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後期是門閥制度的衰落時期。
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自南北朝後期起，門閥制度走向衰落。最主要標誌便是：士族在官吏選拔與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權逐漸削弱，寒人或庶人比重在各級政權之品官中進一步增加。
其結果首先是官吏銓選上的士庶界限難以堅持，長期存在的清濁之分逐漸淡化以至消失。隨後，門品失去了意義，至隋，九品中正制亦被廢除。最後，在唐代，由原來士族演變而成的郡望、氏族，特別是一些舊有的高門，社會地位雖高，選官特權和免役特權則已喪失，剩下在婚姻上的高自標置，與人際關係上對非舊有高門、士族的歧視，因為已失去經濟和政治基礎，成為無本之未，延續至唐末，終於在社會上基本消失。
門閥制度也就完全退出歷史舞台。
下面對以上觀點略加申述。
南朝後期在南朝後期，如前所述，梁武帝在位期間信用一批原來的低階士族進入秘書諮詢機構，以至宰相機構。梁武帝的主要著眼點在於這批低階士族儒學修養、文化素質和統治經驗已經或正在超過原來的高階士族，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他們鞏固統治。因此，他雖然沒有象宋、齊君主那樣信用寒人掌機要，但其政策精神從一開始可以說就在鼓勵寒微士人和寒人提高儒學修養、文化素質，並把達到標準的吸收入各級政權。
試看下例。
《隋書·百官志上》：天監四年，梁武帝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開館招生。「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
《梁書·武帝紀》天監八年詔：凡五館生，「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
這裡有兩層意思。
第一，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主要當指招納寒微士人子弟。按西晉國子學生只收官品五品以上子弟。至南齊，已經下降到官品
六、七品的子弟。據《南齊書·禮志上》，齊高帝時規定入國子學的資格，自「王公已下」，最低包括太子舍人、領軍與護軍諸府的司馬和諮議參軍等官（均七品）子弟。如今梁武帝將這一「限以貴賤」的條件再降低，則「寒門俊才」自一般當屬門地不登二品，即門地三品以下的寒微士人子弟。
不過從「牛監羊肆，寒品後門」句推測，似乎寒人子弟也可入學。按「寒品後門」，自指寒微士人子弟①，與「寒門俊才」涵義相近。而「牛監羊肆」則不同。
它與「寒品後門」並舉，疑是當時熟語。《周禮·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餚、肉豆」。對此「羊肆」，前鄭、後鄭訓詁有異，我們可以不管，總之與陳奉羊牲進行祭祀有關。
梁武帝之「羊肆」當指掌管這類事物之官吏。又《唐六典》卷十
七、《通典·職官七》均記魏晉以下太僕屬官有掌管馬牛羊畜牧之事者，叫① 《梁書·武帝紀上》齊代「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後門」雖比不上甲族，但畢竟三十歲起便可出仕，與庶人服徭役不同。又「寒品」，也是在中正官那裡有「品」，「寒」，當指門地三品以下，而庶人、寒人、役門是沒有中正之「品」的。
「牧師令」、「牧監」。疑「牛監」與之類似。這一類「牛監」、「羊肆」，南朝多用寒人。
如掌陳奉牛羊等犧牲之事的廩犧令，齊梁用三品勳位，見《唐六典》卷十四。又如掌管皇帝車、馬，地位應略高於「牛監」、「羊肆」的乘黃令，梁亦用三品勳位，見《唐六典》卷十七。由此可見，說「牛監羊肆」指一些由寒人充任的官吏（這裡包括指他們的子弟），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重視並提倡儒術。這與梁武帝本人的儒學修養、文化素質有關，也是時代使然②。《梁書·武帝紀》天監四年詔「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
若才同甘（羅）、顏（淵），勿限年次」。此詔指的雖是由士人銓選的流內官，一般不涉及寒人，但強調官吏必須通經，將通經與「才」等同看待的精神，同樣適用寒人。所以前引關於五館生之詔也稱：
能通一經，便可由吏部量加敘錄；並且不論出身寒人或寒微士人，全都「隨才試吏」。後句的「才」，與前句的通經，也是一致的。我們知道，在這以前，從東晉以來庶人、寒人只能靠吏幹、武功謀取仕進。
由於中正無品，察舉無望①，通經讀史對他們是無用的。因而少數寒人雖公升高位，與士族比，不但制度上官分清濁，更重要的是，氣質也有很大不同。而梁武帝的開五館，卻為寒人仕進開闢了一條新途徑，鼓勵和推動他們鑽研經學，提高文化素質，從而客觀上為後來從氣質上泯滅士族與寒人界限，為門閥制度的瓦解創造了條件。
在梁武帝新政策的影響下，私人講學傳經之風也逐漸發展。據《南史·儒林傳》，梁陳兩代計有伏挺、孫詳等十餘人，均為普及文化做出了貢獻。寒人憑經學、史學、文章入仕為流內官者逐漸增多。
《南史·儒林沈峻傳》，「家世農夫，至峻好學。..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由兼國子助教（流內二班）公升兼五經博士（流內六班）為其一例②。這樣，梁、陳之時寒人既繼續憑藉吏幹、武功仕進，甚至公升為**顯貴，與高門平起平坐，陳霸先以寒人奪取帝位，更開了南朝從未有過的先例（宋、齊、梁開國諸帝均出身低階士族）。
同時，寒人又開始通過經史學術躋身九流，逐漸向士族轉化①。此外，還有乙個新情況也必須看到。這就是由於自東晉以來官分清濁，清官聲望越來越高，因而逐漸形成易代之際往往用清官，而不能再象東晉、劉宋那樣用濁官獎勵寒人的吏於和武功。
如齊末梁初，就有不少「吏姓寒人」選為清官，甚至得到了黃門郎、散騎侍郎這樣長期為高門壟斷的極清之職，見《梁書·文學鍾嶸傳》。梁末陳初，也是「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兩者也都是清美之官，見《陳書·徐陵傳》。
② 東晉以後，玄風獨振，士族高門放鬆儒家經典即古代統治經驗之學習，使封建政務遭到不小損失。有鑑於此，南朝劉宋、蕭齊先後興國子學，儘管時置時廢，但崇尚經學之影響卻在擴大。梁武帝正是順應潮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重視儒術的。
① 門閥制度鼎盛時期，被察舉者一般得是士族，寒人是沒有資格的。見唐長孺：《南北朝後期科學制度的萌芽》，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
② 又參見《南史·儒林孔子祛傳、文學吳均、周興嗣傳》。
① 在梁、陳，通過經史學術而取得流內官之寒人，疑繼續充任
一、兩代，即可轉化為士族，如「家世農夫」的沈峻，因通經致位流內官後，子沈文阿習父業亦位五經博士，遂成士族。時有王元規者，自恃士族，不願與「郡土豪」聯姻，認為不能「輒昏非類（寒人）」，可是卻「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捐私館）」，是沈文阿已是士族之證。參見《南史·儒林傳》。
所有這一些，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必然導致士庶界限走向模糊。《陳書·章華傳》：「家世農夫」，「素無伐閱」，可是至章華因為「好學」，竟衝破了士庶天隔的界限，「與士君子游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仕為流內官。
《陳書·周迪、周敷傳》：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為事」，自是寒人。可是因為「勇冠眾軍」，梁末動亂竟被「郡中豪族」推為領袖。
當時同郡周敷也是豪族，「迪素無簿閥，恐失眾心，倚敷族望（《資治通鑑》卷一六六作「族望高顯」），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此事一方面反映門閥制度仍有一定影響，另一面從諸豪族推迪為主，周敷事迪甚恭，而迪原來官位並不高，也可看出，寒人只要有才幹，凌駕士族，或與士族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比東晉、宋、齊已進一步增加（假如周迪原已官居方面，權勢甚重，而被豪族、士族推為主，情況就不足為奇）。
《隋書·百官志上》稱「陳依梁制..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官得微清，則勝子轉（《通典·選舉二》「轉」作「遷」）」。其實這是南朝共有現象。
由於不少寒人通過各種渠道湧入士族行列，許多低階士族轉化為高階士族，門地二品的隊伍也不斷擴大，因而官分清濁以保障高門甲族優越地位之制（見本書565 至566 頁），其實際作用已大大減少了。
除了寒人地位的變化外，梁、陳高階士族的狀況也發生極大變化。
東晉與南朝前期，高階士族子弟不管才幹如何，都可憑門閥直接起家，所以往往不參與需要考試的察舉與國學，特別是第一流高門。以琅邪王氏為例，東晉與南朝前期，沒有一名子弟入國學；舉秀才者亦為聲望稍遜各支。宋、齊最顯赫的王弘、王曇首兩支，除王融因祖王僧達犯罪而死，父道琰因而流放，本人方應秀才之舉外，其他無不直接起家。
而至南朝後期，仍以琅邪王氏為例，其起家於梁、陳，《梁書》、《陳書》、《南史》有傳者共十六人，即琮、訓、琳、銓、錫、僉、規、褒、承、衝、通、勱、質、固、瑒、瑜。其中國子生八人（琮、訓、錫、僉、承、通、勱、質），舉秀才四人（規、褒、琳、固），直接起家三人（銓、衝、瑒），起家不明者一人（瑜）。舉秀才者中，王規、王褒正是齊代最顯赫之宰相王儉之嫡孫和嫡曾孫，相繼襲爵南昌縣侯，且為外戚（王規妹為梁皇后）。
另兩人王琳、王固雖非王弘、王曇首兩支，但琳父王份已仕樑位尚書左僕射而上公升為新的顯赫一支，王琳又尚梁公主，歷清官，有子九人，諸史書有傳者七人。或直接起家，即王銓；或為國子生，即錫、僉，通、勱、質；或舉秀才，即固。
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視經術，甚至下詔強調「九流常選（其中自然包括高門子弟），不通一經者不得出仕」，以及規定學校學生策試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齡限制①，促使或吸引高門適應這一形勢外，還與統治集團對文學的態度有關。
由於齊、梁之際很長一段時間南北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社會秩序比較穩定，文學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博得君主、貴族、官僚的欣賞與重視。《梁書·劉孝綽傳》：出身劉宋時方興起的高門彭城劉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賞，除極清之官秘書丞。
梁武帝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梁書·文學庾於陵傳》，出身穎川庾氏，時為一般高門，「博學有才思」。
「舊事，東官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① 《隋書·百官志上》：「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
唯經學生策試得第..得仕」。《梁書·王承傳》、《陳書·蕭乾傳》，均於梁代以國子生策試得第，十五歲即出仕，不受年齡限制。
時於陵與周舍（一般高門）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
」《梁書·徐摛傳》：出身一般高門東海徐氏，任太子宮官，為文創立「官體」。「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
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寵遇日隆。
領軍朱異不說..曰：『徐叟出入兩官，漸來逼我（指將取代其權位）』」。
這些表明，文學已發展成為飛黃騰達的乙個途徑。而要向當政者，特別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學才能，作為乙個尚未出仕的青年來說，正常、穩妥的渠道便是「舉秀才」，因為秀才需應策試，從現存《文選》卷三六所載齊、梁三組策秀才文看，沒有文學才能，是無法對策奪標的。也正因此故，在齊、梁，已經出仕者，往往還願意舉秀才，以博得當政者賞識。
如《梁書·張率傳》：出身吳郡張氏，齊末已起家人們欣羨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舉秀才。再如《梁書·顧協傳》：
出身吳郡顧氏，梁初已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又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
所有這些變化，便不能不給琅邪王氏極大影響。
此外，必須看到，還有乙個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階士族的上述變化。
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雲、周舍、徐勉、朱異諸人飛黃騰達的示範作用。如前所考，范雲、徐勉、朱異出身低階士族，周舍也不過是一般高門，可是他們竟先後位宰相或握實權約數十年。其原因，曉習吏事雖是乙個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全都博通經史，文才出眾①。
陳代姚察把徐勉、朱異致位卿相僅歸因於「明經術」，固然不全面，不過如果說是因為他們具有一種結合經術、其他各種學術、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適合當時統治需要的文化素質，或許不會有大誤。前引徐摛既懂五經大義、歷代史，又懂百家雜說、釋教，也長於吏事②，因而「寵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視這種人才的一證。這樣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為轉移，必然把過去往往滿足於「清言」、「玄談」的高門，包括第一流高門，引向對經術、文章、學術，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視。
據說「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為世所嗤鄙」。不過另一方面此事也說明，在時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範作用的推動和影響下，像廬江何氏這樣的高門也去精心鑽研過去所最鄙視的吏事，則琅邪王氏入國子學，應秀才之舉，轉向高尚得多的經術、文學，自然順理成章，毫不奇怪。當然，由於積習使然，上述變化多半還打有門閥制度的烙印。
如入國學者，皆門地二品士族，寒門俊才只能入五館；高門皆輕視孝廉，僅應秀才之舉：同樣是明經對策，國子生與五館生的出仕，便有清濁、高低之別等。可是對高階士族純憑門閥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權，畢竟是極大的衝擊。
這樣，一方面門地二品士族的數量不斷增加，而仕進特權卻逐步減少，迫使高門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質，擴大知識領域，注意鍛鍊統治本領，不少人需入國學，應察舉，開始憑個人學識，通過考試出仕。另一方面，寒人子弟於吏事、武功之外，漸趨經學文史之途，氣質發生變化，不少人還通過考試出仕，甚至躋身士族。
淺述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
這一時期土族政治上擁有特權，清官要職被士族壟斷 經濟上擁有田莊，占有大量土地人口，還經常與官府爭奪勞動力人口 文化上家學傳承，佔據壟斷地位，還大興譜牒之學 社會上不與庶族通婚往來等。士族把持大權，卻不願涉身實務，在優容奢侈中腐朽衰落。第四 門閥制度的衰落時期 南北朝後期 東晉後期到南朝時期士族制度逐...
南北朝更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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