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語言學
（一）古希臘語言學
有文字記載的語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當時的語言研究是在哲學研究的範圍內展開的，屬於哲學的乙個分支。大約在西元前五世紀，希臘人就對語言問題進行過兩場有名的大論戰。
第一場論戰是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之間展開的。論戰的焦點集中在語言的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係上。「自然發生派」認為，單詞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事物的名稱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質決定的。
他們以語言中的象聲詞為依據，得出語言是自然發生的結論。「約定俗成派」則認為，事物的命名是人們在實踐中互相約定的，和事物的性質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絡。語言中的象聲詞是極少數，即使沒有它們也不會影響語言交際。
由此，他們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產物。這場論戰持續了很久。雖然沒有得到什麼結果，但它促進了對詞源的研究，對詞的各種關係的分類產生了興趣，可以說是開創了在哲學這個總的框架中研究語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戰國末期的荀況（西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由此可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學者就持有與「約定俗成派」相類似的觀點。
第二場論戰與第一場論戰有著密切的聯絡。它是在「變則派」與「類推派」之間展開的。爭論的焦點集中在語法結構是否規則這一問題上。
「變則派」認為，由於語言是自然發生的，所以也是不規則的，並以語言中許多不規則現象作為立論的依據。「類推派」則認為宇宙間日月的執行、四季的輪轉是有規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則支配的，語言也不例外。它雖然有不規則的現象，但總體來說還是規則的。
由於希臘語既有規則的成分，也有不規則的因素，所以論戰的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但雙方都對語法理論的產生有較大的貢獻。「變則派」的貢獻在於他們辨別出了主要的語法範疇；「類推派」的貢獻則在於他們確定了主要的屈折變化形式。
早期的希臘學者對語言的研究主要側重於詞源學、語音學和語法學三個方面。其中語法學所取得的成績最為突出，對傳統語言學的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哲學家柏拉圖（西元前428—348年）在「自然發生派」和「約定俗成派」的論戰中持中立態度。
他認為，有些詞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質；但有許多詞，其語音形式與意義之間究竟有些什麼聯絡是無法判斷的。他在分析單詞與意義的關係時，把詞分為主詞和述詞兩大類（大致相當於名詞和動詞），是西方語言學史上第乙個對詞進行分類的學者。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西元前384—322年）是位堅定的「約定俗成論」者。他認為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是有規則可循的。他在柏拉圖的詞類兩分法的基礎上把那些既不屬於主詞又不屬於述詞的詞自成一類（大約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連詞）。
他還注意到名詞有格的變化、動詞有時態變化等這樣一些結構上的特徵，並第一次給詞下了定義。
後來的「變則論」者斯多葛學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亞里斯多德的詞類三分的基礎上，進一步把詞分為冠詞、名詞、動詞和連詞。後來又把名詞分為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他們還對動詞的時態和名詞的格等問題進行了細緻的研究，認為名詞有主格、賓格、與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臘時期，對傳統語言學作出較大貢獻的是亞歷山卓里亞學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約西元前一世紀）。他在名為《讀寫技巧》的只有15頁的小冊子中，把詞分為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介詞、副詞和連詞八大類。這本小冊子對後世影響很大，在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歐洲的語法學家在分析其它語言時，仍將詞分為八大類，儘管所用的術語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對語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法上。最早對希臘語句法進行全面描寫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紀在亞歷山卓里亞從事著述的狄斯考魯。他名詞與動詞之間的關係入手，再分析描寫其它詞類與名詞和動詞的關係。
同時，對動詞與名詞或代詞在人稱和數的一致關係、對一類詞代替另一類詞的替換關係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寫為後來區分主語和賓語、區別主從結構等奠定了基礎。
（二）古羅馬語言學
從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前二世紀，希臘的統治地位逐漸由羅馬帝國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統治已相當穩固。在羅馬帝國統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裡，研究語言的空氣比較活躍，並已經了解到古希臘的兩次有名的大論戰，也了解亞歷山卓里亞學派和斯多葛學派對語言問題的看法和他們的成果。
瓦羅（西元前116—27年）曾對「變則派」和「類推派」的觀點進行過詳細地敘述和說明，同時也對拉丁語法作過大量的分析。他把語言研究劃分為詞源學、形態學和句法學三大部分。在西方語言學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區分開來，並發現拉丁語的名詞除了有希臘語名詞的五個格之外，還有乙個奪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對教育比較關心的學者，在語法方面也有過一些論述。他認為語言的正確運用應合乎推理、應仿效權威和引經據典。在詞彙的發展過程中，意義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詞彙的選用應遵循自然邏輯和類推這一基本原則，即應合乎推理。
要判斷現行的用法是否正確，則應求助於那些受過教育的權威人士，看是否能夠得到他們的認可。如果學者之間對某一用法意見不統一，就應在古代的經典中查詢證據。這些主張無疑對後來的傳統語言學家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在制定語法規則、對某一用法進行硬性規定時，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這些原則。
在所有的拉丁語法學家中，對後世影響較大的當屬多納圖斯（約公元四世紀）和普里斯基安（約公元五世紀）。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語法書可視為拉丁語法的代表作。在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運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紐斯的理論體系和方法對拉丁語法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描寫。
他基本上全盤借用了希臘學者的語法體系，只是由於拉丁語沒有冠詞而將其改為嘆詞，甚至連瓦羅區分開的派生結構和屈折結構也沒有被他接受。總的來說，絕大多數的拉丁語法學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樣，注重用希臘語法的模式來分析拉丁語法，而對語法理論少有建樹。他們對語言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建立了拉丁語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語法雖然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但它對傳統語法的傳播卻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後來的好幾個世紀中，拉丁語法一直襲用這一模式。在中世紀，其它語言的語法書相繼問世，12世紀中葉就已經有希伯來語語法、阿拉伯語語法、古愛爾蘭語語法等。
到16世紀末17世紀初，幾乎所有的歐洲語言都有了自己的語法。但所有這些語法都是以希臘語法或拉丁語法為模式的。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
（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形成
討論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成就與發展，我們不能忽視古印度語言研究在歷史比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早在西元前四世紀就已蓬勃發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約西元前四世紀）的梵語語法《八章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討論問題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統性以及表述的簡練性是其他語法書無法比擬的。
在巴尼尼之後，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更加興旺，先後出現了十多種語法派別，儘管它們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語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語言研究有兩個方面是西方傳統語言學望塵莫及的：一是對語音問題研究；二是對單詞內部結構的研究。
雖然直到18世紀末西方學者才開始大量接觸到古印度學者的語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為古印度學者對梵語語音所作的準確詳盡的描寫才使得梵語同拉丁語、希臘語和其它日耳曼語言的比較成其為可能。
雖然語言學界公認19世紀是語言的歷史比較研究時期，但早在12世紀，冰島一位姓名不明的學者就根據詞形的類似來確定冰島語與英語的關係，進行了語言的比較研究。14世紀初，義大利著名詩人但丁的《俗語論》問世。雖然這是一本討論方言問題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語言的起源問題：
不同語言是同一源語經過時間的推移和說話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紀的斯卡利格（1540－2023年）和17世紀的萊布尼茨（1646－2023年），都對語言的起源問題感興趣，並試圖將語言分成不同的語系。到了18世紀，已經有人收集有助於比較研究的各種語言材料，如德國人帕拉斯的《世界語言比較詞彙》就是一例。
18世紀末，西方學者開始接觸並掌握古印度語——梵語。通過比較研究，他們發現梵語和歐洲的幾種主要語言在某些詞彙層次和語法結構上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其中，英國學者w.
瓊斯爵士（1746－2023年）在2023年舉行的亞洲學會上宣讀的**影響最為顯著。在這篇**中，他根據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在動詞詞根和語法形式的相似性斷言，這三種語言源於同一原始語言。從而正式揭開了語言學史的新的一頁。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
19世紀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世紀。2023年, 施勒格爾（1772－2023年） 發表了題為《論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型》的學術**。他強調語言內部結構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語和拉丁語、希臘語、日耳曼語等在詞彙及語法關係方面有著親緣關係，並首次使用了「比較語法」這一術語。
19世紀初從事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學者中,最著名是丹麥的拉斯克（1787－2023年）與德國的格里木（1785－2023年）和葆樸（1791－2023年）。拉斯克在2023年出版了一本討論古北歐語的語法書，2023年又出版了一本討論古英語的語法書。在這兩部書中他首次使用語音對應關係來比較不同語言中的詞源形式。
後來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種對應關係實際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並用例子加以證明的。格里木2023年出版的《德語語法》（第二版），用較大的篇幅來討論字母，闡述了德語與其它印歐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他所發現的這些語音對應規律被後人稱為「格里木定律」。
葆樸的語言研究目的是為了找出語言的原始語法結構。他在《比較語法》一書中宣稱，他的目的在於對有關語言進行比較描寫，探索支配這些語言的規律及其屈折變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語法結構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比較語法的原理。
有人在評價他發現比較語法原理時認為他的發現可以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相媲美。
19世紀中葉的語言學家幾乎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語言，其中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是施萊歇爾（1821－1868 年）。在他眾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當屬《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該書於2023年出版，後來曾再版過四次，對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施萊歇爾根據語言的共有特點而將其分為不同的語族，並用譜系樹形圖來表示語言的歷史淵源和體系。他受達爾文生物演化論的影響，認為語言的生命同動植物的生命一樣，都有成長期和衰老期，因此語音的變化是嚴格按照規律進行的，這些規律與自然規律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語言學家的任務就是研究語言發展史，研究語音的變化規律。
在《印度日耳曼語言比較語法綱要》中，他用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來研究語音。他的這種觀點對後來的青年語法學派的影響尤為明顯。
語言學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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