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121965 周佳琪
摘要：2023年以來進行的改革開放意味著中國經濟就此進入了乙個體制轉型時期。這一制度變遷帶來了顯著的經濟增長。
市場化的制度變遷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如何繼續通過體制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較快發展也是繼續研究的問題。關於制度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研究表明，制度導致了各國間的人力資本積累，物質資本積累以及生產效率的差異，並且證明出在不同環境和約束條件下，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並不是總保持一致的，由於各國的制度與產權保護形態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單從一國的角度來研究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具有現實意義。
關鍵字：經濟增長理論制度變遷制度指標
一． 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與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索羅在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放鬆了資本與勞動不可替代的假定，從而創立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通過引入技術因素，把技術進步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決定因素。然而，他們引入的技術進步因素仍屬於外生變數。一般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三個：
第一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努力，第二是知識的增長及應用，第三十人均資本和其他資源量的增加。但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制度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制度變遷可以促使以上三方面原因發揮作用。乙個國家的教育制度影響著這個國家科技人員的素質，進而影響到該國的技術革新的程度。
所以制度是至關重要的，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制度的最基本的功能是節約。即讓乙個或更多地經濟人增進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減少，或讓經濟人在他們的預算約束下達到更高的目標水平。具體表現為對潛在的規模經濟，專業化和外部經濟的應用，或者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良好的預期等。
具體到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變遷使得中國參與到世界經濟的分工與合作中來，從而使中國可以獲得比開放前更豐富的技術，制度和資源。同時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好表現為分工和專業化帶來的經濟效率和提高，而且分工與專業化本身具有「自我繁殖」的能力，它又將帶來新的分工和專業化，從而使經濟增長成為一種長期趨勢。，有助於衝擊長期閉關鎖國給企業和國民帶來的落後思維。
二． 制度因素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關於中國的制度變遷對經濟的增長作用，柴華在柯布-道格拉斯函式中加入制度因素，將其作為勞動與資本作用於經濟時的彈性因素，得到修改後的索洛均衡結論，認為均衡的經濟增長率與勞動力有關，但用制度作為勞動的彈性因素來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是不全面的。從一般均衡的角度出發，將制度因素引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說明了制度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並沒有進行實證研究。徐向東將制度因素引入rbc模型中，以此建立了北美實證研究的模擬框架，但並沒有解決制度如何量化的問題，其模擬的結果也並未得出現實意義上的結論。
王林輝分析經濟增長的制度決定機制，得出初始資源稟賦和控制權結構將會影響巨集觀經濟制度形成，從而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結論，其實證檢驗也只簡單說明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之間關係，而沒有描述制度衝擊經濟的狀態特徵。具體的應該對制度進行量化，使用市場化程度，非國有化，開放程度對gdp增長率建立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對經濟增長率的衝擊。並將制度因子引入資本和勞動的產出份額，使用省級面板資料分析制度中各因子對增長的貢獻，發現制度的變化在某個階段內是漸進式邊際修改的。
從而證實制度的階段性調整會對經濟週期造成較大的影響。
通過建立數學模型，我們能夠分析出制度變遷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乙個累積性的過程，制度變遷有益於經濟的持續增長。無論制度變遷的動力來自內還是外部，在制度衝擊產生之後，會在若干時期內不斷修正，證實由於存在這種積累性的修正過程，制度變遷才對經濟增長有正向推動作用。反之，若缺乏對制度的修正與調整，那麼制度變遷對於長期經濟增長不發揮作用，穩態增長路徑將復歸到簡單索洛模型的狀態，外生的人口增長率將決定經濟增長路徑。
因此，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制度變遷沒有終極目標，改革不能中止，倘若乙個社會喪失改革的動力，經濟將陷於停滯。對於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目標而言，出了通常關注的人口，資源，環境等因素外，制度變遷也是乙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制度與勞動在巨集觀生產函式中的貢獻率越高，經濟增長率就越高。
按照前文得出的穩態經濟增長方程，在制度修正係數與人口增長率既定的情況下，制度與勞動的貢獻率和與經濟增長率呈相關關係。因而提高二者的貢獻程度，特別是提高制度生產的貢獻率，建立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體系，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對制度進行規則化的修正與調整對於經濟的平穩增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制度變遷缺乏穩定的規則，出現隨機化，隨意化的制度供給，最終將導致經濟增長率出現劇烈的波動，無法走向穩態增長路徑。因而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須遵循系統的規則，符合規範合理的程式，對於制度的調整應使經濟主體有乙個穩定的預期，才能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而制度確定規則的缺乏與失範，恰恰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在包含制度因素的技術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中，經濟增長率取決於制度變遷的修正係數，制度對折舊率的影響，人口增長率，制度對環境衝擊的反饋，初始資本存量，年度增投資量等。特別是，如果制度變遷依靠內部調節而忽略外部環境衝擊，則最終經濟增長會收斂為人口增長率與制度變遷的自然速率。當人口增率下降的時候，要提高經濟增長率，就必須提高制度變遷率，正因如此，在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人口老齡化比列不斷上公升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的新一輪增長動力將源於制度變遷的力量，這便是通常所說的改革便利。
三． 制度指標體系
制度指標需要選取相關的經濟指標進行綜合評價。將制度指標細分為市場化程度，產業結構，開放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受教育五個方面。
（1）文化機構，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為重要的制度變遷是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軌，市場化程度可以很好地反映這一特徵。在市場經濟體制基本確立之後，制度變遷會逐漸於均衡，變遷速度將逐漸趨於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推行，私有固定資產年度投資額比重逐年上公升。
非國有企業產值佔gdp比重與非國有單位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比重也逐年上公升。在改革的市場經濟體制取向逐步確定之後，更呈現出明顯上公升趨勢，其中非國有單位就業人數隨著時間推移的正向趨勢更加明顯。
（2）產業結構，產業制度的變化在中國制度變遷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研究曾使用工業水平作為制度的**變數。選用各產值比重，各產業就業人數比重這兩個指標來進行衡量，發現在過去，由於第一產業比重指標是逐漸下降的趨勢，而第二產業的比重在過去的較為平穩，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存在此消彼此的關係，因此選用第三產業的指標作為產業制度的指標，方便制度指標體系的合理構建，具體指標為第三產業產值佔gdp的比重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口的比重。
（3）開放程度。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是中國制度變遷的乙個重要內容，選取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投資額所佔比重，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外匯儲備，對外合作金額這五個指針對開放程度進行衡量。在該指標體系中，進出口而總額佔gdp比重體現了中國在世界**中的參與程度，這一比例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進行而逐漸增多，由於受到世界經濟惡化的影響**，後來逐漸回公升，中國外匯儲備總額持續上公升，並在中國加入世界**組織後迅速增加。
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額在統計年份中均表現出逐年上公升的趨勢。固定資產投資中外商投資額所佔比重在經過2023年的迅猛增加之後出現逐漸減緩的趨勢。
（4）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反應了乙個國家城市與農村的基本結構，可以看作乙個重要的制度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乙個國家城市與農村的基本結構，可以看作乙個重要的制度變數。本文選取城鎮人口比重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比重這兩個指標進行衡量。由於城市化水平指標的構建方法各異，也有專門的文章對城市化水平的指標進行構建，其中也有運用熵值法對城市化水平進行擬合的。
因此如果直接借鑑其他城市化水平的綜合指標，放入制度指標體系，並在制度指標中繼續使用熵值法，會由於迭代而使資訊失真，因此選用這兩個比較重要的指標進行衡量。
（5）受教育水平。由於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會影響整個經濟的發展，因而教育制度在長期中，對經濟增長有著長遠而深刻的影響，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教育制度的改革，各高等院校擴招，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受教育的人數有很大提高，因而選取大專以上普通高校學生和與總人口之比來衡量受教育水平，2023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人口所佔比重變化不大，均在0.0002以下，2023年之後高等教育人口比重逐漸上公升，2023年達0.
0092水平，但是總體人口高等教育普及率還不足1/1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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