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農村經濟，逐步消化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我
國是農業大國，抓住「三農」問題是根本，在促進農村剩餘
勞動力就業壓力問題上，通過就地轉移、發展鄉鎮企業吸
納農村富餘勞動力等，來減輕遷移城市的就業壓力。即對
就地進行農產品深精加工的專案，實行稅收優惠，以刺激農
產品的商品化和提高農產品的質量檔次，推動農產品產業
化的程序。對直接服務三農的專案，在保留現有稅收優惠
的基礎上，擴大優惠的適用範圍，即不分企業型別，都給予
優惠。另外，在農村稅費改革問題上，應借鑑國外農業稅制
的經驗，廢除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擴大增值稅和消費稅的
覆蓋範圍，開徵農業所得稅，統一徵收土地使用稅。
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業落後，存在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
由於目前我國農業部門所佔的就業比重較高，農業部門的收縮意味著部分農業勞動力需
要轉移到工業和服務部門，預計從2002--2023年，約有560萬農業勞動者要轉移到其他部門就
業。但是，現行再就業稅收優惠政策所鼓勵實現再就業的人員是有所限定的，是指國有企業
的下崗職工、國有企業的失業人員、國有企業關閉破產需要安置的人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並且失業一年以上的城鎮其他失業人員，並不包括農村富餘勞動力等。
運用稅收政策來減少結構性失業
勞動力供給區域差異和中國近年來投資方向的變化有一定的關係，一般來
說，經濟增長越慢、地方財政能力越差的地區，失業現象越嚴重。因此區域
性稅收政策應與產業政策相結合。除全國普遍實行的對高新技術產業、勞動
密集型產業、第三產業等的稅收優惠外，還應對基礎設施、能源以及特色產
業給予減免資源稅，增加增值稅抵扣專案等稅收優惠，優化落後地區投資環
境，促進優勢和特色產業發展，達到刺激落後地區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的目
標。同時，可以通過運用稅收政策影響投資方向來防止地區差異造成的結構
性失業比例進一步增加。比如，給予落後地區中的一些重要的產業部門和企
業以投資抵免或加速折舊的優惠政策，提高資本積累能力，擴大生產，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此外，還可以配合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和西部大開發，制
定區域優惠稅收政策，鼓勵向這些地方投資，以促進這些地區的就業。
實施向第三產業傾斜的稅收政策，擴大勞動需求增加就業崗位
我國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同期的水平，也明顯低於
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隨著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還
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從表4．1中不難看出近年來和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相
比我國第三產業就業上公升幅度較大，而且呈穩步上公升趨勢。大力發展第三產
30(一) 稅收政策在設定上仍存在不合理性
(二) 稅收政策缺乏長效機制
(三) 稅收政策在執行管理方面存在缺陷
(四) 稅收政策不能很好處理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的關係
(五) 社會保障稅收政策缺失
(一) 制定確保經濟穩定增長和促進就業的稅收制度
(二) 開徵社會保障稅，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
(三) 確立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增強吸收勞動力的能力
(四) 稅收優惠政策向第三產業傾斜，以此增加就業崗位
(五) 為弱勢群體就業提供稅收保障
稅收優惠政策向第三產業傾斜，以此增加就業崗位
隨著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動和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通訊、金融、諮詢、旅
遊等行業)逐漸開始興盛起來，就業結構因此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某些國
家或地區，第三產業逐步成為勞動力就業的主力產業。上世紀90年代以來，
西歐各國**通過稅收優惠政策的調整，積極發展第三產業。比如，瑞士、
丹麥、比利時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達70％左右。西班牙原來的失業率較高，
90年代中期之後，通過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就業領域得到進一步拓寬，每年
創造的就業崗位近300萬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本國的就業壓力。
缺乏專門針對農村就業和農民工的財稅優惠政策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問題，而就業問題則是農民問題的核心問題，應該把農民的就業問題放在突出位置。首先，農民是中國社會人數最多的群體。據《2009中國統計年鑑》，2023年，我國農民人數為50319萬人，佔全國人口數87.
540k;2023年，我國農民人數為79014萬人，佔全國人數的82.08%:2023年，我國農民人數為72135萬人，佔全國人口數的54.
32%。其次，農民是我國社會生產活動中生產最累、收入最低的階層，是最容易被邊緣化的群體。再次，農民外出務工，幹的都是城市不願意幹的活兒，尤其突出的問題是許多企業經常拖欠工資，農民工的生活狀況令人堪憂。
所以，解決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就業問題，刻不容緩。在我國就業大軍中，農村勞動力佔了相當的比重，再加上我國是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尤為突出。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容易造成結構性失業，這就更加地需要國家財稅政策的支援，如國家加大對鄉鎮企業的優惠政策，**創造有27利條件吸引企業到農村辦廠等，而我國當前法律法規中，僅有《***辦公廳關於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8」130號)規定，採取多種措施促進農民工就業、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大力支援農民工返鄉創業和投身新農村建設、切實保障返鄉農民工土地承包權益等措施，這些措施大體上的輪廓，並沒有具體的財稅政策措施。
因此，目前促進就業的財稅政策在解決農村和農民工就業方面相當缺
第三產業發展滯後，吸納就業能力有限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從事第
一、二產業的人口比重下降，從事第三產業的人口比重上公升是乙個必然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第一產業從業人口的比例從2023年的68．7％降為2023年的50％；第二產業的從業人口由2023年的23％降為2023年的21．4％。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第三產業每年吸收就業人口近800萬。
儘管如此，我國第三產業2023年28．6％的就業人口比重比中等收入國家低20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低近30個百分點。我國的第三產業還很不發達，很多行業如金融、保險、社群服務等還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
農村經濟不發達，農業落後，存在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
由於目前我國農業部門所佔的就業比重較高，農業部門的收縮意味著部分農業勞動力需要轉移到工業和服務部門，預計從2002--2023年，約有560萬農業勞動者要轉移到其他部門就業。但是，現行再就業稅收優惠政策所鼓勵實現再就業的人員是有所限定的，是指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國有企業的失業人員、國有企業關閉破產需要安置的人員、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並且失業一年以上的城鎮其他失業人員，並不包括農村富餘勞動力等。
長期以來，我國採取經濟增長優先的發展模式，強調以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使就業增長成為了經濟增長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產品。相應地，稅收政策傾向於促進經濟發展，對增加就業關注不夠。例如，對高新技術產業實行所得稅優惠，這有利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公升級，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促使資本、技術不斷替代勞動，引起結構性失業日益凸顯。
隨著市場經濟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進一步加大，我國就業出現了在經濟增長率繼續保持高位上行的同時，就業彈性呈下降趨勢甚至負增長，就業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我國稅收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的重心也應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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