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

2022-10-17 12:06:10 字數 4823 閱讀 7037

一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係:

在我國,出土文獻的材料很多,如甲骨文、曾侯乙鐘、玉器、青銅器、石鼓文、楚帛畫、秦石刻、壁畫、陶瓷、漢簡、漢畫像石(磚)等都屬於出土文獻。 近十年,公之於眾的出土文獻的數量也驚人, 其中最重要的有湖南湘西的裡耶秦簡(1 萬餘枚)、湖南長沙走馬樓的

三國吳簡(一次出土就多達 10 萬餘枚)及 2008 年入藏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戰國簡(2388 枚),上博簡。這些都是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資料。

1925 年王國維曾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本之學。

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壹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本,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壹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之大有關係者,尚不與焉。

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近幾十年,隨著考古事業的大發展,大量的出土文獻震驚了當今學術界。 運用新出土的文獻材料,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來說,其意義不容置疑。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先秦詩歌。

學者大多利用出土文獻對《詩經》《楚辭》進行了校讀、訓詁、考論等。

二出土文獻對《詩經》研究的意義:

2001 年以來《詩經》的研究**,發現篇名直接含「出土文獻」的**就有8篇,至於運用出土文獻研究《詩經》的其他**,難計其數。

⑴李春豔、時世平《出土文獻對〈詩經〉訓詁的作用》重述了出土文獻對《詩經》訓詁的證、正、增、辨四個方面的作用,並提出了出土文獻對訓詁實踐的五個啟示:一是依據故訓,不輕改舊說;二是尊重本文,不輕信假借;三是通曉語法,往復求通;四是古代社會生活與古代文獻互相發明; 五是實是求是,不鑽牛角尖。

⑵夏傳才《〈詩經〉出土文獻和古籍整理》一文詳細介紹了 20世紀與《詩經》有關的考古新發現以及《詩經》的古籍整理研究(古籍善本重印、校勘、標點、辨偽、輯佚、彙編等)

⑶劉冬穎《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平議》一文認為出土文獻對《詩經》研究的意義是多方面的,論述了出土文獻對今本《詩經》考釋的補充、出土文獻對早期儒家論《詩經》風貌的展示、出土文獻對《詩經》與禮樂關係的印證、出土

文獻對《詩經》研究史的豐富。

⑷李春豔、時世平《出土文獻與二重證據法——兼論出土文獻與〈詩經〉研究》認為 ,考古發現的「地下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互證互補的二重證據法已蔚然成風,開創了《詩經》註解訓詁的新局面。二重證據法的出現完全適應了資料**的變化和時代發展對學術研究的新要求,豐富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和可靠性。

⑸陸錫興《〈詩經〉異文研究》運用出土材料,辨析《詩經》的異文(文字差異),認為《詩經》異文包含了豐富的資訊,其研究意義是多方面的。

⑸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說: 「中國古典之學 ,如所謂經史子書,因為古今詞句語法的不同 ,和幾千年輾轉傳抄的錯誤, 有很多的地方,我們已經難懂, 惟有甲骨文,尚據以比勘。有所謂

`新證' 之學,如所謂古史新證、古籍新證、群經新證,諸子之新證等,都是根據甲骨金文等直接資料以印合古書的例證。」運用甲骨文研究《詩經》的著名學者和名著, 除王國維、郭沫若, 現代學者的《詩經》注釋, 聞一多《詩經通義》、陳子展《詩經直解》、高亨《詩經今註》等十多種注本,大多注意利用已考發布的甲骨文資料。成就最為突出,成果最為集中的著作, 當屬於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

三研究方法

出土文獻材料用於古代文學的研究物件,也影響著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目前,利用出土文獻研究古代文學的方法主要有文獻學方法、二重證據法。

文獻學方法主要對文字的鑑別、訓詁、注釋等。這種方法被普遍運用於古代文學研究。(拓展)比如:

古典文學基本資料的整理,如文學作品總集、別集的校點、箋注、輯佚、新編;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文學活動編年、作品系年、以及寫作本事、流派演變的記述與考證等;基本工具書的編纂,如古代文學家辭典、文學書錄、詩詞曲語詞辭典、戲曲**俗語辭典、文學典籍專書辭典、斷代文學語言辭典等。

「二重證據法」為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總論》中首次提出,他說:「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

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這,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王國維在此提及的「二重證據法」原為史學研究方**術語。

如: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一文就古文本研究的作用提出:

「本之《詩》、《書》, 明求其文之義例; 考之古音, 以通其義之假借; 參之彝器, 以驗其文字之變化, 由此而之彼, 即甲以推乙, 則於字之不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 ,以俟後之君子。」

王國維在《北伯鼎跋》文中說:

「北」蓋古之邶(bèi)國也 。古來說邶國者, 雖以為在殷之北 , 然皆於朝歌左右求之。今則殷之故虛得於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於清苑 ,則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於其北求之。

余謂邶即燕 ,鄘即魯也。邶之為燕,可以北伯器出土之地證之。邶既遠在殷北,鄘則亦不當求之殷境內。

余謂鄘與奄聲相近 ,奄地在魯。……然皆有目無詩, ……後人以衛詩獨多, 遂分隸之於邶鄘。(今人論證其為錯)

王國維的重要貢獻, 不在於他眾多的考釋是否每條考釋都準確無誤 ,他畢竟是綜合運用甲骨文、金文 、石鼓文、古代簡冊來考釋古史和古籍訓釋的先行者。

「上博簡」這批竹簡包括100餘種戰國典籍,絕大部分是歷史上未流傳的珍貴文獻,包括儒家、道家、兵家等各類文獻。

但我們也不能盲目相信出土文獻:比如,帛書老子出土後,有人撰文主張「用帛書本校勘今本,判別今本的正與誤;用帛書本研讀今本,審定舊注的是與非。」人所共知 , 帛書並非(老子)原本,它們也只是一種手抄本。

作為一種手抄本,它也難免有錯字、漏字和衍字的情況發生。加之,它在地下埋藏年深月久,脫壞嚴重。對於這些缺陷,有的論者卻視而不見,沉醉於 「 以帛書之是非為是非」的錯誤成見中。

四與《詩經》相關的出土文獻

與《詩經》相關的出土文獻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詩經》的寫本,二是引《詩》、論《詩》的材料。出

土的《詩經》寫本主要包括阜陽漢簡《詩經》、敦煌《詩經》卷子、吐魯番《毛詩》殘卷等,其中阜陽簡本《詩經》是今天可以見到的最早的古抄本,尤為人注意。出土文獻引《詩》、論《詩》的則更多,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郭店楚簡、上博竹簡(《孔子論詩》對詩經題旨的研究)、「平山三器」、魯詩鏡等,而尤以上博竹簡《孔子詩論 》最為集中 ,也最為重要。

阜陽漢簡:2023年春天,阜陽漢簡《詩經》出自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是西漢第二代汝陰侯夏侯灶隨葬的遺物 。

經過整理得到《詩經》殘簡約170餘片。這些詩句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詩經》版本。阜陽漢簡《 詩經》 殘存長短不一的簡片一百七十餘條。

與今本《毛詩》對照,知有《國風》《小雅》兩種 。《 國風》 有 《周南 》、《 召南》、《 4堆》 、 《 嘟》 、 《衡 . )

《 王 》 、 《 鄭》 、 《杳 》 、 《魏 》 、 《唐 》 、

《 秦》 、 《 陳》 、 《 曹》 、 《 幽 》 等殘片 ,

只有 《 檜風 》 未見 , 共有殘詩 ( 有的僅存篇

名 ) 六十五首 。 《 小雅》 則僅存 《 鹿鳴之什 》

中四首詩的殘句 。 釋文以 《毛詩》 次第為序 ,

不加標點 , 但附以今本相應的詩句 、 篇名或

字數 , 讀者對讀可以自明

五古文字與《詩經》研究舉例

異文:1978 年在湖北武漢地區發現一面東漢的銅鏡,它的背面, 沿順時針方向刻有一圈銘文 ,中間是畫像。畫像中間是東王公像、西王母像,四方是青龍、朱雀、玄武、白虎像 。

四周銘文是《詩經·衛風·碩人》詩,從「石( 碩) 人姬姬( 其頎) 」到「河水洋洋,北流」止。經考證 ,刻文是《魯詩》 ,所以這面鏡稱為「魯詩鏡」 。「魯詩鏡」 所錄《碩人》篇末章( 缺末尾五句半), 共22句半,出現異文27個、缺字6 個。

有些異文, 顯然是刻寫者寫錯的, 如「石人」和「 碩人」、「紈悽」和「柔荑」 、「會師」和「瓠犀」等等 。有的則是異文,如「說」和「稅」、「毋」和「無」。通過魯詩鏡不但可以了解《魯詩》和《毛詩》字句的同異 ,也可了解《詩經》在東漢流傳的一些情況。

點校:利用出土材料校讀文字、解說詩句,前輩時賢做過許多任務作。 晚清起,一批學者開始利用金石、甲骨新材料校讀《詩經》,取得了許多突破。

洪湛侯先生引述饒宗頤先生《讀阜陽漢簡詩經》大意,討論了阜陽漢簡《詩經》對於今本 《詩經 》文字學上的意義:

(1)「幫助了解《左傳》引詩的古本」

(2)「為《說文》古文提供佐證 」

(3)「解決 《詩經》異文的疑難」

(4)「關於增形假借和音讀」。同時,通過《阜詩》「兮」字作「呵」及「旖」,說明《阜詩》屬楚聲系統,這證明了阜詩確係楚地流傳的本子。 從語音角度判讀《阜詩》的流傳區域,確有道理。

當時經師傳經,多系口耳相授,分屬各地的經師都以本地方言傳經,而**則自然依音記錄,差別由此產生。這種差別雖然導致《詩經》異文的大量出現,卻為今人了解其流傳及性質歸屬提供了線索。

造成古代典籍文字問題頻出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 ,古人得書不易,多靠口述手寫,但在轉寫鋟

刻、遞相傳抄過程**現的問題極多,或無意訛誤,或有意篡改,魯魚亥豕,各種典籍錯誤百出。根據如此文本來釋讀文義 ,其結果可想而知;有時甚至一字之誤,題旨迥異。

其二,古代經師傳經嚴於師法、家法之防,「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這當是導致經籍解說以訛傳訛,歧義迭出乃至離本意漸行漸遠的又一原因。錫瑞論及師法、家法之弊時雲:

「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顓家 ;如乾既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孫,孫又生孫,雲礽曠遠,漸忘其祖。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 微言大義之乖,即自源遠末分始矣。」如此,則「浸失其本」,「微言大義之乖」,真相漸漸模糊,最後幾乎無法知曉其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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