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任何傳統的形成都有特定的基礎。中國獨具特色的法文化傳統的形成便可從自然環境因素、生產方式因素與思維方式因素上找到理由。
在法文化傳統產生之時，自然環境因素佔據主導地位；隨著法文化的動態變遷，起決定作用的卻是生產方式因素。三因素中任何乙個的根本性變革都將帶來法文化的巨大變動。今日中國面臨的是三因素同時經歷根本性變革。
這就是今日中國法文化所面對的充滿挑戰的處境，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任。關鍵詞：法文化傳統形成基礎自然環境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在法治建設程序中，當我們改革舊有的法律制度，總會遇到無形的阻力頑強抵抗；當我們借鑑先進的法律制度，總需要有艱難曲折的本土化過程；當理論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設計出來運用於實際生活，原有的習慣往往將其改頭換面得千瘡百孔……主要緣由是法文化傳統在起作用。
因為「傳統不僅僅過去了，它還確確實實地現存著。它積澱在每個現代人的心靈深處，流貫於每個人的周身血液，外現於人的各種行為方式和人際關係，並物化在我們的社會制度、習俗、規範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質和精神產品裡。當代人無時無刻不置身於文化傳統的強大氛圍之中，感受著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響，以致於歷史每邁出一步，都必須跟這種傳統勢力發生糾葛，時而以之為前進、發展的憑藉，時而又力圖擺脫它的羈絆。
傳統和當代是一對相生相剋的範疇：傳統制約著當代的程序，當代反過來改造和消融傳統……」［1］與今日中國法制建設有千絲萬縷聯絡的法文化傳統雖歷經幾千年的洗刷、積澱，依然仍保留著其獨特的品質，它的尚「禮」， 鄙「訴」，重「刑」，輕「民」等等，仍在隱隱影響著當代人的法制心理。這些特質在法文化產生之時便初見端倪。
可以這樣說，是中國法文化產生之源，決定了它日後的走向，正如人的性格在初生嬰兒身上便可窺見一斑一樣。決定中國特色的法文化傳統的形成的基礎因素是什麼呢？一、法文化傳統的形成基礎探析最初的法由習慣演變而來，據《左傳》載，我國歷史上第乙個奴隸制國家夏的《禹刑》，便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的習俗陸續積累起來的習慣法。
［2］在國家產生之前，氏族內部的人們在共同的生產生活中，為適應調整人們相互間關係的需要產生了習慣。不同的生產活動與生活方式，產生了不同的習慣。又是什麼導致了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呢？
（一） 自然環境因素中國的地貌結構由西向東，依次為草原、荒漠，河谷平原（間以丘陵）及東南狹長的沿海地帶。上古時期的先民無力對抗東南部的汪洋大海，這裡沒有留下多少先人的足跡；西部、北部遼闊的草原孕育了游牧民族，帶給他們逐水草而居漂泊不定的生活。散居與不斷的遷徙決定了這裡產生不了相對穩定的、主流的法文化傳統。
再看中原以至江南河谷平原，這裡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氣候適宜，優厚的自然環境很適於人的生產、生活。中國古代文明理所當然率先在黃河、長江流域綻放出燦爛的花朵。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中國文明的主體在河谷平原中產生。
但這塊被東南的大海，西北的荒漠，西南邊的崇山峻嶺包圍的土地，與外界幾乎隔離開來，是相對封閉的獨立個體，使得中原文明一產生便帶有地域上的封閉性。（二） 生產活動因素河谷平原為主的自然條件使發展農業生產成為必然選擇。此時的農業生產有如下特色：
特色一：生產力低下，面對自然界的種種突變，人顯得蒼白無力。先人們只能靠天吃飯，乞求風調雨順。
夏人乞求「天」，商人乞求「神」，實際上神即是天，是「人」化了的天，並且商時的神與逝去的祖先合而為一稱為「祖先神」。「天」是先人們認為的獨立於人之外的超於人的主宰一切的力量，人們心中對它充滿畏懼，心甘情願地服從它的支配，順從「天命」。特色二：
儘管自然界有許多突變，但四季的更替相對穩定，春耕、夏種、秋收、冬藏，人們的生活相對有規律地迴圈著。他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周而復始的封閉迴圈的生活方式。特色三：
常年耕作讓其中一些人總結出種植農作物的寶貴經驗，大大改善人們的生活，這些人獲得人們的崇敬，享有崇高的威望。並且「耕作在平原，則有平水土驅蛇龍的必要」［3］,克服水患，獲得水利也是生產生活中的重大問題，這使類似「大禹治水」的事成為歷史美談。從史料記載中看治水似乎是禹一人的事，可我們清楚在當時的條件下，全民一齊與水鬥爭都未必有效，一人治水哪能成功？
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大禹治水有功，取得大眾的尊敬愛戴與崇拜，進而被神化了。特色四：農業以土地為基本生產資料，土地有肥有瘦，不同地域的土地適宜種植不同的農作物，辛苦勞作的農民等待著收穫，也等待著把這一年積累的經驗在來年中更好地適用。
結果他們世世代代在一塊土地上生活，安土重遷。人最初的由血緣集合群體的本能因農業生產而變得更加穩固和發展。（三） 思維方式因素對法文化傳統形成有最直接影響的是人的思維方式。
中國以河谷平原為主的自然地理環境及隨之而來的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生產活動，使中國人呈現出溫和、持中，思維方式較封閉、保守，易順從、盲從，也更務實和守成的特點。由此決定了中國特色的法文化傳統的形成。其一，溫和、持中。
在天命、王命主宰一切的年代，作為社會的一員，人們相信命運天定；作為家庭的一員，所有家庭內部事務由家長決定。個體一出生，便有特定的身份與地位，有特定的生活方式與生活道路。處於統治地位的貴族無需努力，無需擔憂，坐享其成，享受著血緣帶給他們的安逸與舒適；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人努力無門，血緣決定了他們世世代代都將是被統治者。
不能有自己的主見，不能一意孤行，必須與群體認同便是社會對人的要求，人因此溫和而持中。其二，封閉、保守。在生產力低下的上古社會，農業生產靠經驗。
很少有人會以一年的收成為代價去冒險種植新的作物或嘗試新的種植技術。並且自身的農業生產已能基本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人們沒有必要與外界交流。常年累月，人把自己禁錮於一定區域，思維自然就封閉且保守。
這與游牧民族與海洋民族人隨時準備應付大自然的挑戰，不斷面對新的社會群體，人充滿鬥志與銳氣不同。其三，順從、盲從。農業生產憑藉經驗，有經驗的人理所當然地獲得人們的崇敬，成為氏族的首領。
同時積累豐富生產經驗的只能是年長者，這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依靠血緣維繫的宗法制度的鞏固。既然是權威，其他的人則必須尊從。在社會上聽從國家，在家庭中聽從尊長，從整體上講二者又是一致的。
順從成了中國人的又一特色思維方式。另一方面，順從也帶來盲從，俯首貼耳、察言觀色便是順從帶來的負面效應，成為我們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導致我們的民族缺少創新，個性缺乏伸張。其四，務實、守成。
由於命運與生俱來的，對於未來人無太多的期盼，大多數人只把注意力集中於眼前事物，守著已有的業績；農業生產，耕種多少收成多少，半點都偷懶不得，人只能實實在在，不能像商人那樣去投機鑽營。思維因而務實。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國傳統法文化表現出法自君出、以禮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法律內容帶有強烈的宗法色彩及司法上的行政司法合一等顯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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