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三農」問題說起來都帶「農」字，但它卻不是就「農」論「農」的簡單問題。「三農」問題的複雜性、綜合性、動態性，堪稱世界之最，也是國內經濟學界始終關注、熱度不減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之大，曾令人發出中國「三農」問題的無解之嘆。
然而，要實現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的世紀騰飛，「三農」問題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一、「三農」問題的焦點學術界對「三農」問題成因的論述林林總總，並由此提出各種破解「三農」問題的理論。鑑於「三農」問題的複雜性和綜合性，筆者認為，應立體地看待「三農」問題，多視角地分析其問題的焦點所在。
（一）「三農」問題的制度因素「三農」問題歷來是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基本問題，由這一問題折射出來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國民待遇的法權落實問題又有產權明晰問題；既有行政權障礙問題，又有知情權、發展權障礙問題；更有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因素。但要探析與「三農」問題形成相關的終極制度原因，根植於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社會等級制度當為其要。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延續至今的我國二元社會體制，是通過實行工農產品「剪刀差」**機制、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偏斜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農業與農村的經濟剩餘補給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資金，結果使農村社會、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歷史性地停滯不前，城鄉之間的差別越拉越大。事實上，二元社會體制本質上反映的是按社會等級高低決定發展的先後順序、接受各種公共服務的多寡以及就業的選擇機會等。就農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外，其他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國農村多數縣鄉財政的窘況和供養人員過多，不僅危機到對農民的公共服務，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因此可以說，「三農」問題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會等級制度及其思想觀念影響下的社會執行機制與執行方式。目前的情況是，二元體制的影響並未完全消除，農村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制度仍極不完善，政策缺位。（二）「三農」問題的巨集觀經濟因素從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的歷史選擇上分析，「三農」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重點、排序和資源配置導向側重於重工業和城市，從而導致國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於「三農」的方向發展。
在計畫經濟體制下的主要表現是，**一方面通過徵收農業稅直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計畫形式規定較低的農業產品收購**和較高的工業產品****，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間接參與農民收入的分配。改革開放以後，工農業產品**的扭曲雖有所糾正，農民也從農村制度創新中得到不少實惠，但在國民經濟執行操作層面上，巨集觀調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轉農業、農村資源的外流，**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農業向財政提供的明稅和暗稅總量大於農業的財政投入量，農業始終處於財政淨流出狀態。
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政支農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1991-2023年分別為10．3％、10．0％、9．5％、9．2％、8．4％、8．8％、8．3％。農業財政支出佔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低於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前者僅僅是後者的1／2至1／3。
這必然削弱農業發展的後勁，拉大城鄉全面發展的差距。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工業化發展儘管有利於「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由於走了一條「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道路，城市化發展相對滯後。這一戰略失當，使得農村工業化對解決「三農」問題的作用和影響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農」問題的資源與技術因素從資源利用的技術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業的特點一向是土地生產率高，勞動生產率低。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土地「邊際報酬遞減」頻頻出現，打破生產徘徊局面仍要靠現代農業投入品，而這又進一步導致邊際報酬遞減情況的不斷加劇。邊際報酬遞減現象使農民家庭的生產費用增長快於生產增長，從而成為農民家庭直接的減收因素。
在此條件下，如果不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以**值農產品生產代替低價值農產品生產，農業再生產迴圈會難以為繼。我國糧食生產主產區的農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是與生產成本上公升、物耗提高有直接關係的。大量使用現代農業投入品的另乙個結果是，在農業生產**現了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農業剩餘勞動力大量增加。
有專家推測，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由於農業內部物耗率的提高，約可減少9000萬以上勞動力的使用；若按照2023年中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農業內部勞動力的剩餘程度相應上公升到60％，即剩餘總量高達2億人。從長遠來看，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發展，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將會逐步提高，勞動密集程度將減輕；同時，考慮到人口增長對農產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對土地的需求，中國保持較高水平的土地生產率也將是乙個長期趨勢。因此，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由此而來的農戶減收與農業內部勞動剩餘率上公升的現象也會在長期內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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