運動員樣本沒有可比性。
設計特殊的測驗來研究運動心理學領域的問題毫無疑問有其必要性，但是，也有兩個問題需要綜合考慮。第一，開發合適的方法會遇到許多困難和消耗許多時間，而沿用普通心理學方法最重要最明顯的原因就是經濟性。從事運動心理學研究的人都希望所獲結果能夠盡快應用於教育實踐和訓練實踐，同時把費時費力的純方法研究減少到最低限度。
因此，似乎可以先考慮一般焦慮診斷學中現成的，已經過可靠性、有效性驗證的各種方法，然後，再酌情開發有運動特點的方法。第二，堅持特殊性時肯定會遇到乙個新的問題：由於不同運動專案的心理特點差異極大，所以是否有必要為所有不同的運動專案開發不同的測試手段?
例如，若不事先進行某些修訂，就不能將馬騰斯(makens，1977)的運動競賽焦慮測驗應用於團體比賽專案，因為有些條目同團體比賽專案無關。再如，拳擊和田徑雖同屆個人專案，但其對抗性質有顯著差異，是否有必要根據專案特徵來發展不同的心理測量量具?運動心理學工作者肯定要不斷在特殊性和經濟性所提供的優勢之間進行選擇，但總的來說，目前似有必要更多地考慮特殊性的問題。
(二)焦慮量表常模的評價與使用
在使用焦慮量表的常模時，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就是可比性。
「特質」意味著人的行為具有跨時間和跨情景的一致性。特質焦慮亦反映了人的行為傾向。如果研究者希望比較某一運動群體(如拳擊運動員)與一般人在焦慮反應傾向上的差異，就需要乙個比較的基淮，通常是將一般人的平均焦慮反應傾向作為參照系。
如果研究者希望比較某一運動員與其他同專案的運動員在焦慮反應傾向上的差異，就需要以該專案運動員的平均焦慮反應傾向作為參照系。特質焦慮量表的常模即是這種比較的參照系。這種比較具有可比性，但一般只能在描述和診斷的層次上滿足研究者的需要，難以解決解釋、**和控制的問題。
但是，描述和診斷往往是深一步研究的前提。同時，診斷在臨床心理學中具有特殊的意義。
「狀態」意味著人的行為受時間特別是情景的影響，具有不穩定性。狀態焦慮會受到比賽規模大小、重要程度、對手強弱、場地環境等外部因素以及運動員的目標取向、身心狀況等內部因素的影響，不同比賽情景難以具有可比性。因此，制訂競賽狀態焦慮量表的常模就失去了意義。
例如，假定這種常模是依據一次全國田徑比賽中短跑決賽的臨賽焦慮制訂的，那麼，常識經驗就可以告訴我們，大****會上短跑決賽的臨賽焦慮與該常模幾乎沒有可比性。王天生(1997)最近對此問題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在運動心理學的實際研究中，很少有人利用狀態焦慮量表中的常模進行比較，道理是顯而易見的。
量表研製者在研究手冊中給出狀態焦慮常模實際上旨在提出效度證據，而不是為了讓其他研究者在各自研究中作為比較的參照系。
(三)問卷評估的傾向性和全面性
目前最著名的一般性焦慮測量工具—si、ai以及以s1、ai為基礎的其他一些測量工具都是傾向於診斷症狀的。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量表考慮了個人的症狀傾向，也不能說它們在三個維度上(生理、心理、行為)均對症狀進行了適當的描述。(四)高焦慮狀態下自省報告的準確性
王天生(1997)指出，狀態焦慮問卷往往是被試處於賽前高焦慮狀態下被要求內省自身的焦慮感受，並將這些內省的內容數量化之後報告給主試。而許高航(1996)對射擊運動員和排球運動員的研究發現，在賽前不同的自主神經系統喚醒水平下，運動員對自身心率的認知並不一致。射擊運動員在高喚醒狀態下認知穩定性較低，而在低喚醒狀態下認知穩定性較高。
排球運動員則相反。因此，她認為，喚醒狀態是影響量表測量信效度的乙個重要因素。這兩者的關係因受專案影響而更加複雜化。
(五)根據社會期望回答問題
被試特別是較年輕的被試常按社會期望而不按實際情況做答。如果其它一些因素干擾了測驗，使被試不能完全根據內容來回答問題，那麼回答傾向就會影響測驗結果。這是許多心理學測驗都可能遇到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焦慮問卷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被試極易辯明這類問卷條目中的測驗目的。
這些問卷的有效性明顯地取決於被試內心的公開程度、誠實與否、自我評價是否準確以及自我意識的清晰程度等因素。王天生(1997)也指出，在賽前緊張情況下，特別是在重大比賽前運動員做前瞻式測量時，可能不會真心願意將自己的焦慮報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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