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9日09:56 **：《湖北社會科學》2023年第10期作者：吳興智瀏覽：
【摘要：目前，協商民主已經在我國鄉村治理中得到廣泛的運用與實踐，它為鄉村治理帶來了一系列深刻的變革和啟示，但也存在一些不容迴避的問題。協商民主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其實質是要由「民主」走向「協商」，從而追求更真實的民主；而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的發展思路應是如何由「協商」走向「民主」，從而追求更有效的民主治理，具體則可從主體性路徑、結構性路徑以及體制性路徑等不同層面推進。
】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我國社會階層的不斷分化和社會主體的多元化發展，不同主體間價值觀的分歧和利益的衝突已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特別是在廣袤的中國鄉村地區，如何在多元利益間達成妥協與平衡從而促進農村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這始終是中國鄉村治理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乙個主要問題。而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西方政治學界興起的協商民主理論(deliberativedemocracy)試圖通過理性的社會交往模式來應對社會多元化的現實，它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我國鄉村治理中對探尋有效的**與公民互動機制的要求。
因此，自20世紀末協商民主被引介入我國以後，其迅即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並在一些鄉村治理過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實踐。
作為一種新型的「民主的話語模式」，協商民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在公共治理過程中，通過對話、交流、討論等公共協商程式，自由地表達意見並傾聽不同的觀點從而做出合理的選擇。協商民主理論無疑是過去的近30年時間裡西方政治思想發展中最令人矚目的成果之一。但是，當協商民主被移植入中國鄉村治理後，這種協商治理模式能夠在何種程度上解決中國鄉村治理中的諸多問題卻不是乙個不證自明的論題。
因此，我們不得不思考：協商民主與中國鄉村治理的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協商民主究竟能夠給中國鄉村治理的發展路徑帶來怎樣的啟示呢
一、當前中國鄉村協商式治理實踐
(一)中國鄉村治理中協商民主的實踐模式。毋庸置疑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確已顯現出協商民主的某些特徵和趨勢，中國存在協商民主的適用性條件。[1](p40)特別是近年來，在理論工作者給予協商民主以大量關注的同時，眾多基層實踐者亦表達出對協商民主的濃厚興趣。
因此，在學者的推動與**創新衝動的合力作用下，以協商民主為載體的鄉村協商治理實踐活動能夠在眾多的鄉村地區中迅速鋪開。依據在協商民主實踐中公民參與方式的不同以及這種參與活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當前鄉村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實踐大體可以分為諮議質詢式、民意測驗式和民主審議式三種模式。
1.諮議質詢式模式。
諮議質詢式的協商民主實踐模式主要指那些以公民自願和自由參與為主要參與形式、以公民與鄉村權威機構間的自由意見交流為主要協商機制的創新實踐活動。目前，這種諮議質詢式的具體協商活動主要有村民訪談日活動、諮詢會、官民網路對話、「民主日」活動、民主聽證會、民主論壇、民情溝通日活動以及部分地區的民主懇談會等等，同時，一些鄉村地區注重創造性地發揮**會、共青團、婦聯、商會、行業協會等社會群眾團體在鄉村公共事務協商式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把它們培育成為國家與社會之間資訊交流的重要聯絡紐帶。由於這些實踐活動多為體制邊緣性的創新形式，其主要承擔著諮詢、議論、質疑以及詢問等資訊交流功能，因而這種實踐模式體現出形式上的多樣性和效力上的不確定性兩個主要特徵。
總的說來，在我國鄉村治理中，這是一種最為普遍的協商民主實踐方式，其具體的協商活動程式、參與者的選擇、協商內容的確定等在各地都不盡相同。
2.民意測驗式模式。
在協商民主中，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各類外界因素的干擾作用，確保參與者的平等性、公正性和代表性從而獲取最為真實的民意，這是學界所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為此，有學者借鑑美國學者fishkin所提出的「協商民意測驗」模式，在我國鄉村治理中開展了民意測驗式協商民主實踐活動，其中尤以溫嶺市澤國鎮自2023年以來開展的參與式重大公共事務決策的協商民主懇談為代表。這種實踐模式的最主要特徵為民意代表選擇方式的科學性，即所有民意代表全部由按一定比例隨機抽樣產生，並對協商程式進行精細化安排———兩個回合的小組和大會討論———以尋求更真實的民意表達。
在小組討論中，採用中立的主持人制度，同時在調查問卷的基礎上引入定量科學統計方法。但是，由於需要支付給參與者以一定的經濟補償，故協商民意測驗方法的花費可能會較大；另外，兩次民意調查問卷的製作和分析需要一定的專業人士的參與，以保證可靠、中立和科學。[2]
3.民主審議式模式。
在一些鄉村地區中，為了強化協商民主實踐的政治功效和對既有鄉村政治體制進行協商式改進，許多游離於體制外的協商民主形式被正式引入到現行鄉村政治體制內，與村民大會(或村民代表大會)和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等相結合，從而進入鄉村體制內部並具有了正式審議**工作或村委會工作的功能，為此筆者將其稱為「民主審議式模式」。目前採用這種模式的主要有溫嶺的部分鄉鎮將民主懇談與鄉鎮人大的財政預算審查相結合的人大預算審查改革、台州市玉環縣的村級民主評議會、浙江武義縣的村務監督委員會，等等。與前兩種模式相比，在民主審議式模式中，公民參與明顯更加制度化、程式化和規範化，公民協商討論也有了更深刻的現實影響力和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實踐的特點及意義。
1.當前鄉村協商民主實踐的主要特點。縱觀當前我國鄉村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實踐模式，可以發現其主要表現出以下一些特徵：
協商主體的廣泛包容性。在中國鄉村治理中，協商民主實踐的最初目的幾乎都是力圖改善領導幹部與群眾之間的隔閡，促進**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因此，就協商主體來說，幾乎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無論性別、年齡和職業，只要有時間和興趣，都可自由參加進來並有機會發表自己的見解。在上述不同的實踐模式中，無論是諮議質詢式還是民主審議式協商治理，均沒有對參與者做出額外的限制，當地居民均可自願參與。
而在民意測驗式模式中，所有的民意代表均以嚴格隨機抽樣的方式產生，也有效地保證了協商主體的公正性和廣泛包容性。
協商功能的實用導向性。當前的中國鄉村協商式治理是在乙個特定的政治生態背景下產生的，特別是在基層民主選舉遭遇各種困境的情形下，後選舉時代的鄉村如何治理的問題已經成為鄉村民主發展的首要問題。因而鄉村協商民主實踐自其產生之初即著眼於如何應對和處理鄉村社會中多元利益主體間的衝突與矛盾，體現出明顯的實用導向性特性。
基層實踐者們冀望利用協商式治理模式，建立公共部門與公民個體間的良好合作關係，有效緩解公共權力運作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阻力；而另一方面，參與者也普遍關心的是一些與自己利益有著密切聯絡的事項，比如鄉村道路、孩子上學問題、環衛以及治安問題等，而對於那些被視作「**政績」工程的建設專案則常常興趣不大。
協商過程的村民主體性。在西方協商民主的發展中，政黨或利益集團在**決策中的協商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制度或慣例，公民則主要通過參加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團體的形式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協商。[3](p60)在我國，由於社會組織發展的滯後等原因，鄉村協商式治理模式主要體現為普通村民直接參與基層社會事務的協商與決策過程。
借助協商式治理這一民主治理新平台，普通村民在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中的主體性作用能夠得以體現和發揮出來，對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發揮重要的影響作用。隨著普通村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知情度的不斷擴大以及參與熱情和民主意識的不斷增長，他們在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的主體性地位和作用將得到進一步的提公升。
2.當前中國鄉村協商民主實踐的意義。
當前中國鄉村的各種協商民主治理模式通過以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作為鄉村民主的核心價值，把具有不同利益訴求的鄉村群體之間的平等協商作為實現鄉村善治的乙個主要方面或環節，這對於促進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就對協商民主內涵的本土化檢視來說，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現實條件、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決定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程式選擇以協商為價值偏好。[4](p77)而就中國鄉村治理實踐來說，近些年來，儘管**出台了大量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但無可否認，當前許多地方都存在著農民和基層**的矛盾衝突，有些甚至演化成嚴重的****件。
鄉村協商民主的治理變革實踐，通過著力於對鄉村公共事務的協商式治理制度創新，較好地激發和提高了農村基層群眾的民主參與意識，促進了村民的利益表達和利益實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減少主觀隨意性和不必要的猜測誤會，從而有效規避傳統的違規上訪、吵鬧、圍堵交通等非制度參與形式，促進農村政治的穩定。同時，通過對村級權力的執行機制的調整，疏通村民與**的溝通渠道，減少**政策下達到村級單位的阻力，能夠較好地拓展和深化村務公開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增強鄉村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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