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遷理論 拉坦

2021-06-26 09:15:49 字數 2446 閱讀 7289

在過去的2丅0年間,我們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並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如果我們要完全實現對經濟發展中技術變遷

的作用的理解,我們就必須具備用於分析的知識和能力。不過,正如找們已註明的,我們現在已開始理解那些能使乙個社會

在對技術和經濟機會或制約作出回應時,形成不斷的制度創新力量的程序。

什麼叫制度變遷?

人們常常將制度與組織區分開來。一種制度通常被定義為一套行為規則,它們被用於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係。

一種組織則一般被看作是乙個決策單位 ——乙個家庭,乙個企業,乙個局--由它來實施對資源的控制。就我們的目的而言,

這是一種沒有差別的區分。乙個組織(例如乙個家庭或乙個企業)所接受的外界給定的行為規則是另一組織的決定或傳統的產物,

諸如有組織的勞工,乙個國家的法院體制或一種宗教信仰。

在本文中,制度概念將包括組織的含義。因此,制度創新或制度發展一詞將被用於指(1)一種特定組織的行為的變化;

(2)這一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的變化;(3)在一種組織的環境中支配行為與相互關係的規則的變化。(4)對技術與

。不過,在這一研究領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制度變遷依賴於技術變遷,另一種則認為技術變遷依賴於制度變遷。

技術決定論

馬克思比他的同時代學者更深刻地洞見了技術與制度變遷之間的歷史關係。他將發明看作是乙個社會程序,

而不是先驗的洞見或偶然的天賦靈感的結果。在馬克思的體系中,階級鬥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

的不"衝突"。儘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係的變化(制度變遷)之間的辯證關係,但他相信

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他的觀點繼續支配著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

的思想。

技術決定論在美國制度學派的著作中也是乙個處於支配地位的論點。凡伯倫和他的追隨者將技術視為經濟進步

與增長的動態因素,而制度是靜態的因素。埃爾文·k·青格勒指出,在凡伯倫的體系中,"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制度之間

的辯證鬥爭與衝突導致了經濟與政丅治制度被慢慢地置換與替代,經濟組織的體系經歷了歷史的變遷與調整。"西蒙·庫茲

涅茨在他的數量研究中討論現代經濟增長的原因時,他所使用的術語也與凡伯倫所使用的術語非常

類似。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對技術擴散的研究受到下面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即現代化包含著對習俗、文化、

個性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以便利用由技術進步所創造的機會。不過,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有一種傾向是不再強調抵丅制概念,而主要強調了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收入流的規模。因此,制度創新被看作是對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與生產率增長的滯後反應。

在新古典制度學家那裡,為了考察能管理技術變遷的"非人性"力量的制度的設計,技術對制度現代化的影響已被拋在一邊。他們在關於技術變遷的福利意義上有很大的分歧,但無論是老的還是新的制度學家似乎都認為技術變遷是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的自動內在邏輯的產物。

制度決定論波拉伊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原因時形成了乙個不十分有力的傳統,即他們主張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原因。按照這一線索,道格拉斯·諾斯和p.托馬斯將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於在人口對稀缺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時,那些支配產權的規則的制度發生了變遷。這些作者試圖論證,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增長表明了對要素與產品的相對**的長期變化與市場規模的變化的滯後回應。

按照諾斯與托馬斯的觀點,只有當經濟組織是有效的時,才會發生增長。有效的經濟組織可能要求產權的修正,

以便減低創新活丅動中私人與社會報酬的差別。要素市場的組織的改進(其中包括對土地與勞動的產權的再確定),主要是對土地與勞動的相對**發生變化(即相對稀缺性的變化)的回應。之後,乙個擴張了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需求又對產品市場組織的改進施加了壓力,並誘致了政丅治單位規模的擴大。

在諾斯與托馬斯看來,荷蘭和英國在1500-2023年間的發展比法國和西班牙更快的事實,就是正在形成的國家對持續的財政危機的回應所產生的特定的產權形式的結果。

諾斯和托馬斯反覆強調了制度變遷比技術變遷更為優先且更為根本的觀點。他們將更為集約的耕作制度(比如二田製對三田製的替代)視為一種制度對相對要素**變化而不是技術變遷的回應。進而,他們強調了乙個市場經濟的擴張即便在沒有發生技術變遷時也能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貢獻。

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乙個範圍不很廣的研究中論證到,美國工業於本世紀50和60年代發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對技術變遷可能實現的潛在規模經濟的經濟收益的回應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場機會擴張所誘致的制度變遷的產物。這一革命發端於本世紀2丅0年

年代,這時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紐澤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爾斯公司開始發展一些新的組織模式。這一體制一方面由所有各部的決策高度集中的經營公司組成,另一方面它又包括鬆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這一新體制的演進中,當對乙個多重分工的結構所進行的決策高度分散的同時,對整個團體的戰略計畫和金融控制又仍然由乙個集中的機構來裁決。

在主導性企業中"通過建立乙個通用的辦公室和處理產品發展的日常事務來使戰略決策系統化……分散化決策的制度化。"錢德勒論述到,由這些結構性創新所導致的制度效率的收益,又創造了一種傳導技術創新的環境。在他看來,美國工業中的規模經濟更多的是制度創新的產物,而不是技術變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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