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三農問題」引起我國社會各界廣泛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國人對「三農問題」重要性的認識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三農問題」產生的根源何在？為什麼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普遍為「三農問題」所困撓？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為什麼「天生」表現為弱質產業、農民「天生」成為弱勢群體、農村經濟往往是國民經濟最薄弱的環節？為什麼多年來我國主張國民經濟平衡發展、強調農業的基礎作用，而實際上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和生活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賴於對「三農問題」產生的社會經濟歷史背景、工業化程序中農業與工業的相互關係及其變動趨勢，以及各國在工業化程序中的戰略選擇等問題進行比較、分析和**。
一、探源之一：產生背景產業革命和工業化的發端
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以及農村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有其特定的經濟歷史背景。自從產業革命導致現代製造業和現代城市的興起，就整體而言，農業這一曾經作為農業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就開始逐步被新興現代製造業所替代，與此同時，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也隨之處於相對劣勢地位。因此，除非一國**在工業化程序中有意識地對這一弱勢產業和群體加以保護，否則，農業停滯、農村落後，以及農民生活的相對貧困似乎就成為產業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後果。
這是因為，第一，作為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產物的現代新興製造業（與傳統農業相比）有著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它的產生使人類生產活動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機械化生產的巨大轉變，使人類得以用較小的勞動消耗獲得較多的勞動成果，從而在社會財富的創造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而成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以
。劣勢地位，可以經由以下兩方面進一步加以說明。
其一是農產品的特性。由於農產品是有機的生物產品，這種特定的自然屬性使其容易腐爛、變質，不易儲存和運輸，因此，生產者往往希望能夠盡快**產品，以減少運輸和儲存過程中的浪費，這樣，在**農產品時，不得不被迫接受低價。
其二是傳統農業中農民組織的渙散性。這種組織上的渙散性使眾多個體農戶，在直接面對市場時（無論作為買者還是作為賣者），客觀上都將使另一方具有某種壟斷優勢。因為，無組織的個體小農戶不僅難以形成利益共同體，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競爭、相互對立、互相削弱的內部衝突之勢。
這樣，在面對數量較少的賣方和買方時，農業和農民的失利就成為必然。
由上述因素導致的不利結果，並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於，加快農業現代化中的技術進步以及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建設。如果將現代製造業提供的先進技術（包括儲存、運輸和保鮮技術）運用於農業，由農產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諸多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
另一方面（即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使農業和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這樣，市場結構將會隨之改變，農民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能力及劣勢地位就會根本改善。當然，所有這些條件的最終改善將取決於人的認識和努力。
除了農產品的特性和農民的組織性兩方面因素外，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還可以經由農產品的供求彈性以及來說明。首先看農產品的供給彈性。可以說，迄今為止，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仍然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加上農產品生產週期較長，從而導致農產品的供給呈現較低彈性。
這樣，當農產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上公升時，農業生產卻不能相應地快速增長，從而使農業難以通過增加供給以獲得****帶來的收入增長的好處。另一方面從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看，由於凱恩斯「基本心理法則」（「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和「恩格爾定律」（「食品消費支出在人們總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小」）的雙重作用，加上現代合成材料技術的進步，農產品的需求也呈較低彈性。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進步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的增長和發展從需求方面獲得「拉動力」的空間也相對較小。
或許人們會說，這種分析排斥了技術進步因素的作用。的確，如果加進技術進步的影響，農業生產或農產品的有限的供給彈性將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農產品的需求彈性也將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農產品作為初級產品，與製造品相比，其供給和需求彈性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與製造業產品相比，在農產品價值構成中扣除各項成本之外，新增價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較小，加上其有限的後序「加工」過程又往往被製造業「包攬」和「壟斷」，因此，農業雖然為其他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潛力和空間，自身卻囿於比較利益劣勢的局面而難以迅速發展。
最後，還由於農業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彈性相對較低，以及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率以及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張率也較低，因此，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現代製造業等非農產業的興起，如果一國**對農業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護措施，聽任經濟生活中的比較優勢法則和優勝劣規律的作用，那麼，農業停滯、農村落後和農民貧困將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後天不足」中國工業化戰略中的「重工輕農」傾向及其農業負效應
前面，本文從社會經濟歷史背景，以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相互關係的角度，對「三農問題」的起源作了一般意義的**，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表現為農業與工業的雙雙進步與現代化？為什麼有的（儘管是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在戰後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農問題」的困擾？……顯然，問題的答案還需從各國的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選擇中去尋找。
眾所周知，由於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後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後相當長的時期裡，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製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後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迴圈」。
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並形成並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建國以來，我國「城鄉分割」、「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傾向集中表現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個方面，包括收入政策、**政策、稅收政策、投資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從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國自推進工業化以來，一直採取向城市居民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開放後，隨著農業生產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這種情況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明顯拉大。統計資料表明，到目前為止，佔我國總人以上的農村居民，其收入在國民收中所佔份額還不到，而總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超過劉書明等「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
，而且據測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從**政策看，為配合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我國長期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即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以使工農業產品交換條件有利於工業部門的積累和擴張。改革開放後，儘管多次調整農產品**，但由於工業品**提高更快，因此，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剪刀差」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有資料顯示，年間的年裡，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農業收入達到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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