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債適度規模與風險管理

2022-12-16 17:48:02 字數 5083 閱讀 3483

2006-05-18 22:21文章**:《wto經濟導刊》

文/單忠東孫文先

20世紀70年代,外債逐漸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振興的一項重要工具,國際借款達到了乙個鼎盛時期。發展中國家借入鉅額外國資本來發展本國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營造了一片經濟飛速發展的繁榮局面。巴西、南韓、東南亞各國就是大量借入外債用於發展本國經濟,創造了「巴西奇蹟」、「漢江奇蹟」、「東南亞奇蹟」,使得國民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美、日等發達國家。

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外債危機問題浮出水面,並且愈演愈烈,全球性的債務危機接踵而來,幾乎造成了世界範圍內的資本流動阻塞。20世紀80年代席捲全球的債務危機、2023年的墨西哥債務危機、2023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俄羅斯債務危機、2023年的阿根廷債務危機等等,沉重的債務給許多國家帶來了近乎災難般的後果。

對於中國來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外債規模與日俱增,外債風險已初露端倪,2023年「廣信事件」引發的對外視窗的債務危機已經向我們敲響了警鐘。2023年3月16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23年的中國外債資料。截止至2023年年末,中國外債餘額折合美元2285.

96億(不包括港、澳、臺地區對外負債,下同),比上年末增加349.62億美元,上公升18.06%。

其中短期外債餘額為1043.09億美元,佔外債餘額的45.63%,比2023年末增加272.

65億美元,提高5.8個百分點,高於國際公認的40%的警戒線,為多年來所未見。中國外債的適度規模是多少?

如何加強外債管理以防範風險?這已經成為中國目前面臨的重要問題。

外債增勢緣何如此迅猛?

我國外債尤其是短期外債為何增勢如此迅猛?

從整體上看,當前我國外債規模的不斷增長主要是受國內經濟及進出口**快速增長等因素影響的結果。由於我國gdp增長迅速,對外**順差,外匯收入大幅度上公升,使得外債規模相應增大。

另外乙個原因可能是目前各方最為敏感最為警惕的匯率投機問題。目前本外幣正利差仍然較大,國際市場上對人民幣普遍有公升值預期,所以中、外資企業出於規避本幣市場公升值風險、降低經營成本的考慮,最大程度的以外幣借款替代本幣借款。因此,外債增長較多,特別是短期外債增長較多,主要表現為**信貸項下的出口預收貨款和進口延期付款。

還有一部分套利「熱錢」流入國內,也是乙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隨著中國加入wto協議承諾的逐步兌現,我國將對外資銀行實行與中資銀行一樣的「國民待遇」,這也是2023年外債迅猛增長的原因之一。2023年5月,國家***、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發布《境內外資銀行外債管理辦法》,明確對境內外資銀行的外債實行總量控制,合理確定境內外資銀行外債總量以及中長期和短期外債結構調控目標。由於《辦法》的頒布是在5月,距6月正式實施存在乙個月的公示期,各外資銀行為給下半年業務預留更大空間,普遍採取6月份

突擊借入大量外債、做大短期外債餘額的做法,導致2023年上半年外債激增。

外債適度規模分析

衡量外債的適度規模,最經常用到的是償債率、負債率和債務率這三個償債能力指標。償債率是指當年的還本付息額與當年出口創匯收入額之比,它是分析、衡量外債規模和乙個國家償債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標。國際上一般認為,一般國家的償債率的警戒線為20%,發展中國家為25%,危險線為30%。

當償債率超過25%時,說明該國外債還本付息負擔過重,有可能發生債務危機。根據世界銀行的建議,中國的償債率應以15%為安全線。根據外匯局公布的資料,2023年末,我國償債率(還本付息額與外匯收入額之比)為3.

19%,遠遠低於國際20%的警戒線。這說明中國目前的債務負擔比較適當,外債償還能力較強。

債務率是外債餘額與當年**和非**外匯收入之比,它反映的是外債總規模與經常專案收入之比,反映該國對外舉債能力的大小,國際公認的警戒線為100%。我國的債務率從2023年的56%開始逐年快速下降,2023年末為34.9%,都低於國際警戒線,說明我國的外匯收入本身的償債能力相當強。

負債率是指外債餘額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它反映的是外債總規模與國家總體經濟能力之間的關係。2023年末我國的負債率為13.9%,低於25%的國際警戒線,這說明中國的外債規模在國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內,對國外資本的依賴性不大,能夠承受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影響。

由於上述三個償債能力指標都沒有超出國際警戒線,在這個分析體系下,則可以認為中國的外債規模是安全的。

但是,僅僅以這三個指標作為分析外債適度規模的標準,存在不少問題。首先,外債的利息負擔可能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債是否是優惠貸款。這就需要我們分析債務的平均利率和債務率作為債務優惠性的指標,並分析利率變化對於債務負擔的影響。

其次,產出和出口的增長幅度和外債流入對其的貢獻,每個國家都有所不同。這些指標對於每乙個具體的國家來說,其靈敏度尚需商榷。例如,泰國2023年的各項外債指標是安全的,但是2023年就發生了金融動盪,2023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泰國首當其衝。

馬來西亞也是如此,而印度則正好相反。由於未來經濟資料的不可**性和經濟變數之間的相關性,單純利用這些指標並不能夠評價一國的外債是否是「適度」的。

筆者曾利用fleming和stein(2001)中的關於外債規模的兩期模型和fleming和stein(2002)中的無限期模型,以中國1985-2023年20年的經濟資料作為樣本,對中國的適度外債規模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沒有國家違約風險的前提假設下,中國的外債規模遠未達到危險水平。無論是根據外債的三個償債能力指標,或者是根據數理模型的實證研究結果,我國目前的外債規模處於十分安全的範圍內。

外匯儲備與外債結構分析

除了研究上述三個償債能力指標,研究外匯儲備和外債的期限結構等也非常重要。

外匯儲備與外債餘額之比反映的是當一國償還外債的其他支付手段不足時,可動用國際儲備資產來償還外債的能力。當這一比率大於100%時,則表明償債能力較強。一國儲備過少,則容易發生債務危機。

按照國際慣例,一國外匯儲備不應低於該國1至3個月進口的外匯支付額。對

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匯儲備應高於年進口額的1/4。這是為了滿足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和償還外債本息的需要,也是為了避免發生外債風險所必須採取的措施之一。

中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很快,2023年以後更為迅速。到2023年末,中國的外匯儲備餘額已達到6099.32億美元,遠遠超過2286億美元的外債餘額。

外匯儲備與外債餘額的比率也一直呈上公升趨勢,2023年年末,該比率已高達267%。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增強了中國償還債務的能力,減輕了發生外債風險的可能性,提高了抗外債突發風險的力量。

外債結構是指某個時期外債總量的各個因素的構成比例,主要包括外債期限結構、外債型別結構、外債幣種結構和外債利率結構等方面。外債結構直接關係到外債利息的高低、匯率風險的大小和償債期限的長短組合,以及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問題。只有建立合理的外債結構,才能降低借債成本,控制和規避利率風險與匯率風險,延緩償債高峰期,以減輕財政負擔,提高用債效益。

外債期限結構分析可以歸結為短債率(短期外債餘額與外債總額之比)的分析。中國在2023年以前,長期債務佔絕對支配地位。2023年,長期債務所佔比重已達到了91%,而短期外債所佔比重越來越低,到2023年僅為9.

0%,遠遠低於20%的國際安全線。長短期外債結構逐漸優化,有利於中國長期經濟建設資金的穩定需要,有利於中國在時間上根據國情對還債資金進行調劑,降低債務風險。但是2023年以後,中國的短期外債急劇增長,短期外債佔外債總額的比例也飛速增長,至2023年年末,短期外債佔到中國全部外債的45.

63%,已高於國際公認的40%的警戒線。如何合理安排債務的期限結構,成為中國目前面臨的乙個重要問題。長短期外債比例的均衡配置,才是理想的外債期限結構。

儘管短期外債比例較高,但如果考慮到我國超過6000億的外匯儲備,中國的支付能力完全可以滿足總量外債和短期外債的支付需求。短期外債與外匯儲備的比約為17.1%,也低於國際貨幣**組織的警戒標準。

外債的型別結構是指一國對外負債總額中各種不同型別外債的構成比例。從債務型別看,外債有外國**貸款、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和其他形式的借款四大類。前兩項屬於官方優惠貸款,具有開發援助和**性質,貸款期限長,利率低,有的甚至是無息貸款,但貸款條件較為嚴格。

商業貸款的程式相對寬鬆,但期限短,利率高,且多為浮動利率,易受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一般認為,國際商業銀行貸款佔外債總額的比重以低於60%為宜。

中國外債中商業貸款的比重一直較大,而官方優惠利率貸款比例偏小,近幾年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1/3左右。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中國**積極籌措官方優惠貸款,嚴格控制商業貸款的增長,商業貸款的比重逐年下降,同期官方貸款基本呈現穩中有公升的趨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中國的還本付息壓力,但融資成本較高的國際商業貸款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尤其是2023年以來,國際商業銀行貸款的比例大幅上公升,官方貸款比例卻有小幅下降。

中國的貸款成本問題仍應引起注意。

外債風險管理之對策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國目前外債風險各項指標均控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也均低於國際上公認的安全警戒線,外債規模在國家的承受能力之內,外債結構較為合理,近期發生債務風險和危機的可能性很小,對外舉債還有較大的活動空間。總的來說,中國利用外債發展國民經濟是比較成功的。

但我國外債增長速度過快,國際商業貸款比重偏大,外債風險管理中存在著潛在危險。尤其是短期外債的飛速增長,讓我們聯想到2023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無論是泰國、馬來西亞還是南韓,都有乙個短期資本大量流入的階段,這些短期資本對經濟衝擊一段時間之後又迅速流出。中國的外債總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外債風險管理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尤其是加入wto以後,我國**承諾在五年內逐步取消對外資銀行的限制,開放金融市場。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的外債風險會變得更加突出。

據有關資料分析,入世後,可利用的間接外資的數額將呈上公升的態勢。一是大量成本非常低的國際短期資本(3—5年)將向中國國內聚集。除了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外,通過信貸市場進入也是主要方式之一。

二是大量跨國銀行直接登陸中國,可以直接借用外幣,其數量也會逐步增大。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

與此同時,對外債的管理也要主動地適應加入wto後轉變職能的要求,從過去微觀管理型向巨集觀管理型轉變,從直接管理向間接調控轉變。今後對外債管理的重點應放在合理引導間接利用外資的投向,提高外資的使用效率,加強對外債的監控,採取有力措施,確保不發生外債償還危機。而對於巨集觀管理,首先應該把握好外債的總量問題。

從償債能力角度看,可以利用國際公認的經驗性警戒線,結合最新的數量研究方法得到的結果,作為衡量外債總量是否適度的基準。同時,還要考慮外債的結構,並綜合考慮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國內資金、物資、技術及人員的配套能力,國際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衝擊等等,**建立我國特點的外債預警指標體系和外債監測機制,合理確定我國利用外債的規模,並加強對外債借入量的監控。通過總量控制,把外債借入量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力求使外債的借入達到成本最低、規模適度的目標,外債的使用達到風險最小、效益最佳的目標,外債的償還達到按期如約償還,保持償債信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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