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06 17:59:06
[摘要]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乙個重要影響因素。本文在詳細綜述和分析了國內外專家學者關於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計量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及相應對策後，認為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逐漸豐富，因而，可以嘗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構成和制度進行分解，並提出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幾個問題：第一，如何界定制度、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對區域經濟的影響。
第二，如何對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和間接推動作用進行區分。第三，如何統一制度變數的指標選取，對制度相關指標的劃分以及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指標的選取等。第四，如何統一並創新研究方法。
（中經評論·北京）一、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古典、新古典、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都將制度看成是既定的外生變數，忽視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而難以對制度背景複雜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行理論解釋。基於此，有些學者將制度變數納入主流經濟增長分析中，並建立了相應的模型。chari等（1997），barro（1998），劉紅、唐元虎（2001）均在經濟增長模型中加入各種制度性、政策性變數。
雖然將制度所引入的經濟增長模型有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制度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成為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早期理論基礎。不過也有學者並不贊成將制度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如安立仁、王艾青（2004）認為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間接動力作用，制度變遷只能是技術變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近年來，有關制度與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學說的研究主要受新制度經濟學思想的引導，以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史學家們認為制度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國內一些研究者直接將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應用到分析中國的區域經濟增長上，曹陽（2001），王必達（2003），孫敬水、熊璐（2005）均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差異是影響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計量方法
（一）回歸分析法
在應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scully（1988）、hallandjones（1999）等。我國第一篇開創性的文章是胡乃武和閆衍在2023年提出將制度變數納入經濟增長計量模型中，並用計量方法進行了回歸分析。
之後國內許多學者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如王文博等（2002）、孫斌棟（2007）和王穎（2007）等採用了經典的回歸法分析了中國區域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何春傑（2003）採用了逐步回歸的方法，證明了包含市場化程度和區域創新能力在內的制度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基於面板資料的計量方法
張光南、李軍（2008）採用個體固定效應的面板資料模型研究分析了制度、最優**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驗證了制度質量影響**支出的產出效應和最優**規模，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差異。蒲小川（2007）對制度與區域經濟進行了嘗試性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區域經濟發展中制度是尤為重要的因素。影響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主要制度變數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之處。
張新傑（2009）採用固定效應面板資料模型來分析制度創新與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關係，並通過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結果表明制度創新與中國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係。
（三）空間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方法
elhorst（2003）在傳統的面板資料模型中引入空間滯後誤差項，從而明確考慮了空間相關性。在國內，應龍根是最早運用空間計量方法研究經濟增長的學者，應龍根（2003）在運用中國省域資料對區域產出增長的研究中，揭示了以往研究中由於忽視空間依賴性而導致的結果偏差。吳玉鳴、徐建華（2004）運用面板資料對中國省域經濟增長的空間計量研究中再次肯定了省域經濟增長具有的顯著的空間依賴性。
lipei（2008）對區域經濟研究中運用空間計量方法的重要性作出了合理的解釋。陳華（2012）通過建立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制度變遷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空間分析。研究發現以市場化改革為主的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空間上具有顯著效應。
三、影響區域經濟的制度**變數選擇
國外學者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常用fraser研究所的經濟自由度作為制度變數的指標，該指標較為全面地反應了經濟社會中制度的各個方面，是比較客觀和有效的指標。較有代表性的是gwartney（1996）在經濟自由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中對該指標的應用。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中常使用非國有化率、對外**依存度、市場化水平等不同指標，如盧中原、胡鞍鋼（1993）用我國投資、**、工業生產和商業發展的統計資料來估計市場化程度，並檢驗了市場
化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金玉國（2001）設計了四個制度變數：利用非國有化率反映經濟成分多元化的程度；將生產要素市場化指數和經濟引數市場化指數綜合為市場化程度指標，反映資源配置經濟決策市場化的廣度和深度；用國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反映國家在經濟利益分配中的份額；將進出口總值、對外資產負債總額、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總額綜合起來，擬合反映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指標。
此後的研究多對此指標體系進行微調或直接利用這一指標體系，如傅曉霞、吳利學（2002），劉文革等（2008）。孫浩（2009）結合金玉國（2001），劉文革等（2008）的研究成果賦予產權指標70%、經濟體制指標20%、對外開放程度10%的權重作為制度**變數的選擇。正如前文所述，大多數學者研究的指標主要集中於所有制結構、市場化程度、**干預程度和對外開放程度等幾個指標上，並將其擬合為乙個指標變數。
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方法很可能會低估制度的貢獻程度，因為制度創新不僅能夠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起直接推動作用，而且能夠間接推動經濟增長。胡曉珍（2010）開創性地將經濟自由度作為直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制度指標，將所有制改革、對外開放程度、金融改革、城鎮化改革和科技體制改革作為間接推動經濟增長的制度。雷韻等（2012）將正式制度分為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三個大指標，而非正式制度僅僅由平均受教育程度來表示。
研究結果均表明制度不僅僅可以直接作用於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對基本生產要素發生作用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可見，制度**變數的選擇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制度**變數的擬合標準不統一；二是制度對於經濟增長影響的間接作用還未受到重視。
四、促進制度創新的對策研究
第一，建立全國統一市場，推動區域經濟合作。黃鷗翔等（2004）認為由於目前我國多數國有企業仍是地方所有制，應加大企業改革力度，實現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獨立運轉的市場主體，消除地方市場分割的微觀基礎，還要恰當界定地方**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切實轉變**職能。第二，國家出台支援政策，解決融資難問題。
魏厚凱（1998）指出我國中西部許多地區尤其是落後地區大都基礎設施落後，而地方財政又基本上是「吃飯」財政，拿不出較多的錢來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因此國家在政策上應給予相應的支援。第三，發展教育事業，增加知識儲備。陳本良、陳萬靈（2000）認為在解決中西部人才短缺的問題中，應改革僵化的勞動人事制度，採取有效措施穩定科技人員，發揮他們在本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四，轉變觀念，改變原有的阻礙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周曉唯、張平（2007）指出中西部在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要拋棄與市場經濟發展不符的舊觀念，樹立適應改革開放的新理念。
五、結語
縮小區域經濟差異、促進地區協調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的乙個重大問題。隨著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內外專家學者對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逐漸深入，尤其是運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對引起區域經濟差異的制度進行量化分析，使得區域經濟差異的相關理論對於解決實際經濟發展問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科學性。目前，我國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細緻，可以嘗試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構成和制度進行分解。
對此，筆者從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提出以下問題：
第一，如何界定制度、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對區域經濟的影響。第二，如何對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直接和間接推動作用進行區分。第三，如何統一制度變數的指標選取，對制度相關指標的劃分以及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指標的選取等。
第四，如何統一並創新研究方法。研究制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所使用的計量方法由經典的回歸到面板資料的應用，再到空間計量經濟學的使用，預示著計量方法越來越複雜化和多樣化。筆者認為今後的研究中應該創新研究方法並重視對空間計量經濟學的應用。
（《對外經貿》，山東財經大學統計學院，萬道俠，楊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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