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題名】《楚辭》與《詩經》承傳關係論略一【作者】李金坤
【文獻出處】清華學術期刊【分類號】
【關鍵詞】詩經;戰國散文;土著文化;楚辭;承傳【**】
【內容】
如果說《詩經》是先秦時期北方中原文化的代表,標誌著黃河流域文學最高成就的話,那麼,以屈原為首創作的《楚辭》,則是先秦時期南方楚文化的代表,標誌著江淮流域文學的最高成就。《詩經》與《楚辭》猶如閃耀於古老文學夜空的明星,南北輝映,彪炳千秋。在數千年中國文學史上開創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代表文學傳統,沾溉後世,厥功大矣。
雖然《詩經》和《楚辭》是代表著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風格的面貌各異的文學樣式,但它們之間卻有著外在的、內在的、表面的、本質的多方面的千絲萬縷的聯絡。但是,近年來卻有部分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楚辭》對《詩經》不存在承傳關係,是兩種不相干的地域文化代表。①這顯然是不妥的。
為了進一步論證《楚辭》對《詩經》的承傳關係,本文擬就古今學者對《詩經》、《楚辭》承傳關係的代表性論述作簡要回顧,通過對《楚辭》、《詩經》文字的切實解讀,來理清《楚辭》與《詩經》的通變關係。
最早指出《離騷》與《詩經》承傳關係的,當推漢武帝時的劉安。漢武帝命他為《離騷》作傳,他認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
」(班固《離騷序》引)。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全文引用了劉安之語,並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說:「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淤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連對屈原頗有微詞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認:「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
」(《漢書·藝文志》),到了東漢末年的王逸,作《楚辭章句》,則從「比興」藝術手法這個角度,突出了《離騷》對《詩經》的承傳關係。這就是為歷代楚辭研究者所推崇並屢屢稱引的「依《詩》取興」說。到了南朝的劉勰,作《文心雕龍·辨騷》篇,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第一次對《楚辭》與《詩經》的承傳關係作了高度的理論概括,認為屈騷是「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
再後來,到了近代,梁啟超則毫不猶豫地指出:「屈原是一位貴族,對於當時新輸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領會的。他又曾經出使齊國,那時正當『稷下先生』數萬人日日高談宇宙原理的時候,他受的影響,當然不少。
」②而魯迅先生的分析更是透闢,他既指出屈騷與《詩經》具有相同點的原因,所謂「楚雖蠻夷,久為大國,春秋之世,已能賦詩,風雅之教,甯所未習。」又能指出屈騷對《詩經》的發展變化,那就是:「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論,不遵矩度。
」正因為此,「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或在三百篇之上。」③劉師培先生雖然在長篇**《南北文學不同論》
中論述了因水土風習不同而形成文學風貌之異的特點,但他終究認為:「屈原《離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以情為裡,以物為表,抑鬱沉怨,與《風》《雅》為節,其源出於《詩經》;及宋玉、景差為之,塗澤以擒辭、繁類以成體,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亦葩經之嗣響。」④姜亮夫先生從研究屈原的生平事蹟及其作品本身的實際情況出發,曾胸有成竹地說過:
「屈原肯定讀過《詩經》。」⑤現行幾種全國高校文科通用教材《中國文學史》亦都明確指出《楚辭》對《詩經》存在著承傳關係。
下面便就比較學的角度,從《楚辭》與《詩經》文字的解讀中,進一步窺探二者之間的承傳通變關係。因筆者將有系列**詳論《楚辭》對《詩經》的承傳關係,故此文不擬全面展開論述,僅就「文學精神」、「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三方面作一比較論析,以窺《楚辭》深受《詩經》影響之一斑。先看文學精神。
《楚辭》對《詩經》文學精神的繼承主要表現在「怨刺」精神與憂患意識上。在《詩經》「國風」的部分作品中以及《大雅》、《小雅》的部分作品中,充滿著對昏君佞臣、暴虐政治、黑暗社會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一些貴族階級出身的詩人,他們比較熟悉上層統治階級的底細,接觸了較多的骯髒醜惡的事實,出於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不能不抒發憤怒的感情。
表達對明君賢臣的迫切願望。這類詩主要產生於厲王、幽王和東周初年這三個時期。因為這幾個時期是周代社會最黑暗、階級矛盾最尖銳的社會大動盪時期。
如《大雅》中的《桑柔》、《板》、《蕩》、《民勞》等;《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小》、《正月》、《瞻仰》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由於社會的黑暗,統治階級的荒淫殘暴,施政無道,許多貴族出身的統治階級的中下層人士便深為國家前途和個人命運而擔憂,詩中充滿著「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況)填兮,悼彼昊天,寧不我矜」,「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大雅·桑柔》)的憂患意識,諸如「我心憂矣」,「莫知我哀」這樣的句子,以及「憂」、「戚」、「悲」、「哀」、「苦」、「慘」等這類充滿幽怨淒苦況味的詞語反覆出現,俯拾皆是。
《詩經》中這種「怨刺」精神與「憂患」意識,在《楚辭》中則得到了更為充分的體現。其中,既有對奸佞當道、賢愚不分黑暗政治的揭露,如《涉江》雲:「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又有對統治階級道德墮落行為的尖銳批判,如《離騷》:「眾皆競進以貪婪」,「憑不厭乎求索」,「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鶩以追逐」。更有對最高統治者的敢怨與敢恨,如《離騷》: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九辯》亦雲: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敢於把矛頭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的大無畏批判精神,較之於《詩經》,則更深一層矣,人們評價《楚辭》,常常喜歡說它既富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又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而這後者,正是《楚辭》「怨刺」精神的生動體現。這與《詩經》所表現出來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至於憂患意識,作為我國第乙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比起《詩經》的作者們來則更為深沉而濃郁。通讀屈騷,其中那些充滿悲傷恐懼情緒的字眼就會魚貫而入,紛至沓來。如:
恐、悼、憚、患、悲、傷、哀、怨、憤、愍、忿、鬱邑、欷、鬱結、紆軫、軫懷、愁苦、憂心、怛傷、離愍、離謗、逢尤、永哀、太息、煩冤、舒憂、慘鬱鬱、自抑、掩涕、淚,等等。劉安《離騷傳》、王逸《楚辭章句》、班固《離騷序》、劉勰《辨騷》等,都指出了屈原這一心理焦慮憂恐的特徵。至於產生的原因,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得再清楚不過了,屈平之作
《離騷》,蓋自怨生也。」正是在這「一川菸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賀鑄《青玉案》)般眾多的怨情憂緒,便折射出屈原那一腔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和崇高美德。
再看藝術形式。《詩經》語言形式主要是四言,這種形式亦為屈原所採用。如《天問》、《桔頌》、《招魂》等。
為什麼說屈原這些作品的四言形式是受《詩經》的影響呢?對於這一點,以往人們都罕有論及。其實,只要瀏覽一下楚國詩歌的實際情況,便可迎刃而解了。
在楚國的詩歌史上,純為四言的詩歌只有《說苑·至公篇》所載的《楚人頌子文歌》和《說苑·正諫篇》所載的《楚人為諸御己歌》。倘若楚人早就通行四言詩體的話,在傳世的十餘首楚歌中,不可能僅見此二首呀。從《詩經》傳入楚國的情況來看,《楚辭》部分四言詩體當是模仿《詩經》而成。
其他如《史記·滑稽列傳》所載的《優孟歌》、《吳越春秋》所載的《河上歌》、《申包胥歌》等皆以口語為歌。雖有四言,但雜有六言、七言。此外的一些楚地民歌,如《越人歌》、《滄浪歌》、《接輿歌》、《漁父歌》等,也都不是純四言詩。
所以,屈原作品中之四言詩體的**,當出自《詩經》無疑。受《詩經》四言詩體影響的《楚辭》,傳至漢初,遂又形成了一種以四言為體的騷體賦。可見,《詩經》詩體影響之大。
細讀《楚辭》,還會發現其中有很多化用《詩經》詩句的地方。如姜亮夫先生在論及《楚辭》與《詩經》的關係時說,《離騷》、《遠遊》、《悲回風》三篇後面都有「僕伕悲餘馬懷兮」這句話,其實,它就是從《詩經·卷耳》的「我馬瘠矣,我僕痛矣」這兩句化用而來。詩人「用『僕』字同『馬』字來代表作者的主觀願望,把情感寄託在僕和馬身上,這是《詩經》的東西。
」⑦此外,像《楚辭》中的「苗裔」、「皇考」、「回風」、「飄風」、「湛露」、「踴躍」、「芒芒」、「隱憂」、「荼薺」、「優游」等詞語,都是直接取之於《詩經》。又如,宋玉《九辯》中「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望託志乎素餐。」其中「素餐」之典,即出自於《詩經·魏風·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而其中的「詩人」,自然是指《詩三百》的作者們。相傳宋玉為屈原的學生,即便不是學生,也是屈原辭作的追慕者,他在作品中能夠如此嫻熟地引用《詩經》典故,這說明他學習和掌握《詩經》的程度是很深的。屈原與宋玉為同時代人,而且二人之間的關係也甚為密切,這正好旁徵屈原學習《詩經》的事實,從上列語言形式、詞語、典故的運用等情況可以看出,《楚辭》的創作受到《詩經》的影響是不成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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