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史

2023-01-05 11:54:02 字數 3477 閱讀 1701

國家政治與史學互動

摘要:從史學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與政治有了一種天然的聯絡,史學的產生與發展深受國家政治的影響,可以說乙個朝代的興衰罔替也預示著史學將出現乙個較大的具有這個朝代特質的變化。國家意識形態和所實行的政治政策,影響著史學的功能和所具有的地位以及在整個國家體制中傳播的廣度和深度。。

本文將通過對秦和三國這兩個歷史時期統治者對史學的認識、史官制度、史書的編纂等方面的**,來認識國家政治與史學的關係。對國家政治與史學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有利於我們認識政治因素對於史學整體產生、發展的重要性。

關鍵詞:國家政治史學

從史學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經與政治有了一種天然的聯絡。「史」字原為手執簡冊之形,當然史官起初並不是專司記事,而是負責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溝通神與王的意志。同時講說故事,記錄時事,編次和保管文獻簡冊。

再進而分工,有記言之史與記事之史之別。 本文將通過對秦和三國這兩個歷史時期統治者對史學的認識、史官制度、史書的編纂等來**國家政治與史學的關係。

秦史學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在中國史學發展中處於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秦,人們習慣於以秦始皇統一中國作為界標:將它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即包括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的秦國史和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的秦朝史。在考察秦政治與史學的關係時也是按照這一劃分方法,把秦作為乙個歷史時期來看待。

,秦政治統一中的史學認識,具體表現為秦在富國強兵中重視歷史借鑑、統一舉措中利用歷史經驗。秦國為了壯大自身實力,不僅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了改革,而且在富國強國中不斷的從歷史中汲取有益的成分,為完成最後的統一尋求理論支援,商鞅的歷史變化認識、韓非子的君主**認識、呂不韋的國家統一認識、李斯的任用賢才認識,在秦的變法、爭霸、統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建立起**主義的政治體制,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把史學與現實政治緊密聯絡起來,納入到了**控制的範疇內,制定政治政策利用歷史經驗,具體表現為利用歷史經驗維護帝統、利用歷史經驗鞏固一統兩個方面。

秦政治思想下的史學觀念,具體表現為正統觀念的萌發與應用、進化觀念的**與實踐、一統觀念的形成與強化。秦朝史學觀念中強調為政治服務的傾向日益凸顯,順應了君主**統治的需要,體現出了時代特色。正統觀念是衡量某一政權是否合法的政治思想,與史學直接相關,秦朝利用「五德終始說」確立德運體現出確立正統,神化皇權的思想。

進化史觀在秦朝總結歷史發展盛衰中尤為突出,表現出很強的功利主義和古為今用色彩。一統觀念在秦朝統一六國後的政令、疆域、政體、法令中體現出來,而刻石歌頌統一則是秦一統觀念的強化。秦政治制度下的史官制度,具體表現為太史令的職責及其地位變化、御史大夫中的史職受到重視、博士的歷史顧問職能日益凸顯。

秦朝在兼併六國和鞏固統一的過程中意識到思想文化的統一對於社會政治的重要性,為了維護其統治,強化封建**,在史官設定上進行了調整與分工。由殷周時位尊權重的「太史」向秦職卑位低的「太史令」的轉變,反映出在政治機構史官職責走向分離、細化和明確。御史大夫政治上地位的提高,意味著史職在政治上受到統治者的重視。

博士的設定表明統治者對歷史顧問職能的注重,客觀上為史書的儲存做出了貢獻。秦政治環境下的史書編纂,具體表現為突出秦國用人政策的《戰國策》、宣揚兼併六國理念的《呂覽》、注重本國歷史記載的《秦記》、重視秦朝當代史的《奏事》《編年記》等。《戰國策》作為戰國時期的史料彙編,雖然經過西漢末年劉向編訂而得名。

但其錄存的謀臣、策士遊說各國或相互辯論的言論資料原來散於包括秦國的各國,秦滅六國後被記錄並保留下來,全書可以視為以秦國為中心的外交史、軍事史,而《秦策》則突出反應出以用人為核心的秦國政治史。《呂氏春秋》編著的目的就在於綜合百家之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可以視為為秦國統治提供治平天下方略的思想史。此外,秦朝建立後在焚書活動中,不僅保留了本國的史書《秦記》,而且一直續寫著《秦記》。

而秦國《編年記》所記載的史實與《史記》等書校對,很多記載是一致的,有的還可以彌補其闕失與不足。秦始皇巡遊各地立石刻辭廣泛記述了秦朝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及社會習俗等多層面的史實,可說是一種實物型的史籍,一種特殊形式的秦「國史」。

三國時期的史學在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處於重要的地位。三國政治制度影響下的史學活動,具體表現為專職史官制度的形成、魏吳國史修纂的連續。魏、蜀、吳三個國家建立之後,各國統治者出於強化思想控制和借鑑歷史經驗教訓的需要,紛紛加強了對史學的干預。

在此基礎上,曹魏設定了著作郎、著作佐郎,吳國設定了太史令、左國史、右國史等專職修史**,蜀國設定了秘書官,負責各種檔案的管理。這個時期的史官擁有固定的俸祿,專門從事修史活動,不再像漢朝那樣從事天官的職業,這標誌著史官成為專職**,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國史修纂的連續則表現為,在官方干預下,王沈、傅玄等人受魏明帝詔命修纂《魏書》以及韋昭、薛瑩等人奉少帝孫亮命令編撰的《吳書》。

以上這些,都清晰地呈現出國家壟斷修史的特點,因此,這些史書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曲筆現象。三國時期,國家壟斷修史仍然是中國史學發展的主流,但是與東漢相比,又呈現出迥異的面貌,主要表現為**私人修史現象的產生。史家對於國史內容的時空把握和對於本國功業的著力宣揚。

魏、蜀、吳建立之後,紛紛加強皇權,使得這一時期史書修纂從形式到內容都體現出官方的意志。這個時期,包括私家編纂在內的史著對本國國史的內容進行了時空把握,從時間上看,史家對史書的斷限問題進行了把握;從空間上看,史家對敵國的史事進行了把握。對於時間把握來說,史書斷限開創了後世史家在帝紀上追記先祖的範例;對於空間把握來說,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它使得後人更清晰地了解當時三國的交往狀況。

第二,史家站在本國的立場上,對敵國的史事不能正確記載,導致一種事情有兩種或者三種記載的情況,為後人研究三國史帶來不利影響。此外,王沈的《魏書》、韋昭的《吳書》都十分注重宣揚本國統治者的功業。第

三、三國政治思想影響下的史學觀念,具體表現為君權神授觀念的盛行、皇朝正統思想的加強、歷史盛衰經驗的總結、君主認識理論的發展、夷夏歷史文化的認同。魏、蜀、吳三國統治者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紛紛倡導讖緯之學,鼓吹君權神授。其次,倡導正統之說,曹魏以繼承東漢為正統,蜀漢以漢室宗親為正統,孫吳以得到傳國玉璽為正統。

再次,統治者注重總結從三代至東漢的興衰成敗為借鑑。再其次,對於君主的**成為三國史家關注的乙個重點。最後,統治者在民族觀念上表現出各民族和平共處的思想。

在上述政治思想的影響下,三國時期的史學觀念與政治思想的聯絡更加緊密,君權神授觀念的盛行,皇朝正統思想的加強,歷史盛衰經驗的總結,君主認識理論的發展、夷夏歷史文化的認同都是三國時期史學觀念的新特點。

史學的產生與發展深受國家政治的影響,可以說乙個朝代的興衰罔替也預示著史學將出現乙個較大的具有這個朝代特質的變化。國家意識形態和所實行的政治政策,影響著史學的功能和所具有的地位以及在整個國家體制中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同時統治者對於史學的認識以及史官制度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史學家的政治參與度和對國家政治影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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