澂江，山水秀麗，歷史深厚，人傑地靈，堪稱文獻名邦。考察澂江的文化分布狀況並加以闡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澂江文化本身是乙個多元的集合，很難用幾句話概述，需要多方面地加以分析綜合。從自然的空間格局來觀察，目前澂江文化至少在湖壩區和山區兩大塊上文化形態有明顯差異。
撫仙湖和陽宗海的湖區周圍是澂江居民的主要聚居區，這裡土肥水美，適宜農耕，也適宜漁獵，具有得天獨厚的農漁生產的自然條件；自古以來，當地居民或以農業為主，或以漁業為主，或亦農亦漁，半漁半農，代代相傳，模塑出了一整套農漁相兼相融的文化形態和體系。直到今天，這套文化體系整合進了現代生產和生活的內容，還在各方面發揮作用，深深地影響著湖壩區周圍居民的行為、心理和價值觀念。
澂江的湖區和壩區之外就是山地，山區面積佔了全縣總面積的73.42%，素有「七山二水一平壩」的說法。在廣大山地居住的人口密度雖比壩區小得多，但是人們祖祖輩輩在山地環境中與自然進行物質能量的交換，以山地農業和牧業為主，農牧相兼，形成了與山地環境相適應的生存狀態；另外，這些山地居民過去大多都是少數民族，即使現在也還有相當的彝族、苗族等少數民族聚村而居，與漢族及其他民族構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
因而山區的民族群眾一方面受到了漢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衝擊和影響，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儲存住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從而呈現出了頗有特色的山地民族文化。這種文化可以松園的彝族文化為代表。
從帽天山生命大爆發到現在，5.3億年的漫長時間以生命形態的演化程序凝縮在澂江這片特定的土地上，使人們對這片土地有了一種特殊的滄桑感。
從新街下石山，陽宗海附近及海口山腳的一些洞穴和螺殼堆積層中發現的磨製石器、石針、陶片等石器時代的文物看，澂江有人類棲息的歷史可以上推數千年，甚至上萬年。以雙樹木瓜山古墓群為主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和漢朝五銖錢，證明在漢朝時期，澂江與中原文化的交流和所受影響。
即使從有史記載以來算起，澂江也具有足夠的歷史文化的厚重。很多學者都認為古代的俞元城就在今澂江境內。三國名將李恢就是俞元人。
自從發現帽天山古生物化石以來，澂江引起了人們的格外關注，當人們走進澂江這塊土地的時候，又了一種特別厚重的歷史感。雖然古生物化石還不能算作一種文化，但是它無疑會對出土地的文化增加歷史的重量。一條漫長無比的時間之鏈凝縮在乙個縣域的特定空間裡，這裡的文化之鏈似乎也在無盡地延伸。
至今，澂江境內主要居住著漢、回、彝、苗四個民族，其中漢族居民佔了全縣總人口的95%左右。雖然目前澂江境內的少數民族人口比重不大，但從早期的歷史上看，澂江一如滇中其他地區一樣，境內最早還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區。
不過，漢族在這裡也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西元前二百多年的莊蹻入滇事件，到了西漢時，又有一部分漢族人從內地來到滇中的「西南夷」地區屯墾，蜀漢時期諸葛亮率大軍平定南中，澂江人李恢以大將軍身份率中路大軍駐紮滇中，澂江自然也留下許多兵士家眷，民間傳說關公三女兒關銀屏與李恢之子李蔚的婚姻並留墓澂江舊城金蓮山的故事顯然是這段歷史事件的曲折反映。
南詔時期，澂江為「僰蠻所奪」，直到元朝時期，境內仍是「烏蠻倮倮」與「僰族」相雜而居，民族文化顯然在這裡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早期遷入的漢族多已融入到當地民族群體之中。明朝時期，明軍平南，沐英率眾10萬留鎮滇省，大量的漢族人口以軍屯、民屯、商屯等方式遷入雲南。其中，左、前、廣、後四衛分屯河陽（澂江）和陽宗。
據康熙時期的《河陽縣志·田賦戶口》載：明，河陽軍戶799戶，民戶999戶。人口男9217人，女2726人，男比女多6400餘人，單身軍人居多。
顯然，這些內地軍人留居下來以後，相當的一部分會與當地人通婚。再加上以後多次的移湖廣、江南居民實滇以及發配流放來滇的人，漢族人口在數量上超過了當地民族居民。於是「西南六詔之地，一變而為華夏之俗」。
這是一次較大的民族融合，也是一次較大的文化交融。
軍旅屯墾的人們以平邊、戍邊的身份來到雲南，他們有意無意地將內地不同地域的漢文化傳播到了邊地，在這裡匯集、交融，形成了一種與原先內地漢文化不盡相同的邊地漢文化。同時當地原先的民族文化也由於一些民族人群和村寨的存在而保留著，並在不知不覺中與外來的漢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相互融匯，但總體上還是漢文化佔了主導的地位。這種文化格局一直保持至今，從民族人口分布、宗教信仰和生活娛樂方式都明顯可以看出來。
縣城至今還有巨集偉的孔廟，過去每年官府都要舉行盛大莊嚴的祭孔活動，強化了儒文化的地位；就民間而言，比如陽宗關索戲的儲存和流傳，以及松園的太平花燈「穿彝裝，唱漢話」，陽宗老花燈，在漢族演唱形式的基礎上還融合了彝族的跳樂……這些都是這種文化形態的顯性反映。
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應該是一對相對的概念，它顯示歷史上文化互動交融的運動過程。如果說在明期時期，漢文化是外來的，少數民族文化是本土的，那麼隨著遷徙的人口定居下來以後，這裡形成了前述以邊地漢文化為主的多民族及文化共存的狀態，這種文化逐漸由外來的變成了本土的，而其文化的變遷過程並沒有終結，外來的文化還在不斷地進入澂江，與原有的文化碰撞、交融、化生。
澂江，地處中心城市昆明附近，在古代不算太閉塞，現代以來隨著交通通訊設施的建立和改善，基本上與城市發展的步伐相當，**物流，其量不小，接受外來文化的機會也多，再加上澂江人所具有的開放性格，以及原有文化中的包容精神，於是澂江的本土文化是在不斷地與外來文化交流中發展著的。所以澂江文化就屬於這兩種文化的交融體。例如，抗日戰爭時期，中山大學遷入澂江，也在澂江的本土文化中，吸納了許多外來高層次文化的因子；早在二十世紀30年代，澂江人李樹華先生深受民主思想的影響，在小西城村發動群眾辦起合作社，探索發展農村經濟的路子，這一事件可以作為這一文化形態的註腳。
澂江直到現在總體上還是乙個農業縣。農業人口佔了絕大多數，5個勞動人口中就有4個以上是從事農、牧、漁業勞動的。
因得天獨厚的土地自然條件和歷史原因，澂江的農業以種植為主，主要作物有稻穀、小麥、苞穀、蠶豆和各類蔬菜、油菜、烤煙等。明朝洪武十九年（2023年），明將沐英為了緩解軍需民食，奏請在屯田，分五衛駐紮河陽、四衛在陽宗開始大規模的屯田，分為軍屯、民屯和商屯，土著民族實行租田耕種，直到清朝道光年間，屯田制度才逐漸解體，有了大量的私田、還有公田、學田、廟田、族田等。長期的農業生產模塑出了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農耕文化，這種文化在人們的心理、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等方面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比起其他一般的農耕文化形態來，澂江文化中還兼有一些牧、漁文化的因子，這是與其生產生活形態相對應的。
牧業在澂江起源較早。據載，東漢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下令把梁山馬移至益州郡飼養，設養馬場，名「萬歲苑」。南詔時，大理馬及梁山馬遍及雲南，這些馬種多來自益州，益州包括現在澂江的全境。
據統計，直到2023年澂江縣內的馬、驢、騾數量還有近萬匹。2023年的《雲南牧業之近況》記載：「羅藏山，縱橫六十里，產草青蔥，水源清潔，最適於開發牧草養牛羊。
」_羅藏山即梁王山，主峰在澂江境內。澂江養羊的歷史久遠，一般壩區農民放牧於田間地頭，自養自食，山區則有專業從事養羊的農戶，群養群放，以羊奶乳餅和羊肉**市場。自明代從四川、湖南引入耕牛，澂江、玉溪一帶養牛成風，就連寺廟裡的僧道也有出資養牛的記載。
人們養牛多用於耕地，壩區以水牛為主，山區以黃牛為主，也有專門放牧飼養黃牛以肉**市場的。
在撫仙湖四周，人們根據抗浪魚的生活習性，發明了多種多樣的捕撈方式。僅澂江縣的湖東、湖北和湖西就各有不同。大體而言，湖東區一帶採取香把捕魚的方式：
用節枝捆放置於水中，讓產卵的抗浪魚鑽入其中，然後適時取出而獲魚；湖北一帶以草把捕魚為主：湖邊挖一小灣，填入雞蛋大的石子，待魚進入擺籽的時候，用稻草把一堵，就可拿魚；湖西祿充一帶卻是採取洞溝捕魚的方式：湖邊挖一u型槽或籠塘，安置水車，人站在岸邊不斷抽水，讓魚搶水而進入網籠之中。
多種捕魚方式構成了澂江漁獵文化的獨特景觀，特別是湖西的魚洞捕魚方式最為壯觀，在國內旅遊剛開始的時候，祿充一帶率先就成為旅遊熱點，可能多少與之有一定的關係。
牧業與漁業是澂江人在種植業之外的兩種重要生產方式，它們既豐富了人們生活和創收的**，同時也豐富了澂江文化的形態。長期以來，農、牧、漁三者之間相互補充，相互協調，一起內化為一種生產性的文化，影響著人們心理、思維、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
澂江縣境的群峰之間，河道縱橫，平壩與湖泊連線延伸，北有陽宗壩和陽宗海，南部即是澂江壩子和撫仙湖。澂江縣內的兩個主要人口聚集的平壩都是與湖泊緊緊相依，自有人煙以來，湖泊總是與澂江人相依相伴，作為澂江人生存空間的乙個重要部分，為人們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湖泊養育著澂江人，人們創造著文化，文化與湖泊不可分離。
就是說，湖泊也是塑造澂江文化的乙個必要因素，它在澂江文化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久而久之，澂江文化呈現出一種高原湖泊水鄉文化的面貌。
撫仙湖和陽宗海是滇中高原湖泊群中的兩個重要湖泊，如果將澂江放置在滇中湖泊群的歷史和文化當中來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澂江的水鄉文化不是孤立的，它是滇中湖泊群所孕育的滇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雲南的高原湖泊是中國五大湖區之一，特別是在滇中，湖泊群點綴在高原上，如瑰麗晶瑩的明珠。在滇池、撫仙湖、陽宗海、星雲湖、杞麓湖五大湖泊周圍，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燦爛的古滇青銅文化。
江川縣星雲湖畔的李家山和滇池之濱的晉寧石寨山曾經是考古學界所矚目的「聖地」，在那裡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復現了古滇文化的輝煌。
千百年來，滇中高原上的五大湖區呈現出了水鄉文化的斑斕色彩。人們在湖中獲取維持生命所需的資源，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漁業生產形式；人們在湖泊周圍開墾良田，發展起了冠蓋雲貴高原的農業體系；人們圍繞著湖泊建立起了村鎮和城市，發展起了相對發達的商業和工業體系。總之，人們依託湖泊生存、發展，一代代地傳延下來，創造了與地域環境相適應的文化形態，並不斷地演進、發展。
儘管在滇中五大湖區的廣闊地域上，文化多樣而複雜，但卻有許多共同性和一致性，基本上都是從多民族文化逐漸演變為以漢文化為主，包容儒、釋、道及多民族傳統文化的多元一體的文化形態。對於滇中的湖泊群，過去我們更多從自然景觀方面去看待，而很少從文化生髮和文化地緣關係的角度去關注。其實，任何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空間。
在滇中這樣湖泊與群山環抱的地理空間之中，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出現了令人驚嘆的青銅文明，並逐漸發展成雲貴高原上的乙個經濟文化中心，決不是偶然的，湖區所提供的生態環境和物質基礎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因素。
建築環境與裝置工程09090202英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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