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官用人乃國之大事，為了保證人才選拔，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國家一方面大力發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選官制度，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科舉制度的創立與完善。「中興以人才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賢者亡」之說。因此認真總結中國古代選官用人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過「世卿世祿」制度產生。戰國時，「世卿世祿」制逐漸廢除，官吏的選舉發生了根本變化。秦在統一之前，「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而勝敵是其主要途徑。
秦統一後的官吏，也就多出於軍功。到了漢代，朝廷為了適應**主義**集權封建國家統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了一整套選舉統治人才的選官制度。這套制度包括察舉、皇帝徵召、公府與州郡辟除、大臣舉薦、考試、任子、納資及其他多種方式，不限於一途，而且還可以互動使用。
以後，我國古代官吏選用又分別出現了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濫觴的科舉制。這些選官用人制度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時也表現出各種弊端。
察舉制 察舉也就是選舉，是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漢代察舉的標準，大致不出四條，史稱「四科取士」，《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說：
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約起於西漢，下迄東漢未改。不過有時單舉其中的一二科，或全舉四科，均有詔令臨時規定。察舉的標準雖僅有四科，但察舉的具體科目卻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文學（通常指經學）以及明經、明法、尤異、治劇、兵法、陰陽災異等臨時規定的特殊科目。
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實授官職。上述察舉諸科，實際上分為歲舉和特舉，歲舉是常制，特舉由詔令臨時規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的制度。漢代選官以「鄉舉裡選」為依據，體現的是尊重鄉里**對士人德才評判的權威性。
但是，**評價一旦與仕途沉浮相聯絡，就容易被某些有權勢、有影響的人物或社會集團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審時度勢，提出了「惟才是舉」的用人原則，這既是對處於亂世求賢的需要，也是對漢代「選舉失實」的刻意糾正。
徵辟 徵辟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徵聘與公府、州郡辟除兩種方式。皇帝徵聘是採取特徵與聘召的方式，選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學兼優的人士，或備顧問，或委任政事。徵聘之方，由來已久，如秦孝公公開下令求賢即屬徵聘性質。
秦始皇時叔孫通以文學徵，王次仲以變倉頡舊文為隸書徵，亦皆屬徵召性質。到了漢代，漢高帝十一年（西元前196年）求賢詔，也是繼承了這一方式。以後自西漢武帝以至東漢，相沿成例。
對於德高望重的老年學者，且特予優待。如武帝即位之初，即「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可謂開了漢代安車蒲輪以迎賢士的先例。皇帝徵聘，為漢代最尊榮的仕途，被徵者來去自由，朝廷雖可督促，如堅不應命，亦不能強制；且於既征之後，地位也不同於一般臣僚，大都待以賓禮。
闢除是高階**任用屬吏的一種制度。漢代辟除官吏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三公府闢除，試用之後，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薦舉與察舉，可出補朝廷官或外長州郡，故公府掾屬官位雖低，卻易於顯達。
一種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資歷、功勞，或試用之後，以有才能被薦舉或被察舉，亦可公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長吏。
公府與州郡既有自行選官之權，而被闢除的屬吏又不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應闢，也不能加以強迫；否則，要受到**的非議。尤其是州郡闢召是當時比較自由的仕宦途徑，而且既闢除之後，主官即當加以重用；否則，氣節志行之士就要辭去。
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們為了發展個人勢力，皆爭相以此籠絡士人；而士人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託權門。這樣便發展成為一種私恩的結合。西漢時被闢除者猶為國家官吏，到東漢則實際上成了主官的私屬。
於是朝廷集權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據勢力得到發展，東漢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與用人之權轉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關係。
九品中正制
在漢末軍閥混戰的衝擊之下，鄉里組織遭到破壞，「鄉舉裡選」的傳統做法難以為繼。在此情況下，三國時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選有聲望的人擔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士人，按其才德聲望評定九個等級，然後根據士人的品級，向吏部舉薦。
吏部依據中正的報告，按品級授官。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
此後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
科舉制 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門第高低分配權力，不能滿足數量眾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門第高的士族腐敗，因而加劇了當時的政治腐敗和地方割據**的傾向，說明士族制度已經腐朽。同時封建經濟有所發展，尤其是均田制實行後，中小地主勢力增長，非常渴望進入統治階層。隋唐時期實現了國家的統一，為革新政治、鞏固統治、加強**集權，在選官上實行了科舉制。
隋文帝廢除維護門閥貴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587年）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隋煬帝時始置進士科，因為是分科取士，所以名為「科舉」。王朝開始用公開考試的方法來甄別人才高下，從而量才錄用，這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上的重大改革，為以後歷代所沿用。
唐代科舉有常舉和制舉兩類。常舉每年舉行，於進士科外，復置秀才、明經、明法、明字、明算等多種。學館的生徒可以直接報考，不在學的自行向州、縣報考，合格後再由州縣送**參加考試，應試者以進士、明經兩科為最多。
考試的內容，進士著重於詩賦和時務策，明經則著重於儒家經典的記誦。主持考試的，開元二十四年（736）以前一直是吏部考工員外郎；以後歸禮部掌管，也有臨時由皇帝委派中書舍人等清要官主持的。武則天當政時，還親自主持考試。
考試及格者稱為「及第」。錄取數進士科約為應試者的1-2%，明經科為1-2/10。因為考生投送履歷表，叫做「投狀」，所以進士第一名稱「狀頭」或「狀元」。
武則天還增設武舉，由兵部主持。
制舉由皇帝臨時立定名目，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辭清麗科、博學通藝科、武足安邊科、軍謀越眾科、才高未達沉跡下僚科等百十餘種。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參加考試。考中以後，原是官吏的立即公升遷；原來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給予官職。
但制舉出身當時並不被視為正途，而看成是「雜色」。
隋唐時期創立的科舉制度有積極意義：剝奪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權，削弱了地方豪強士族的勢力，使封建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權收歸**，有利於消除地方和**在選官方面的腐敗，改變了自秦漢以來以薦舉為主的官吏選拔制度，是歷史的一大進步。通過科舉考試，向整個地主階級開放仕途，有利於籠絡人才，緩和了矛盾，擴大了統治階級的基礎。
科舉制度把讀書、考試和做官緊密聯絡起來，從而提高了**的文化素質，大大加強了**集權，有利於政局的穩定，推動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發展。
科舉制度為以後歷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明清時期，專重「四書」「五經」，以八股文取士，禁錮了士人的思想，極大地束縛了知識分子的創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是中國近代落後於西方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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