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羅蘭貝格諮詢公司的落地窗，漢堡港一覽無餘。高高低低的起重機在海港一字排開，色彩斑斕的貨櫃有規律地疊放在海港兩岸。每天這座德國第一深水良港吞吐著幾百萬噸的貨物。
在海港的遊覽區，遊人如織，一座歌劇院正拔地而起，這裡將成為世界第二大**劇院。
繁忙的漢堡港是德國經濟繁榮的縮影。2023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洲經濟一蹶不振甚至深陷債務危機，唯有德國率先走出泥潭，一枝獨秀。2023年，德國gdp增長3.
6%，在七大工業強國中位列第一，失業率也由2023年的8.6%下降至6.9%。
然而就在10年前，西班牙、英國和愛爾蘭等國在國際金融領域大展拳腳，風光一時無兩;德國卻被滯漲所困擾，被譏諷為「古板的阿伯」跟不上新時代。
一場金融風暴後，形勢逆轉。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國紛紛陷入債務危機，穩健的德國一躍成為歐洲經濟火車頭。2023年，德國佔整個歐元區gdp增長份額的60%，在2023年時這個數字僅為10%。
德國企業在經濟復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倫敦和華爾街沉迷於次級債和抵押債時，德國企業專注於製造業。不僅僅對諸如寶馬和西門子這樣擁有國際知名度的大公司而言如此，對成百上千不知名的中小型公司而言亦是如此。
儘管德國產品的勞動力成本很高，但是因為發貨期***、產品效能高以及良好的售後服務，客戶還是源源不斷。2023年，德國出口增長14.29%，依然傲視其他發達國家。
德國企業的強競爭力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多年來，人們一直關注和學習美國企業，而忽略了德國企業。究竟是什麼樣的特點使德國企業能在全球經濟危機中脫穎而出?
中國企業又能從德國企業的經驗中學習些什麼?
帶著疑問，我們歷時三個星期，走訪了德國五個城市、數家企業，探尋問題的答案。
1．產品專注創新，打造高附加值
還沒出發，朋友們的**清單就已到達：雙立人的刀具、菲仕樂的炒鍋、碧然德的淨水器。雖然這些德國產品在**上是中國同類產品的好多倍，但「德國製造」的高質量保障仍令生活在製造大國的中國人渴望擁有。
這就是德國企業成功的重要原因。德國人根深蒂固的實業觀念造就了德國企業超強的製造能力。德國製造與中國製造的區別在於：
中國製造依靠的是低勞力成本，德國製造依靠的是創造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
汽車製造業是德國高附加值製造的典範。無論是奧迪、賓士，還是寶馬、保時捷，一台德國車的**都要比普通車高出5到10倍。在英戈爾施塔特城以北的奧迪工廠外，一群幸福的德國人正等著去提剛剛下線的新車。
那裡有一條綿延一公里的生產線，每週6天、每天生產2500輛車。「2023年是我們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別的企業想要超過我們或許很難。
」酒店裡的電視每天反覆**著奧迪總裁施耐德的話。
在威斯巴登州的陶努斯施泰因，淨水器生產商碧然德出產的乙個小小的淨水濾芯就要近百元人民幣。在西北部小鎮固特斯洛，美諾出品的洗衣機，一台售價接近萬元，是普通洗衣機的3倍多。
在慕尼黑機場裡，幾乎每個返程的中國遊客都提著一套「雙立人」牌鍋具。這種鍋具的**是中國生產鍋具的幾十倍，但它優異的效能讓擅長製造日用品的中國人都自嘆弗如。很多人不知道，「德國製造」曾經就像今天的「中國製造」是廉價、低質的代名詞。
為了與德國商品做出區別，英國還特地要求德國產品在出口時打上「德國製造」的標籤。但如今的「德國製造」已成為高品質的代言詞。
強勢的貨幣政策是德國企業創造高附加值產品的乙個重要原因。但在羅蘭貝格監事委員會主席施萬克看來，德國企業對於產品的精益求精也源於一種獨特的商業文化。他援引德國學者冉珊鶴(ulrike reisach)做的一項研究說：
美國代表的是一種尋求短期利潤和個人財富的商人文化;而德國則代表了一種努力創造持久永恆產品的手工業文化。
德國商業的手工業文化發源於德國企業的創始人們。如同西門子的創始人維爾納·馮·西門子，德國企業的創始人大多是科學家或發明家出身，他們對於科學和創新有極大的熱情。「從一開始，他們追求的就是科學的實際應用，而不僅僅是財富。
」施萬克說。
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西門子總部，西門子家族的第六代成員娜塔莉·馮·西門子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她說：「西門子公司依舊保持著我高曾祖父的性格特徵，那就是對於創新的激情。
他總是說他對於科學有著絕對的熱情，但是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科學與實際應用相結合。」
手工業文化使得德國企業能夠保持一種長遠的眼光，專注於企業最初的目標，並一以貫之，即使在艱難的時刻，也不會忘記既定的方針。正如德國工商總會執行理事，北京分會總代表亞歷山德拉·沃斯(alexandra voss)女士所說：「德國企業之所以成功，在於他們致力於創造長期的產品差別，專注於創新，而非資本市場。
」2．員工培養技能，要求忠誠
風雨之中，我們抵達漢堡。在中心火車站附近的中餐館，我們見到了通過微博認識的杜丹和寇莉。她們都是在德國生活已久的老華僑了。
她們說，德國企業成功的另乙個重要原因在於擁有一批高素質的員工，而打下這一基礎的是德國職業教育系統一直沿襲的「學徒制」。
寇莉在漢堡附近一所學院任教務主任，她告訴我們，在「學徒制」下，選擇職業教育的16歲學生必須當3至4年的學徒。在此期間，一半時間在工廠「做工」，另一半時間返校學習理論。工會在450個行業裡也強制規定：
勞工必須通過學徒制才能被公司聘用。因為訓練完整、實際、專業，德國藍領工人平均每小時的薪資也遠高於英、法、美、日等國。
位於柏林市中心的kpm陶瓷廠由腓特烈大帝命名，已有250年的歷史。在現代化廠房裡，工匠們仍通過手工打造每一件產品。他們所生產的每一件瓷器都價值不菲，且至少要經過9道製作程式。
只要一環出錯，就要重頭來過。所以，每個工匠都要從學徒開始，沒有5年以上的經驗是無法直接在產品線上工作的。
第二天，杜丹帶我們參觀了她所在的公司—vision tool。這是一家不到30人的小企業，主營演出裝置租賃、銷售和發行。老闆史蒂芬·史路特(stephan schlueter)從學徒做起，白手起家，已經成功創立了兩家企業。
在史路特的口中，我們第一次聽到了「know-how」這個詞。之後，每一位我們走訪的德國企業雇主都向我們提到了這個詞。「know-how」的意思是專有的技術或技術訣竅。
在德國企業主眼裡，這些具有「know-how」的員工極其珍貴，掌握著企業重要的無形資產。
對於美國的企業來說，「有需要就招人，有負擔就裁員」稀鬆平常，但在德國這並不是傳統的做法。在金融危機來臨之時，與美國不同，大多數德國企業都通過減少工作時間或減少利潤來保住多餘的勞力。
在金融風暴期間，演出市場蕭條，vision tool受到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最困難的2023年，史路特不但沒有裁員，也沒有降薪。那一年整個公司的人賺得都沒有少，只有他的利潤下降了。
但他並不後悔：「讓員工走，你會損失很多經驗。」
因為對「know-how」的重視，「忠誠」成為德國企業主對員工最期待的品質。史路特以及之後我們採訪的每一位企業主，都毫不猶豫地將「忠誠」列為最好員工應具備的第一條素質。他們都希望在艱難的歲月裡，員工也能和企業不離不棄。
事實上，在德國也不難發現在一家企業工作了一輩子的員工。
3．管理扁平化思維，雙委員會制度保險
德國人守舊是出了名的。二戰期間紐倫堡被炸得面目全非，戰後，德國人沒有像其他人一樣在廢墟上建立起一片新城，而是用舊磚瓦重新將老城一模一樣地建了起來。在企業管理上，德國人也一直堅守著雙委員會制度的老規矩。
德國企業法規定，公司董事會下必須設有執行委員會和監事委員會兩個系統。進入德國企業之前，我們一度以為雙重管理制下的企業必定等級森嚴，管理不靈活;然而在進入企業後，我們發現事實並不如此。
在德國西南部厄爾蘭根西門子醫療總部，正當我們和公關總監馬蒂亞斯·克雷默(matthias kramer)先生溝通時，總裁突然進入，對克雷默說：「你有時間嗎?我要和你談談。
」克雷默告訴我們，即使是在德國大型跨國企業裡，等級制度也並不明顯，德國人務實、注重效率，喜歡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德國企業更傾向於一種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慕尼黑北部奧林匹克中心邊上屹立著慕尼黑市標誌性建築—寶馬總部大樓。從2023年籌建開始，寶馬就把「溝通結構」放在辦公室建築規劃首位。在這座由四個圓柱組成的大廈內除了財務和總裁辦公室外，沒有單獨辦公室，員工們都在敞開環境下工作。
「目的在於通過縮短距離，提高員工間交流與溝通的效率。」寶馬博物館的介紹上這麼解釋。
這座世界上最先進的企業博物館以很大篇幅介紹了寶馬扁平化管理理念。從寶馬的經驗裡，可以看出扁平化的思維方式不僅使得企業高效，也在很大程度上縮短了管理層與股東、員工以及客戶之間的距離，增強了彼此間信任。
2023年當寶馬遇到歷史上最大的財務困難時，是股東、經銷商和員工在年度大會上表現出的信任，使得公司放棄了賓士公司的收購，堅持自主經營，最終渡過難關。寶馬歷史上銷售最好的車—3系touring引擎也是由一位普通員工在自家車庫裡研發出來的。
「相互之間的信任是寶馬公司成功的重要原因。」這是展廳介紹的開篇。
在德國**上，很少有像賈伯斯、扎克伯格一樣的明星級企業家出現。克雷默告訴我們：這可能是因為德國曾經出現過像希特拉一樣的集權領導者，人們對太過耀眼的領導人總是十分警惕。
相較於「領導力」，德國企業家們更關注「管理力」。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
施萬克說，德國人更認同彼得·德魯克的說法：「好的管理者首先問自己：這對公司有什麼好處?
而不是這對我有什麼好處。而且他們總是說『我們』而不是『我』。」 威權並非德國企業領導者的榮耀，引領團隊協作才值得驕傲。
但他享受的並不是一種「巨人」的感覺，而是一種和團隊在一起的幸福。
十幾年前，德國國內曾對德國特有的雙委員會制度有過激烈爭論，很多人都認為相較於美國單一的企業制度，這種制度在處理問題上反應較慢，內耗較大。但施萬克卻很慶幸德國人「因循守舊」地保留了它，他認為監事會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視。雖然，有時候它的存在會使管理層反應速度減慢，但這種減速能讓決策者更清醒地認識到要執行的政策是否真正與公司長遠利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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