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勝貧困是世界性發展難題，國情不一樣，治理也不一樣。
儘管改革開放使大部分人口脫困脫貧，但仍存在人口數量7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尤其是在山區、內陸地區。在歷史上，在理論上、政策上，我們一直認為這些地區是因困而貧，因此，我國自「十五」以來（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在這些地區投資興建了大量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試**決「困」的難題。
今年九月，我到14個國家級集中連片特困區之一的秦巴山區腹地的紫陽縣調研「科技創新驅動縣域發展」。從西安自駕出發，沿包茂高速大約3.5個小時就到達紫陽縣城。
在未修高速公路以來，這麼便捷的從西安到紫陽是不可想象的。從紫陽與外部的物流通道來看，「困」不再是這些地區貧窮的原因。
為什麼高速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通達很久了，仍然還會出現大量貧窮的低收入人群？我們專訪了被視為「紫陽富硒茶」原產地的煥古鎮，試**開這個謎團。
從紫陽縣城出發，依然是自駕盤山而上，路的一邊是懸崖、一邊是山。改良後的雙向2車道、水泥硬化路面的省道還是很順利，大約1.5小時就到了煥古鎮。
盤山路上看到不少依山而建的自然村落——這些都是村民們的祖輩們開山而建的基業，而在房子周邊的山坡上，就是一塊一塊的茶田。很明顯，沿山而建的「省道」「困住」茶葉的流通已經不可能了。
到了煥古鎮的鎮**駐地，鎮長介紹說，全鎮1.5萬人口，其中貧困戶1735戶、計5242人，幾乎1/3的人口是貧困人口。我們和基層**在一起討論，詢問貧困的致因。
按照致貧力度由高到低的順序，新鎮長、老鎮長掰著指頭說了6大致因：
1) 因房致貧。從山上搬下來的移民搬遷、集中安置、危房改建等，是農民致貧的首因。古人云，「家搬三次窮」。
在山區，群眾從山上搬下來、從不宜居住的地方搬到**設立的聚集區，的確讓不少本來收入較低、儲蓄積累較少的農民家庭因為房子而更趨貧困。
2) 因勞致貧。長期的計畫生育讓農村家庭人口減少，缺少勞力、尤其是缺少男性勞力的家庭，自然貧窮。另外，家中無男性勞力的家庭在村落中還受到歧視。
3) 因病致貧。家庭**現乙個危重病、慢性病，導致勞動能力缺失、生活難以自理等，看病費用就像一台「抽水機」一樣把家庭經濟抽乾了。
4) 因災致貧。秦巴山區經常出現氣象、地質等災害，這會導致農民家庭財產、生命受到致命的打擊。哪怕10年、20年出現一次，都會導致家庭財產、人**力遭受重創。
5) 因學致貧。由於計畫生育致農村人口減少，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農村中小學教育體系因缺乏生源而撤併。這種撤併潮在2023年後愈演愈烈，很多自然村落的小學、中學消失了。
不少農民選擇進城，讓孩子在城鎮上學，媳婦在家照顧、老公在外打工。打工收入在繳納房租、孩子學費、家庭消費後，也就所剩無幾了。教育和疾病一樣，也像一台「抽水機」抽乾了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
6）因技致貧。缺乏先進實用技術、市場技能是農民難以應對城市消費公升級、應對市場經濟波動而致收入低的原因。
我們分析了這六大原因，沒有乙個原因是「困」。而且，我們在來煥古真的盤山路上，個別茶戶的門前停的是「卡宴、賓士」等豪車。儘管這一現象反映出農村貧富差距巨大的現象，但這充分說明，農民依靠當地富硒茶發家致富並非難事。
我們的這一判斷是可行的。在路途中，我們隨機專訪了乙個茶戶，這戶人家夫妻二人，女兒、女婿，還有乙個兒子（當兵去了），共有4個勞力，其中女婿是主勞力。這個茶戶自己有茶田、自己採摘、自己加工，也購買了加工機械替其他農戶加工。
我們調查這個農戶的收入情況，他有25畝茶園，自產鮮葉500公斤、外購鮮葉2000公斤，一年淨收入在20萬元上下。這個農戶家庭的情況顯示，有勞力、健康、肯務農的農民家庭，完全可以利用當地特色資源實現勤勞致富。
根據上述調研，我們發現，中國當前的貧困問題可能並不是此前大眾思維中「困」。交通、物流等傳統意義上的「困」已經不是當前中國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而是成為農村發展、農民致富、農業現代化的新平台。這是共產黨推進改革開放的偉大功績！
但同時，我們發現，21世紀的中國貧困，是在分配制度安排上出現了新「剪刀差」，主要表現在住宅、教育、醫療等方面。
1)住宅的「剪刀差」。長期的計畫生育致使農村勞力減少，導致傳統的農村經濟社會體系瓦解，迫使農民不得不遷徙進城。新進入城鎮的農民，要比城鎮原住民繳納更高的級差地租。
2)教育的「剪刀差」。新進入城鎮的農民，要向教育系統繳納更高的費用。教育資源在城鄉分布的不均勻，致使農民家庭要付出更高的教育成本。
3)醫療的「剪刀差」。儘管新農合為廣大農民解決了大病藥費問題，但優質的醫療資源都在大中城市，邊遠區域的農民進城看病要承擔遠距離醫療帶來相對較高的交通、住宿等成本。這種長期形成的資源分布不均衡使得他們要承擔「剪刀差」。
在基礎設施等這些「困」的因素消失後，阻礙貧窮人群向上流動的根本原因有二：一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推進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極化效應」政策，進一步加劇了計畫經濟時期造成的城鄉資源分布不均衡，優質的教育、醫療、就業等公共服務資源日益向大中城市集中，在城市與農村形成了發展經濟學中「初始條件」的差異，這種差異就給不僅僅是貧困農民，包括所有的農民進城形成巨大的「剪刀差」。另乙個原因是計畫生育導致農村勞動人口的持續減少，農村農業農民自然會產生集聚，傳統的小規模、廣分散的村落經濟被瓦解，取而代之的將是相對聚集的農村社群。
這是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基本規律，這已被政策設計者認識並開始推進。在本世紀開啟的這一輪自然村落向**規劃的聚集區聚集過程中，必然會出現一些「逆潮流的拒絕者、順潮流的掉隊者、在潮流中經營失誤失敗者」等群體，他們構成了新的貧困群體。
整體而言，計畫生育導致的村落調整，只是當前貧困的表面原因，深層的原因則是制度上的「困」、人群向上流動所必須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困」——這兩個「困」是農民市民化、農村城鎮化出現「剪刀差」的根源。這才是類似秦巴山地區等區域農村家庭貧困的根源。
治理新時期中國貧困的根本出路，就在於在制度安排上，向邊遠地區配置住宅、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讓廣大低收入群體脫困。第二是加快試點、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讓低收入農民群體既能夠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進入城市，又能夠從土地上獲得抵補「剪刀差」的收益，降低向上流動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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