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絕作」，「海內奇書」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層出不窮，其中，清初顧祖禹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頗受後世稱道，被譽為「千古絕作」、「海內奇書」。
《讀史方輿紀要》，原名《二十一史方輿紀要》。
顧祖禹，字瑞五，號景範，江蘇無錫人，生於明崇禎四年（2023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2023年）。由於久居無錫城東宛溪，被學者稱為宛溪先生。他自幼聰穎過人，好學不倦，背誦經史如流水，且博覽群書，尤好地理之學。
順治元年（2023年），清兵入關，顧祖禹隨父避居常熟虞山，長期躬耕授業，過著「子號於前，婦嘆於室」的清貧生活。雖如此，亦恥於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選擇了以著書立說為手段，以圖匡復亡明的道路。
秉承父親遺命，立志著述《讀史方輿紀要》，「蓋將以為民族光復之用」。自順治十六年（2023年）始，他邊教私塾，邊開始《讀史方輿紀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2023年），三藩起兵，顧祖禹隻身入閩，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達到反清復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繼續撰寫《讀史方輿紀要》。康熙年間，雖曾應徐乾學再三之聘，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修，但堅持民族氣節，不受清廷一官一職，書成後甚至拒絕署名。在此期間，顧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傳是樓藏書，為《讀史方輿紀要》的修撰，積累了大量資料。
經過30餘年的筆耕奮鬥，約在康熙三十一年（2023年）前，也就是顧祖禹50歲左右時，終於完成了這部舉世聞名的歷史地理巨著。
本書總序
客謂顧子曰：「子所著《方輿紀要》一書，集百代之成言，考諸家之緒論。窮年累月，矻矻不休。
至於舟車所經，亦必覽城郭，按山川，稽里道，問關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與從容談論，考核異同。子於是書，可謂好之勤，思之篤矣！後有起者，考求險要，辨別攻寺，遠而周知天下之故，近面都邑之間，非子之書，何所適從焉？
」餘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明於匠石之任者，或昧於雕鏤之細。予也未嘗溯江河，登恆岱，南窮嶺海，北上燕冀。
間有涉歷，或拘於往返之程，或困於羈旅之次，不獲放曠優游，博觀廣詢。間嘗按之圖畫，索之典籍，亦舉一而廢百耳。又或了了於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聵聵焉。
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者，不可勝數也。餘之書，其足據乎？且孫子有言：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夫論兵之妙，莫如孫子；而論地利之妙，亦莫如孫子。
使信餘之書而不取信於鄉導，譬之掩耳而求聞，閉目而求見，所誤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關、劍閣，天下之險也。秦人用函關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
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湯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土婁）之邱、氾濫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
是故九折之阪、羊腸之徑，不在邛崍之道、太行之山；無景之豁、千尋之壑，不在岷江之峽、洞庭之津。及肩之牆，有時百仞之城不能過也。漸車之澮，有時天塹之險不能及也。
知求地利於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善乎，孫子之言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能與我戰。
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然則變化無窮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
故曰：方圓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畫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疇。伍兩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陣，李靖以之變六花。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於西北者可以並東南，而起於東南者又未嘗不可以並西北。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形，而為無定之準。
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與論方輿。使銖銖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
吾嘗考蒙古之用兵，奇變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師心獨往，所向無前。故其武略比往古為最高。彼豈嘗求之於山海之圖、裡道之志哉？
然則求地利於吾書，無乃猶是刻舟之見乎？吾慮舉足動步或將有礙焉者也。客其益廣所聞，無過恃吾之書也已。
」或曰：「審如子言，則鄉導之於地利重矣。然則子之書其可廢乎？」
曰：「何可廢也？孫子言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然不得吾書，亦不可以用鄉導。夫南行之不可以北轅也，東泛之不可以西楫也，此易知也。西北多山，而未嘗無沮洳之地；東南多水，而未嘗無險仄之鄉。
此易知而不易知者也，且夫一指蔽前，則泰山不見；十步易轍，則日景不分。使其惘惘焉左陷大澤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執途之人而求其為鄉導，鄉導其可恃乎哉？何也？
鄉導用之於臨時者也，地利知之於平日者也。平日未嘗於九州之形勝、四方之險易，一一辨其大綱，識其條貫，而欲取信於臨時之鄉導，安在不為敵所愚也？是故先知馬陵之險，而後可以定入魏之謀；先知井陘之狹，而後可以決勝趙之計。
不然，曹瞞之智，猶惕息於陽平；武侯之明，尚遲回於子午。乃謂求地利於臨時，而不求地利於平日，豈通論哉！是故途有所必由，城有所必攻，此知之於平日者也。
欲出此途而不徑出此途者，乃善於出此途者也；欲攻此城而不即攻此城者，乃善於攻此城者也。此知之於平日，而不得不資於臨時者也。攻則攻敵之所不能守，守則守敵之所不能攻；辨要害之處，審緩急之機；奇正斷於胸中，死生變於掌上，因地利之所在而為權衡焉。
此固大將之任，而非可問之於鄉導者也。凡吾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實用虛之處，既已灼然知之，而後博求之於鄉導，從其可信，缺其可疑，以善吾地利之用，豈徒寄耳目於僕伕云爾哉！此吾書所以必不可廢也。
「且不獨行軍之一端也。天子內撫萬國，外蒞四夷，枝幹強弱之分，邊腹重輕之勢，不可以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經邦，凡邊方利病之處，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以不知也。
百司庶府為天子綜理民物，則財賦之所出，軍國之所資，皆不可以不知也。監司守令受天子民社之寄，則疆域之盤錯、山澤之藪慝，與夫畊桑水泉之利、民情風俗之理，皆不可以不知也。四民行役往來，凡水陸之所經、險夷趨避之實，皆不可以不知也。
世亂則由此而佐折衝，鋤**；時平則以此而經邦國，理人民：皆將於吾書有取焉耳。」
「然則孫子之說固未當乎？」
曰：「非也。孫子之言，國以地利者行軍之木，而鄉導者地利之助也。
先知地利，而後可以行軍。以地利行軍，而復取資於鄉導，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凡吾所以為此書者，亦重望夫世之先知之也。
不先知之，而以惘然無所適從者任天下之事，舉宗廟社稷之重，一旦束手而畀之他人。此先君子所為憤痛呼號扼腕，以至於死也。予小子既已奉遺命，採舊聞，旁搜記載，規之正史，稍成一家之言。
合為一十八部，分為百三十卷。藏之家塾，以俟來者。」
《讀史方輿紀要》共130卷（後附《輿地要覽》4卷），約280萬字。綜觀全書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選材得當，體裁新穎。《讀史方輿紀要》選取材料與一般地志不同。著重記述歷代興亡大事、戰爭勝負與地理形勢的關係，而游觀詩詞則大多「汰去之」。
前9卷撰述歷代州域形勢。接著，以114卷之多，以明代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屬府州縣為綱，分敘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蹟、山川、城鎮、關隘、驛站等內容。與各地理實體有關的重要史實，附繫於各類地名地物之下。
並常在敘述中指出該地理實體得名的原由。隨後，以6卷記述「川瀆異同」，作為「昭九州之脈絡」。最後一捲是傳統之說「分野」，作天地對應，有「俯察仰觀之義」。
前面歷代州域形勢以朝代為經，以地理為緯；後面分省則以政區為綱，朝代為目，全書經緯交錯，綱目分明，且自作自注，敘述生動，結構嚴謹，讀之趣味無窮。
第二，具有濃厚的軍事地理色彩。顧祖禹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為反清復明之需，當然十分注重對於軍事的記述。他鑑於明朝統治者不會利用山川形勢險要，未能記取古今用兵成敗的教訓，最後遭致亡國的歷史，在書中著重論述州域形勢、山川險隘、關塞攻守，引證史事，推論成敗得失，「以古今之史，質之以方輿」。
詳細記載歷代興亡成敗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而對名勝古蹟的記載則相對簡單得多。不僅前面9卷專門論述歷代州域形勢，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險要、形勢得失開端。各省形勢及其在軍事上的重要性，皆有總序一篇進行論述。
《歷代州域形勢》和各省山川險要總論，幾乎每篇都是甚有價值的軍事地理**。
而且每敘述某一地理實體時，必窮根究源備述其軍事上的地位和價值。顧祖禹認為，地利是行軍之本。地形對於兵家，有如人為了生存需要飲食，遠行者需靠舟車一樣重要。
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軍，加上「鄉導」的幫助，「夫然後可以動無不勝」。這正是他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對於地理環境與戰爭得失成敗的關係著重記述的初衷。難怪張之洞認為「此書專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證。
」梁啟超也認為，「景範之書，實為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關係的辯證思維。以研究天險地利為主的《讀史方輿紀要》，始終貫穿著天險地利只是成敗得失的從屬條件，而決定的因素還在於社會和人事的正確思想。因為「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
雖是「金城湯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連同「培塿之丘」、「氾濫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當，縱使「枯木朽株皆可以為敵難」。也就是說，決定戰爭勝負的原因，地理形勢固然重要，但帶兵將領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論述歷代都城的變化和原因時，顧祖禹認為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並非地勢險固決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選擇與當時的形勢有關，此時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時則不一定適於建都，其次，是否適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勢是否險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產是否發達，對敵鬥爭是否有利。由於建都的各種因素是在經常變化的，不能單純考慮山川地勢。
他的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經世致用，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尤其重視。顧祖禹認為：輿地之書不但要記載歷代疆域的演變和政區的沿革，而且還要包括河渠、食貨、屯田、馬政、鹽鐵、職貢等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的內容。
當他開始撰寫時的確對此十分重視，但後來由於各種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擾」，顧不上補綴，但其大略亦能「錯見於篇中」。不過他在論述各地的地理形勢時，盡量做到以地理條件為印證，使歷史成為地理的嚮導，地理成為歷史的圖籍，互相緊密融匯。全書對於有關國計民生的多寫，無關的少寫，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也是《讀史方輿紀要》有別於其他地理著作之處。
由於黃河之患歷來不止，直接對國計民生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大量輯錄前人治水的主張，以留給後人借鑑。他十分賞識潘季馴的治河方針。認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
」（《讀史方輿紀要》卷126）書中對潘季馴的主張頗多引證。此外，書中對漕運的記載也十分重視。顧祖禹認為漕運相當重要，因為「天下大命，實繫於此」。
但他反對為了漕運而置運河沿線百姓生命財產於不顧的觀點。在《川瀆異同》中，他以整整一捲的篇幅，論述漕運和海運，又在有關州縣下，詳細記載運河的閘、壩、堤防和濟運諸泉。此外，對於明代農業經濟發展較快的蘇松地區，以及揚州、淮安等轉漕城鎮衝要地位，書中都一一作了記載。
同時，《讀史方輿紀要》於農田水利的興廢、交通路線的變遷、城邑鎮市的盛衰，都詳略得當地有所記載。由此可見，不但對於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讀史方輿紀要》有十分重要的記述，而且在經濟地理方面亦有相當可觀的內容。 以軍事地理為主，集自然與人文地理於一身的巨著——《讀史方輿紀要》的撰成，當然與顧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開。
為了編撰這本巨型歷史地理著作，他先後查閱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種地志，旁徵博引，取材十分廣泛。同時，他也比較注重作實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觀覽城廓，而且對於山川、道裡、關津無不注意察看。並且深入作調查，無論過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與客人談論時都注意對地理狀況的異同進行考核。
但無論實地考察或是調查，囿於條件所限，他都只能「間有涉歷」而已。主要工作還是限於對圖書資料的探索和考校。儘管全書考證嚴謹，描述論證也多確實可靠，但他本人總覺得未能十分滿意，尤其以缺乏只有從實地考察中才能獲得的感性知識為憾事。
當然，由於時代與條件的限制，加上全書僅為顧祖禹一人獨撰，難免有疏漏、謬誤之處，但這些並非其主流，毫不影響它閃耀於歷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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