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從業者「過勞」的成因分析

2023-01-06 08:15:04 字數 5131 閱讀 5365

——基於北京地區的調查資料

肖紅梅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勞動經濟管理系講師;首都經濟**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疲勞,是影響人類生存的第一**。「過勞」的定義最早產生於19世紀70年代,是乙個起源於精神病學的概念,用以描述那些身體、情緒、精神、人際關係、行為嚴重耗竭的病人。而隨著市場競爭逐漸激烈,人們的生存壓力日趨增大,「過勞」已經從精神病學的專用名詞發展到了專指由於持續高強度的工作而導致的健康問題。

筆者認為,「過勞」一詞可以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過度疲勞」,指的是身體疲勞的程度;第二層意思是「過度勞動」,指的是一種勞動強度狀態。可以說,「過度勞動」是引發「過度疲勞」的重要原因,而「過勞死」則是過度勞動的最嚴重後果。

近年來,「過勞死」一詞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頻率越來越高,我國過勞死現象有日益增多的趨勢。2023年10月,乙份報告顯示,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60萬人,這一資料引起了人們對「過勞」問題的極大關注。**報道的「過勞死」人員幾乎都屬於城市從業者,鮮有鄉村務農人員乃至小鄉鎮從業人員。

對於身處大城市特別是諸如北京這樣的一線城市的從業人員,城市特有的工作生存節奏、工作壓力、交通等因素都使其易產生「過勞」現象,甚至達到「過勞死」的邊緣。我們在關注「過勞死」現象的同時,更應該深入**過度勞動的形成原因,這樣才能有助於我們有針對性地實施干預,從而有效避免「過勞」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一、相關文獻回顧

目前國內學界關於「過勞」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過度疲勞」或「過度勞累」方面,以唐和平、吳日明、湯嘯天、黃河等為代表。其中,關於慢性疲勞綜合症、亞健康以及「過勞死」三個問題的研究較多。這些研究從醫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法學等不同角度出發,主要關注以上三個問題的現狀、原因與對策,並且有學者進行了特定人群或地域範圍內的實證研究,以王秀雲、寇建民等為代表。

在分析「過勞」或「過勞死」的成因方面,國內學者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的,而對於過度勞動或「過勞死」的成因做定量分析的甚少。王艾青認為:所謂過度勞動是指人力資源在較長時期的過度使用,即就業者在較長時期處於一種超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和強度的就業狀態。

申欣旺分析了高階知識分子、大型公司的負責人等「過勞死」的高發人群形成過勞的原因。王秀雲認為生存壓力過大、長期超時工作、用人單位不合理的勞動休息制度、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五個方面的因素造成了「過勞死」。楊河清等認為知識工作者的工作特性(工作負荷和工作壓力、工作控制因素、就業不安定性因素、工作滿意度和身體健康狀況等)與過度勞動存在不同程度的相關。

二、指標選取與資料分析

1. 資料**

為了解北京地區各類從業人員的過度勞動狀況及成因,筆者所在課題組於2023年10~12月針對北京地區的**機關,科研、學校、醫院、新聞等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含港、澳、台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其他型別單位(主要是靈活就業人員)共六類單位的員工進行了隨機問卷調查。調查共發放問卷500份,**有效問卷419份,**率為83.8%。

問卷內容涉及調查物件的工作時間、通勤時間、工作緊張程度、工作時間規則程度、工作任務量等情況。

2. 描述性統計

課題組本次調查的樣本分佈情況及調查物件「過勞」基本資料如下。

(1)樣本分佈的基本情況。本次調查所有樣本中男性佔52%,女性佔48%。從年齡上來看,26歲以下、26~30歲、31~40歲、41~50歲、50歲以上年齡段的百分比分別為13%、33%、27%、20%、7%。

從學歷上來看,大專以下、大專、本科、碩士、博士分別佔9%、21%、39%、20%、11%。從單位型別上來看,來自**機關的佔18%,來自科研、學校、醫院、新聞等事業單位的佔21%,來自外資企業(含港、澳、台資企業)的佔19%,來自私有企業的佔21%,來自其他型別單位的佔1%。從職業(崗位)分布型別來看,企業老闆佔7%,中高層管理人員佔17%,研發人員佔14%,設計人員佔9%,大學教師佔12%,其他人員佔41%。

(2)調查物件「過勞」基本資料。該部分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資料。①周工作時間。

調查顯示,勞動者平均周工作時間為48.5小時,最長的為86小時,最短的為38小時。72%的調查物件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50%的調查物件周工作時間超過48小時,25%的調查物件周工作時間超過55小時。

從性別方面看,男性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9.99小時,高於女性的47.84小時。

從年齡上看,30歲以上人群的周工作時間明顯高於30歲以下人群的周工作時間。從學歷上看,周工作時間呈現出「兩頭長、中間短」的分布格局:大專以下和博士的周工作小時數最大,分別為52.

65 小時和60小時,明顯高於中間學歷段(大專、本科及碩士)人員的47~48小時。從職業(崗位)上看,企業老闆的周平均工作時間為53.55小時,高於大學教師的51.

98小時,而其他職業這一資料為47~49小時,差異不顯著。②工作量與工作緊張程度。調查顯示,72.

5%的調查物件承擔了1人以上的工作任務。從性別上來看,男性所承擔的工作量要重於女性;從年齡上來看,31~40歲年齡段所承擔的工作量最大;從學歷上看,博士的工作量重於其他學歷人員;從職業(崗位)角度看,企業老闆工作量最大; 從單位型別看,科研、學校、醫院、新聞等事業單位員工的工作量最大,國有企業員工工作量最小。而對於工作緊張程度,被調查物件認為「一般」和「不緊張」的僅佔21.

9%,認為「比較緊張」的佔46.5%,認為「非常緊張」的佔31.6%。

③通勤時間。調查顯示,55.5%的被調查物件每天上下班通勤時間超過1小時;23.

4%的被調查物件每天上下班通勤時間超過2小時,6.4%的被調查物件上下班通勤時間超過3小時。

3. 指標選取

過度勞動是後期「過勞」症狀的直接誘因。本文借用了日本過勞死預防協會提出的「過勞死」的十大危險訊號,分別為:過早地出現了「將軍肚」;脫髮、斑禿、早禿;記憶力減退,開始忘記熟人的名字;經常頭疼、胸悶、耳鳴、目眩、心悸,檢查無結果;頻頻去洗手間;注意力越來越不容易集中;性慾、性能力下降;心算能力越來越差;睡眠質量不高;易怒、煩躁、悲觀、難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為了進一步細分過度勞動的程度,特設定過勞指數(取值1~10,即上述10個症狀出現的個數)作為被解釋變數(y)來反映從業人員「過勞」的程度,使得過勞程度轉化為乙個連續性變數。選取性別(x1)、周工作小時數(x2)、周上下班交通時間數(x3)、工作緊張程度(x4)、工作時間規則程度(x5)、工作量(x6)、崗位(職業)型別(c1,c2,c3)等個體特徵變數作為解釋變數,來分析對過勞指數的影響。社會轉型期所帶來的生存壓力、勞動者自身心理素質也是導致勞動者過勞的可能成因,但考慮到不同勞動者個體對壓力的感知和心理承受能力具有很大的差異性,生存壓力、心理素質等指標具有很大的主觀性,難以客觀量化,故本篇未涉及。

各個解釋變數取值如下: 性別(x1):1=男性,2=女性;周工作小時數(x2):

以小時為單位;上下班通勤時間(x3):以小時為單位;工作緊張程度(x4):1=不緊張,2=一般,3=比較緊張,4=非常緊張;工作時間規則程度(x5):

1=比較規則,2=一般,3=不規則,經常趕工;工作負荷(x6):1=相當於0.8人以下承擔量,2=相當於0.

9人承擔量,3=相當於1人承擔量,4=相當於1.1人承擔量;5=相當於1.2承擔量;6=相當於1.

3人承擔量;7=相當於1.4人承擔量;8=相當於1.5人以上承擔量;崗位(職業)型別c1:

1=企業老闆,0=其他;c2:1=中高層管理人員,0=其他;c3:1=研發人員、設計人員、大學教師,0=其他。

4. 線性回歸分析過程

由於該模型中具有多個解釋變數,採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計的結果是模型擬合優度較低,且模型有輕度的多重共線性( 各變數的方差膨脹因子介於1~5之間)。因此,採用加權最小二乘法(權重wi=1/e2i,其中e2i為ols估計的殘差)對模型進行修正,修正後的結果如表1所示。

回歸結果顯示,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調整判定係數為0.737),說明變數對模型整體有很好的解釋作用。所有變數的回歸係數的顯著性t 檢驗的概率值都小於顯著性水平(α=0.

05),結果如下(括號內為相應引數的標準誤):

y ^= 0.930+0.357x1+0.020x2+0.029x3+0.298x4+

(0.177)(0.068)(0.004)(0.007)(0.026)

0.314x5+0.109x6-2.292c1-1.191c2-0.885c3

(0.050) (0.020) (0.116) (0.114) (0.068)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幾點。男性的過勞指數要高於女性,也就是說不考慮其他因素,職場中的男性相對於女性更易於「過勞」。從業人員每週工作時間越長,過勞指數越高,每週工作時間延長1小時,過勞指數提高0.

357。上下班交通時間越長,過勞指數越高,上下班交通時間增加1小時,過勞指數提高0.020。

工作狀態越緊張,過勞指數越高,也就是越容易導致「過勞」。工作時間越不規範,過勞指數越高。個人所承擔的工作量越大越容易導致「過勞」。

就所從事的職業來看,研發人員、設計人員、大學教師等人群的過勞指數最高,中高層管理人員次之,最低的是企業老闆。

三、主要結論

從業者的性別,工作任務指標(工作時間、通勤時間、工作的規律性、工作的緊張程度、工作量)以及所從事的職業型別都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從業者的過勞程度。

首先,從性別上來看,男性較女性更容易過勞。這可能是由於男女社會定位差異所造成的:長期以來,男性往往被定位為乙個家庭經濟生活的支柱,絕大多數男性監護者挑起了養家餬口的重擔;另外,社會衡量男性價值的尺度往往是其事業上是否成功,這導致多數男性在工作上比女性更賣命。

其次,從工作任務指標來看,周工作時間越長、每天通勤時間越長、工作時間不規律、工作緊張程度高、工作負荷大對過度勞動會帶來正向影響。最後,除了工作本身以外,從業者所從事的不同型別職業也會對過度勞動帶來不同影響。在「過勞死」高發的人群中,研發人員、設計人員、大學教師是「過勞」程度最嚴重的三類人員,其次是企業中高層管理人員。

四、如何應對「過勞」

應對「過勞」問題,需要家庭、國家、用人單位、勞動者自身多方面合力作用。

第一,家庭要給予男性勞動者關愛和包容。男性和女性都是社會不可或缺的勞動者。男性作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處在當今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其飽受的辛勞是不言而喻的。

家庭成員應在物質上、精神上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和理解,免去他們的後顧之憂,讓他們能全心全力投入工作中。另外,「男主外、女主內」這種傳統的家庭分工的方式也非一成不變。如果在某個家庭中,女性在事業上更出色些,完全可以「女主外、男主內」。

第二,國家應加強勞動立法。國家要從立法層面上來應對「過勞死」,日本已將「過勞死」通過法律來強制規定「過勞死」的構成要件、認定機構、認定程式、處理方法等。我國勞動保障相關法規可借鑑日本的做法,將「過勞死」列入工傷範圍條款。

第三,用人單位應保障員工的休息權。用人單位應努力建立和諧的勞動關係,充分保障員工的休息權。首先,用人單位應樹立合理的人才開發觀念,重視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合理制定員工的工作時間、工作量,落實帶薪休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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