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守文 2013-07-07 16:50:00 **：首都法學網
（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871）
內容提要：在經濟結構與經濟法的「雙重調整」過程中，經濟結構的調整有賴於經濟法的有效調整，但「重政策而輕法律」的現實問題卻非常突出，為此，需要對經濟法的規範結構和立法結構進行「雙重調整」，以更好地解決相關的重要經濟法問題，提高經濟結構調整的法治化水平。
關鍵詞：雙重調整經濟法經濟結構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增長與經濟結構調整密切關聯，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質與量。片面強調經濟增長，必然導致弊端叢生，無法逾越「增長的極限」，使經濟發展難以為繼[1]。為此，在關注經濟增長的同時，尚需適度改變國民經濟系統的構造，使經濟結構更加優化。
由於經濟系統的結構決定其功能，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國需要不斷解決的基本問題[2]，具有長期性和永續性，而並非臨時性的應急措施，因而無論是否發生金融危機，無論是否倡行「低碳」經濟，經濟結構都要適時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離不開有效的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其中，對於經濟政策及其政策工具等經濟手段，學界已有諸多**，而對於相關的法律制度及其調整手段，則研究明顯不足[3]。事實上，經濟結構調整直接影響相關主體的權利和利益，故法律手段亦不可或缺；對於各類主體所從事的經濟行為，尤其需要經濟法加以規範。
縱觀經濟現實，不難發現，在諸多行業和領域，要實現經濟的有效發展，既需要在經濟層面不斷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也需要在法律層面加強經濟法的調整，從而形成了「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法調整共存」、「政策性調整與法律性調整同在」的格局，由此便提出了值得關注的「雙重調整」問題[4]。
上述的「雙重調整」，與經濟、社會、政治、法律領域的諸多複雜問題直接相關，是乙個跨越巨集觀、中觀與微觀各個層面，涉及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發展政治學和發展法學方面的問題[5]，貫穿於一國經濟發展的始終，直接決定一國的經濟能否穩定增長和健康發展。但由於諸多方面的原因，對於「雙重調整」問題的系統、綜合**尚亟待深入，尤其需要從經濟法的視角展開思考和**。
本文認為，經濟結構調整有賴於經濟法的有效調整，必須處理好政策性調整與法律性調整的關係，解決在「雙重調整」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重政策而輕法律」的問題；為此，需要加強經濟法的規範結構和立法結構的調整，解決「雙重調整」方面的重要經濟法問題，從而提高經濟結構調整的法治化水平。
依循上述思路，本文試圖說明：提高經濟結構調整的法治化水平，是經濟法學乃至整個法學領域的新的重要命題。國家層面的經濟結構調整行為作為一種巨集觀調控行為，涉及調控主體和調控受體的諸多權責問題；只有引入和強調經濟法的調整，才能確保經濟結構調整行為的規範性，才能更好地保護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保障社會公益和基本人權，實現經濟法的調整目標。
二、 經濟結構調整有賴於經濟法的有效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法調整，分屬於不同的型別和層面。從總體上說，經濟結構的調整有賴於經濟法的有效調整，並且，後者對於確保前者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價值。透過調整經濟結構過程中所採取的諸多措施，可以更加清晰地發現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
一般說來，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分配結構、地區結構等，這些多層次、多類別的結構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聯，涉及社會、政治、法律等諸多領域，直接影響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自2023年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力**決各類結構失衡或發展不協調的問題。例如，我國在產業結構方面，提出了「十大產業」的調整和振興規劃[6]；在消費結構方面，強調要提高國民的消費能力，不斷擴大內需，並實施了「家電下鄉」等諸多措施[7]；在分配結構方面，基於國家、企業和個人在分配比例上的失衡問題，以及在個人分配領域的分配不公問題，也採取了調整財稅政策等多種措施[8]；在區域結構方面，為了解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等問題，也發布了一些促進區域發展的規定[9]，等等。
上述調整經濟結構的諸多措施，已大量體現為政策和法律措施的並用，直接對應於法律上的權義結構和權益結構。因此，對於經濟結構調整不能僅從經濟角度理解，還需要從法律層面認識。要確保經濟結構的調整能夠遵循法定的實體和程式規則，以實現對相關主體合法權益的保護，就離不開經濟法的有效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之所以有賴於經濟法的有效調整，是因為經濟法調整對經濟結構調整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或反作用，能夠為經濟結構的調整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有助於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目標的實現。從現實情況看，經濟結構調整具有突出的政策性，而經濟法調整則具有突出的法律性。由於經濟結構調整涉及各類主體的權利、利益，需要解決好政策與法律的關係，因此，經濟結構調整離不開經濟法的全面規制和有效調整。
經濟法的有效「調整」，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經濟法要對相關的經濟關係作出調整；另一方面，經濟法制度也需要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相應地作出改變，並為經濟結構調整提供法律前提和制度基礎，這也是各國加強經濟結構調整立法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還要強調經濟法調整的「有效性」。
由於調整經濟結構的目的是提高經濟執行的效率和效益，因而經濟法的調整也必須符合「績效原則」，即通過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確保結構調整目標的實現，從而促進經濟的良性執行和協調發展[10]。
此外，經濟法的有效調整，還具有突出的「規制性」，即具有把積極的鼓勵促進與消極的限制禁止相結合的屬性。這與經濟結構調整所體現出的政策性是內在一致的。例如，產業結構的調整，就涉及調整手段的強制性與任意性、約束性與引導性，等等。
全面把握經濟法調整所具有的規制性，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和解決經濟結構調整的法治化問題。
三、「雙重調整」顯現的突出問題
雖然經濟結構的調整有賴於經濟法的調整，但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在經濟結構與經濟法的「雙重調整」過程中，卻存在著非常突出的「重政策而輕法律」的問題，即調整經濟結構的各類經濟政策，如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外貿政策等受到高度重視，而與之相應的立法和執法則較為滯後，導致經濟結構調整的法治化水平相對較低。如前所述，經濟結構的調整本屬經濟問題，但因其涉及相關主體的產權變動和利益調整，因而必須依法明確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尤其應當對**的巨集觀調控權作出法律限定。但目前許多領域的立法卻或尚付闕如，或級次較低，導致政策的主導作用更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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