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公認，中國人是乙個極富歷史感的民族。在悠悠天地、逝者如斯的歷史長河中追尋生命個體的意義，是中國人獨特主體意識的體現。讀史對於憂患多思的中國人來說，還有著多重意義：
讀史可慰藉心靈，「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可寄寓理想，發思古之幽情，明今日之心跡；可通達事理，「鑑於往事，資於治道」。一言以蔽之，讀史可以明智。單是歷朝歷代不可勝數的詠史詩，就可以一窺中國人對於讀史的特殊喜愛。
讀史可以明智，讀史最深者又莫如著史者。中國古代著史者，固然多有董狐秉筆直書的勇氣、司馬遷忍辱負重的意志，以及司馬光鍥而不捨的堅守，可惜這並非歷史的全部。僅以《二十四史》為例，我們就會尷尬地發現，著史者並非都是明智者，也並非都是「道德文章」的實踐者。
例如，《漢書》的作者班固。班固的著史理念大不同於司馬遷，這一點在二者對於西漢前期共同史事的不同書寫中體現得尤為明顯，班固甚至直接批評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不過，議人論事處處以聖人思想（即儒家思想）為標準的班固，對待自己卻沒有那麼嚴格了。
班固原本就深受漢明帝、漢章帝賞識，本人又結交竇太后之兄、權傾朝野的大將軍竇憲，可謂顯赫一時。但身為著史者的班固顯然忘記了歷史上眾多物極必反、樂極生悲的事例，他身居高處而不能自警，特別是對子女疏於管教，其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用現在的話說，班固家裡的「官二代」已然成了社會一害。
甚至連他的奴僕都狐假虎威不可一世，有一次竟藉著酒性衝撞洛陽令種兢，對種兢肆意謾罵。种兢懾於竇憲威勢，雖「心銜之」而不敢發作。永元四年，漢和帝借助宦官力量除掉竇氏集團，此時的种兢終於逮住機會，以抓捕竇氏餘黨之名將班固收捕入獄。
一代文豪班固最後竟因一奴僕而身死獄中，連累《漢書》未完，只得由其妹妹班昭續作而成。
又比如，《後漢書》的作者范曄。范曄同樣才華橫溢，史稱其「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和眾多恃才自傲的文人一樣，桀驁不馴的范曄甚至對當時的宋文帝都不假辭色。
儘管這並未影響宋文帝對他的器重，但范曄卻越走越遠，最終在旁人錢財引誘、言語相激之下，走上謀反之路，棄首鬧市，引人哂笑。范曄被抄家時，人們驚奇地發現，其家裡富麗堂皇、珍玩無限，歌妓、侍妾個個盛裝豔服披金戴銀，他的母親卻獨自住在簡陋的小屋中，廚房裡除了幾綑柴禾空空如也。時值寒冬，范曄的侄子連床厚被都沒有，叔父也只是穿著單衣。
范曄曾經感嘆，他以前常覺很多事情「恆不可解」，閱覽歷史、撰寫《後漢書》後才「轉得統緒」。但顯然，自認為找到「統緒」的范曄並沒有真正在歷史中找到修身明德、安身立命的真諦。
《漢書》、《後漢書》與《史記》、《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享有特殊地位，然而，「前四史」中的兩位作者都死非其所，怎不令人扼腕唏噓？後來的著史者，固然再無因品行不端而招致殺身之禍的，但白璧帶瑕者亦未嘗絕跡。北齊時，號稱才華不讓曹子建的魏收奉命修《魏書》，竟放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儼然將修史作為酬恩報怨的手段。
如北平太守陽固因貪虐被**定罪，但由於魏收曾受陽固兒子陽休之的恩惠，於是在魏收筆下，陽固竟成了乙個廉潔正直的清官。《魏書》成後，眾口喧然，紛紛指其為「穢史」，向朝廷投訴者前後接踵，以致朝廷不得不數次下令魏收改正，方才定本。而魏收終因修史樹怨太多，死後竟被人挖墳棄骨。
其地下有知，真不知當作何想！又如，五代時後周大將韓通因反對趙匡胤「陳橋兵變」，一家均慘死於趙匡胤手下王彥公升之手。歐陽修撰《新五代史》，痛感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號稱取「《春秋》遺旨」，將忠道臣節作為人物褒貶的唯一憑據，例如在《舊五代史》中還算正面人物的馮道在歐陽修筆下卻成了寡廉鮮恥的小人。
然而，也正是在《新五代史》中，儘管只是私下撰史，儘管終歐陽修一生也並未將此書刊印於世，但仍因擔心北宋朝廷不悅，歐陽修並沒有為韓通這個符合他殺身成仁標準的忠臣烈士立傳。據說歐陽修曾向蘇東坡誇耀其修《新五代史》有「善善惡惡之志」，蘇東坡反問，「韓通無傳，如何能稱善善惡惡？」歐陽修聽後一陣默然。
歐陽修是**學家，想必不會不知道，南朝時沈約奉齊武帝之命修撰《宋書》，猶豫著要不要給當年因反對蕭道成篡權、兵敗而死的袁粲立傳，齊武帝（蕭道成之子）平靜地說，「袁粲自是宋室忠臣，豈可不立傳？」相比之下，歐陽修未免小氣了些。韓通無傳，也成為後人批評歐陽修著史雙重標準的口實。
讀史使人明智，讀史最深者卻未必明智，這樣的結論似乎使人悲觀，但卻更耐人尋味。引申開來，這有點像如今的「高層次人才」犯罪。所謂「高層次人才」犯罪，不論是高智商犯罪、高科技犯罪，還是擔任高階領導職務者犯罪，其共同特點是都具有較高的學歷、淵博的學識，有的甚至熟研法律。
然而正如讀史未能幫助班固、范曄擺脫殺身之禍一樣，知識也未能幫助他們遠離犯罪的陷阱。
究其原因，可能是以下幾種情形。一種是過於自信、疏於警戒，自以為深明事理和規則，大事把得住，小事能看清，殊不知「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這種自以為能穩控一切事態的自負心理往往使人在落馬之後才追悔莫及。
一種是精英意識、特權意識作祟，以為道德、規則只管「群氓」，道理是講給大眾聽的，自己當然不在約束之類。例如一些**台上慷慨激昂，台下判若兩人，其實這種「真誠的表演」已經深入其骨髓，他自己也安之若素，絲毫不覺有何不妥，只有當其墜落雲端，才能真正明白任何人都不可超越制度和法律。
還有一種稍微複雜些，緣於「明理」太多，反而陷入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之中。簡言之，這種人不管做什麼，總能找到某種理由、知識或者理論，作為自己行為正當性的論證和依據。比如，你若抱怨班固不潔身自好，他可能會慨嘆：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你若責怪范曄不忠不孝，他可能會反問：「這個國家值得你去愛嗎？
」你若批評魏收酬恩報怨，他難免要反駁：「無情無義難道才是英雄？」你若批評歐陽修不為韓通立傳，他一定會質問：
「難道一定要我為真理獻身你才滿意？」同理，你若去惋嘆「高層次人才」的犯罪，他們難免要列舉出無數的理由，以證明他們的犯罪不是個人的原因，而是「社會壓迫」、「社會因素」使然。總之，不論是讀史還是學理，如果不是將知識作為豐盈自身的方式，而是作為為自己詭辯、開脫的工具，那麼，不僅讀史不能使人明智，知識再多也不能助人清醒。
最後順便說一句，如今讀史似乎成了不少**的雅好，這當然是好事，但正如讀史未必明智，如果讀史不是為了知古鑑今、修身明德，而只是為了從歷史中尋找一些所謂做人的世故、做官的秘訣、鬥爭的訣竅等等「厚黑藝術」，這樣的讀史，誤入歧途，不如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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