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趙宋的「祖宗家法」，實際上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國方略與規則。宋朝「祖宗之法」的提出，與宋人在講求義理的新形勢下對李唐、五代政事的反思有關；也與唐代以來的社會變遷以及士大夫家族對於「正家之法」的重視有關。循故事、沿祖制治國，是中國傳統社會自然習見之事。
趙宋統治者強調「繼述父祖基業」，「以治家之道推之治國」，既是標榜「家國一體」，祗奉祖制的結果，又反映著歷史發展的現實程序。作為帝王之家的「家法」，它自根本精神上制約著「國法」的取向與施行。本文擬自「正家之法」與趙宋「祖宗家法」之關聯與區別這一側面入手進行**，以期加深對於趙宋「祖宗家法」的總體認識。
關鍵詞：宋朝正家之法家法祖宗家法趙宋一代在指稱帶有根本性質的治國之法時，有所謂「祖宗家法」一說。在「國」與「家」有著相當程度分離的現實社會中，這一說法反映出傳統意識形態對於「家國一體」的認定與強調。
所謂「祖宗家法」，相容幷包地將趙宋的「家法」與「國法」混融為一體。這種混融，在君臣關係方面，突出地體現著「父子」價值行為模式（「孝」）向「君臣」價值行為模式（「忠」）的轉換 [1] ；在王朝設范立制的取向方面，則鮮明地顯示出趙宋一以貫之的追求延續穩定的政治精神。目前，學界對於唐宋時期的所謂「正家之法」及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分別有所討論，而對於二者之關聯與區別卻尚未給予足夠注意。
本文擬自這一側面入手進行**，以期加深對於趙宋「祖宗家法」的總體認識。一宋朝「祖宗家法」之說大行其道，與宋人對李唐政事的反思有關。如所周知，南宋大儒朱熹曾經批評「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 [1]（《朱子語類》卷一三六《歷代三》）陳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公升降》中，開篇即引述了朱熹此語，並且進而指出：朱子之語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
寥寥數語，使我們領悟出所謂「閨門失禮」表象背後含寓的大段文章。圍繞這一「種族與文化」觀，學者闡論頗多，茲不贅述。早在北宋中期，《唐鑑》的作者范祖禹即曾經對李唐的「人主無正家之法」持強烈的批評態度。
既為「人主」，則其「正家之法」自與國事有關。在該書開篇論及李淵父子太原起兵事時，范祖禹批評其「圖王業，舉大事」卻發端不正：「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暱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矣！
」並繼而說：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
[2] （《唐鑑》卷一，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顯然，范祖禹是將唐代帝王的正家之法與其治國之政聯絡起來看的。在《唐鑑》一書的最後，范祖禹總結唐代教訓說：昔三代之君莫不修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
其治安之久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這類說法，在宋代受到廣泛承認，有著明顯的呼應。元豐初年，程頤要求司馬光在修撰《資治通鑑》唐代部分時正太宗、肅宗之「篡名」；南宋後期的理學家真德秀在其《講筵卷子·大學》「治國必先齊其家」篇中，也曾以類似的說法，警示理宗皇帝說：
唐太宗英主也，然於事親友兄弟一有慚德，三百年之家法遂不復正。然則處父子昆弟之間，其可不盡其道乎？ [3]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十八)范祖禹其人，論事追求判別治亂，「義理明白」，當時學者尊之為「唐鑑公」。
他曾經參與修撰《資治通鑑》，而且「分職唐史，得以考其治亂興廢之所由」[2]（《唐鑑》序）。他自「義理」出發，對於唐世帝王的文治武功評價不高，甚至有所貶抑。而對於范祖禹在《唐鑑》中的議論，朱熹尚覺闡發不足。
他曾說：「《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形象地批評道：
「純夫（按祖禹字淳夫，又作純夫）議論，大率皆只從門前過。」並且與自己的學生議論說，「不知伊川當時如何不曾點化他」。 [1]（《朱子語類》卷一三六《歷代三》）所謂「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閨門失禮不以為異」之說，實在不無偏頗；但在宋代，講求義理之風的勃興，促使士大夫們去重新評判前代史中的諸多問題。
而禮法，正是他們所關注的中心之一。從判別內外親疏貴賤尊卑、維護社會等級秩序的角度出發，不僅唐代後期的「亂世」被宋儒們引為鑑戒，即使是以唐太宗為代表的「治世」，也遭遇到強烈的批評。朱熹有關李唐「閨門失禮」的結論，重在道德義理的評判而略於分析。
唐代的「失禮」與「循禮」，事實上並非如此簡單，而涉及到相當複雜的政治與社會現象，涉及到時代的變遷。有學者自研究唐律入手，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法律理論體系，是以「禮」為核心，以君主**、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為支柱而構築起來的；而唐律的真髓即蘊含在唐律與禮的密切關係之中 [2] 。亦有學者自研究禮制入手，討論唐代社會結構的演化與禮法合流的趨向 [3] 。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作為「興教化」的目標，「禮義」、「綱紀」，「厚人倫」、「端王政」，總是被相提並論的 [4] 。所謂「源流出於夷狄」的李唐，即便在胡風影響較盛的立國初期，對於「閨門之禮」（或者說嚴格意義上之「家法」），亦非不予顧及。這與君王立國致治的要求有關，也與士大夫家族講求禮法的需要與推動有關。
「禮之重，莫大於婚姻。」今僅就鏈結皇室與士大夫之家的公主出嫁及婚後執禮問題略舉數例，藉窺士大夫「正家之法」與皇家「閨門之禮」互動關係之一斑。《貞觀政要》卷七《禮樂第二十九》中載有這樣一例：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鄙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
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
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王珪的這段話，把家內之「儀禮」與帝王之「法制」直接聯絡起來，公主依禮見舅姑，被認為是「成國家之美」的舉動；而太宗對此也「聞而稱善」。上距貞觀一百年後，在天寶五載（746年）《冊平昌公主出降文》中，強調了「家道」與「王化」、「法度」與「室家」的關係：
皇帝若曰：「於戲！婚姻之序，人倫為大；家道以正，王化乃貞。
……爾其虔修令德，祗服厥訓，循於法度，宜爾室家。可不慎歟！」[4]（《唐大詔令集》卷四二《公主·出降冊文》）又一百年後，被後世史臣稱為「李之英主」的唐宣宗，自其為政之始，即「思厚儒風」[5] (《舊唐書》卷十八下《宣宗本紀》)。
這一傾向明顯地反映在他對於「閨門之禮」的處理原則上。當其愛女萬壽公主出嫁鄭顥之前，宣宗下詔說：「先王制禮，貴賤共之。
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嫁給於琮的永福公主，素來嬌縱，即便在皇帝面前亦不肯稍加收斂，宣宗意識到「此可為士人妻乎！」於是改將廣德公主嫁給於琮。
廣德公主「治家有禮法，嘗從琮貶韶州，侍者才數人，卻州縣饋遺。凡內外冠、婚、喪、祭，主皆身答勞，疏戚鹹得其心，為世聞婦。」[6](《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 唐代前後期社會的情勢自然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從太宗、玄宗、宣宗嫁女前後的詔敕及態度來看，皇室的舉動措置，明顯地受到了當時社會上「士人法」的影響；而他們對於士人家族尊奉之禮法的肯定，又轉而成為士人正家之法得以發揚的有利條件，成為所謂「國家之美」、「王化乃貞」的必備內容。
中期以後的唐代，社會上湧動著不同趨向的潮流。宋人自總結前朝亂離教訓的角度出發，更多地注意到其衰敗的徵象；隨著義理之說的興行，更進而對於李唐的立國根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而事實上，正是唐代發生的社會變革，奠定了宋代賴以出發的基礎。
隨著門閥制度的解體、庶族勢力的上公升，「士族」的構成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波動不寧的外部環境中， 「正家之法」成為一些士大夫家族藉以自保的手段。舊世家炫示其禮法門風，以期高自標樹；而後起家族亦需要尋求整齊家風、綿延世祚的軌範。歐陽修在其《新唐書》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小序中說：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
這裡所說的「各修其家法」，包括辨別流派脈係的意思在內，反映著當時的臣僚之家對於「姓望分明」的企求。這種作法，恰恰反襯出士庶之別漸趨湮滅的大環境，也使我們注意到出自不同背景的諸臣之家在新境遇下各自維繫「門族」的努力。所謂「修其家法」，不僅包括續譜修牒的作法，更是指「材子賢孫」整飭修行以期「不殞世德」的實踐。
這種努力，不僅關係到其家族的內部事務，也直接關係到士大夫的政治行為。《唐大詔令集》卷四十七《大臣·宰相·命相四》有頒布於元和十五年（820年）八月的「崔植平章事制」，其中特別說到：惟爾先太傅，當德宗始初清明，首居相位，克固直道，於今稱之。
爾其嗣乃家法，無廢朕命。制詞中所謂「家法」云云，並非無根之談。崔植，是德宗朝宰相（即所謂「先太傅」）崔祐甫的侄子，祐甫以為繼嗣。
祐甫系出博陵崔氏第二房，據《舊唐書》卷一一九《崔祐甫傳》，祐甫「家以清儉禮法，為士流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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