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對一些經典概念和模式，如經濟最優化模式、生態最適模式、最低安全標準、承載力概念等提出疑問之後，環境與發展規劃的方**也隨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本文指出：①以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模式指導規劃都是非常侷限和困難的，規劃決不是乙個環境和經濟決定論的過程，而是乙個可辯護的過程；②環境可能會對發展產生所謂的「頂極的」「絕對的」制約，對此，規劃必須服從。
**但是，這種「頂極的」和「絕對的」界線是很難確切定義的，也往往是難以操作的，因而其在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意義是相當有限的。必須尋找一些新的有效的戰略使規劃過程具有可辯護性和可操作性。如何尋求和設計這種辯護戰略是可持續發展規劃方**的乙個重要領域。
生態安全格局途徑正是在這一方向上所做的努力。
關鍵字：可持續性；環境與發展；環境規劃；生態規劃；環境可持續發展**
1 從最優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環境與發展的可持續性規劃途徑
關於方**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類：即最大—最優化途徑 (maximization-optimization approaches) 和最小—最大約束途徑 (minimax-constraint approaches)。每類途徑又可根據經濟和生態指標進一步劃分，形成乙個 2×2 方陣的方法型別。
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可持續途徑 [1]
table approaches toward su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專案最大—最優化途徑最小—最大約束途徑經濟指標目標：追求經濟效益，使社會總效
益與社會總成本之差值達到最大
方法：各類經濟學優化方法目標：避免很高的社會成本
方法：包括最低安全指標（safe miniumu standards）、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 constraint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s）、發展閾限（development threshold）等生態指標目標：追求生態適宜性和最佳關係
方法：生態適宜性分析目標：避免生態的不可逆惡化
方法：包括承載力（carrying capacity）、頂極環境閾限（ultimat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s）等
生態最優化途徑和經濟最大效益途徑都基於理性模式，依賴於完全的資訊並相信基於科學知識，人們能制定乙個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約束途徑的乙個共同點是追求迴避最壞結果的出現，而不是追求最佳狀態。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於搏弈論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來說明競爭雙方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應採取的戰略。
最小—最大值是一種平衡點，這一原理提倡對政策與策略進行多角度的或雙向的選擇，這種選擇實質上是一種反覆辯護的過程，本文所取之義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條件下，允許對方尋求最大利益的一種戰略。
2 最大—最優化途徑
2.1 經濟最大效益途徑
在經濟最大效益途徑中，貨幣價值被用來計量自然資產和人造資產，基本指標是成本效益。它根據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環境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最大社會效益，允許以人造資產來取代被消耗的環境資產。如果這樣，只要最大地獲取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的總和，我們的後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說當代人的經濟活動肯定可以使後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
這一途徑在環境的可持續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懷疑和反對[4、5]。理由包括：
(1) 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導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 因為估價大多基於人的偏好，即「支付意願」(williness to pay)。乙個合理的環境計價必須依賴於完全的資訊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雜草也許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藥。
(2) 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可持續性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保護環境資產來取得。
(3) 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 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無法指導可持續環境與發展的規劃。
2.2 生態最適途徑
生態最適途徑基於資源的適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質、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規劃的目標是尋求土地利用和人類活動的生態最適性。通過景觀規劃師 i.
mcharg 的「自然設計」(design with nature)[6], 這一途徑被系統化而成為本世紀規劃史在方**上的乙個重大發展。mcharg 把該方法總結為「所有系統都追求生存與成功。這種狀態可以描述為負熵—適應—健康。
其對立面則是正熵—不適應—病態。要達到第一種狀態，系統需要找到最適的環境，使環境適應自己，也使自己適應於環境」[7]。景觀規劃的目標是尋求乙個生態最適的土地和資源利用狀態。
這時，對景觀的每一種利用都反映景觀本身的內在價值，而這種內在價值可以通過對所在地進行系統的科學分析來發掘。正如 mcharg 所相信的「我們可以因此判別生態系統、機體和土地利用的合適環境。環境在本質上越適合於它們，適應過程所做的功就越小。
這種適合是一種創造，這是一種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徑」[6]。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生態最適途徑與經濟最大效益途徑在本質上遵循同樣的理性思維。
生態最適模式在景觀及環境規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並廣為應用。但其弱點也很明顯。它被作為自然決定論和技術崇拜論的模式而遭到許多學者的嚴厲批評。
litton 和 kieiger[8]認為，這一模式對解決問題並無益處反而有誤導之嫌。
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模型都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資訊和系統的科學研究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9、10]。
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11]。這種觀點得到 simon 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援[12]。
他認為人們在解決複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侷限性。沒有乙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並不需要完全的資訊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後再作決策。
人類並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並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儘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相容的[1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並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於對這種矛盾的認識，人們提出眾多的通過限制經濟發展來保證生態過程和環境健康的途徑。
3 最小—最大約束途徑
3.1 對經濟過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標準 (safe minimum standard, 簡稱 **s) 是經濟學家提出的眾多關於限制經濟活動和發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 ciriacy-wantrup [14]提出，用來解決瀕危物種的保護問題。這一概念試圖闡明怎樣避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最壞狀態，如物種的滅絕。
這種最糟狀態是不可逆的，而其社會損失又是不可確定的。**s 認為物種是一種可再生的資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於一定閾限之內。一旦超出這一閾限，資源的進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後果，導致人類可利用資源庫的枯竭。
由於社會和自然的不確定性，這種不可逆的後果是不可知的。防止這種災難後果或最壞後果的乙個辦法是採用最低安全標準。利用這一標準，使足夠的棲息地得以保護。
**s 實際上**於搏弈論的最小—最大值原理 [ 2、3]。
假設社會必須在兩種可能的選擇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壩，從而獲得電力，但導致瀕危物種的滅絕；二是根據 **s，不建水壩，從而儲存了瀕危物，但喪失了電力。再假設，可以獲得的電力價值為 x；而瀕危物種對未來的價值有兩種可能性：
可能性一，價值為 0；可能性二，價值巨大，為 y。這樣，兩種政策選擇與瀕危物種價值的兩種可能性構成最大社會損失（表 2)
表 2 不同政策選擇的社會損失矩陣
table 2 societal loss matrix for different policy options
策略選擇可能性一十的社會損失可能性二時的社會損失最大社會損失
（可能性一可能性二比較）建壩oyy根據 **s 不建壩xx-yx
由表 2 可以看出，在採取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發生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具有巨大價值 y 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 y；在採取 **s 的不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出現在瀕危生物對未來並無價值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 x。最終選擇哪乙個政策，取決於 y 與 x 的大小比較。如果 x 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沒有把利益的代際之間的分配考慮進去，也缺乏可變通性。
對此 bishop[15]提出了一條改進原則：除非社會利益的損失大到無法接受，**s 都應該被選擇。至於多大的損失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問題，不僅僅應從經濟上來分析，還應從倫理上來分析當代人會願意承受多大的損失而不去向後代強加某種不確定的環境陰影。
有人認為，**s 概念可以直接應用於所有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規劃問題。因為它允許現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同時能保護它們為後代所享用。**s 也能間接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而鼓勵資源的節制利用[4]。
除 **s 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學者們也提出了其它類似概念，如「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 constraints, 簡稱 c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即 pp) 等 [4、5、16]。這些概念都強調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而給後代預留以備不測，防止「最壞」事件或「很高損失」的發生。
但這種最小—最大值途徑應用於規劃中同樣產生一系列問題。第一：關於「最壞事件」，在規劃過程中，只能是根據不完全資訊來判斷的。
最壞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預見的一系列後果之極壞狀態，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壞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作為任何政策的藉口，來處理環境損失不可知時的情況，結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辯護性。第二是關於「很高」的社會損失。
**無論是 **s 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確什麼是「很高」的社會損失[16]。**s、pp 等發展限制概念在發達國家中的小範圍景觀或環境改變時看來有意義，爭議的只不過是新建乙個度假區還是增設一塊保護地的問題。但在發展中國家則困難得多，在那裡，為了生存而開墾一片自然地也許會帶來非常高的社會損失（包括稀有物種和棲息地的消失)，但是不開墾這片自然地帶來的損失也同樣是非常高昂的，因為它關係到居民的生存和溫飽。
3.1.2 發展閾限概念
發展閾限的概念自 malisz 在 60 年代提出後進一步由 kozlowski 等人發展完善[17～19]。該分析方法最早用於城市規劃，特別是居民區的規劃，是針對開發過程中受到的客觀環境制約這一現象提出的。這些限制導致開發過程的間斷，表現為開發速度的減緩，甚至停頓。
克服這些制約需要額外的成本，即閾值成本，俗稱「門檻費」。這些「門檻費」通常很高，它們不僅僅是一般投資費用，同時也是社會和生態代價。
在某一地域內的一系列閾限中，有一些是關鍵閾限，比其它閾限強加給開發過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這些關鍵閾限面臨異常的困難，需要異常高的額外成本，並有可能為開發戰略的形成起關鍵作用。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無法克服或只能通過換取地理環境的不可逆轉的損失來克服的閾限，被稱為頂級（或邊界）閾限。
這些閾限標誌著城市發展和土地開發的「最終」位置、規模、型別和時間限制[18]。
閾限分析方法有幾方面的侷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種定量化方法，多種開發方案都折算成單一的衡量指標，即閾限費用。儘管該方法聲稱也考慮社會和生態效益，實際上它只落實到經濟成本問題。
在房地產開發方案中，效益指標由每一種開發方案中的閾限費用除以住房單元數來求得。其次，閾限分析方法的適用範圍也非常侷限，主要只適用於住宅區的開發，而對其城市發展問題只起到間接的參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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