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周易》成書年代及作者
葉福翔 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為主要方法，結合史料考證，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周易》思想、作者及成書年代作了綜合考察，提出《易經》是西周卜筮**們匯集的卜筮記錄，經殷商草創、西周漸成、孔子編定；《易傳》是對《易經》的義理發揮：《象》是純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繫辭》和《說卦》是儒、道和陰陽思想綜合作。
《易傳》各篇作者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繫辭》，丁寬作《說卦》，楊何作《文言》，田王孫作《序卦》和《雜卦》。
《周易》思想的性質判定問題，是易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學討論中，馮友蘭先生的「《易傳》的哲學思想」①和「《易經》的哲學思想」②兩文對該問題作過總體**， 80年代初張岱年先生「論易大傳的著作年代與哲學思想」③和餘敦康先生「從《易經》到《易傳》」④等文又作了總體研究，在朱謙之、金景芳、張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學專著中也可看到對該問題的獨到見解。同時， 《周易》成書年代及相應作者問題，也是易學史上爭辯已久但仍無公認定論的重大問題，相傳「伏羲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傳」，而後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歐陽修《易童子問》揭證「繫辭」、「文言」諸篇非孔子所作以來，歷代考證不斷，近現代康有為、梁啟超、顧頡剛、餘永梁、郭沫若、聞一多、李鏡池、高亨等從史料、訓詁等角度深刻研究過該問題，70年代香港蒙傳銘的「周易成書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灣王開府的「周易經傳著作問題初探」⑥等也頗有創見。 顯然：
任何思想必定與特定的作者相聯絡，特定作者又必然與一定的時代相對應，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書年代問題是相互關聯的同一系列問題，本文試圖以思想分析為基本方法, 結合史料考證, 即通過將《周易》思想與諸經、諸子思想相比較，兼取《尚書》，《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中的史料和考古發現為證，在前人時賢研究成果基礎上對《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書年代再作一次綜合論證。
一. 《易經》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經》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觀《易經》（卦象及卦爻辭），不能否認其為卜筮之象和占斷之辭，其占斷的範圍涉及當時社會生活各個側面，表現出一些樸素的思想，包括何種情形為「吉」,何種為「兇」，何時「有利」，何時「不利」，等等，其中貫串全經有一種對「君子」、「大人」 和「小人」無向性的總體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見大人。」（《幹》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大壯》）
「小人無咎，君子吝。」「君子無咎。」（《觀》）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
< 這決不是站在帝王立場能說出的話，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場強調「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與此不同，試看《尚書》中記載的周公思想：
「嗚呼！小子封，恫乃身，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民。」（《尚書·康誥》）
「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徽柔懿恭，懷保萬民，惠鮮鰥寡。……用鹹和萬民。
……則皇自敬德……」（《尚書·無逸》）顯然與《易經》總體思想有異，綜合《尚書》中記載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從未提過《易》且繼承了殷人龜卜傳統「乃卜三龜，一習吉。」（《尚書·金滕》）可以認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經》。同樣，《易經》中「開國承家」類思想也不會出自底層平民。
這樣，《易經》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層人士所作，孔子和後來通稱的士階層就是這類中層人士的代表。
但《論語》中記載的孔子思想卻有抬舉君子、貶抑小人的向：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論語·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論語·季氏》）
樊遲請學稼，……請學為圃，……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論語·子路》）
這些思想及其語言風格也都不同於《易經》，故《易經》也不會出自孔子。
2. 商代無《易》
卦爻辭是否會成於周公之前呢？由於《尚書·商書》中找不到《易》的記錄，箕子傳授武王「洪範九疇」（見《尚書·洪範》）時也隻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則作為紂王親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將包括五行說在內的「洪範**」傳給武王，有《易》的話也無必要保留。
），加上甲骨文中無「卦」、「筮」、「蓍」、「或」、「國」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經》不是出自商代。考慮到周人文化應低於殷人文化的歷史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風很盛，考古發現的甲骨卜辭和數字卦顯示著殷商文明與《易經》有或多或少聯絡── 從現今已有發現看：商代的數字卦多為六位一組⑧，與《易經》卦象六爻同構，故易卦源於筮數之說是合理的⑨； 同時，因龜殼裂紋確似卦象, 故卦象出自龜卜之說⑩也是合理的(關於這一點, 如果經濟條件和養龜繁殖允許, 甚至可以用正交試驗設計法進行實驗驗證)。卜象和筮數應是產生卦象的兩大實踐源泉。
卜辭與卦、爻辭之間存在一些類似, 如：
卜辭卦、爻辭
利；不利利；無不利；無攸利
吉；大吉；弘吉吉；大吉；貞吉
若；弗若若；如；不如
貞我旅吉旅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由此推知：儘管商代無《易經》，但盛行於殷商的以龜卜成象、筮數成卦的卜筮實踐確實奠定了卦象的基礎，卜辭已經開始為卦爻辭作資料積累，是卦爻辭的初始形態。
漢代鄭玄之後，歷代都有人引《周禮·春官宗伯·大卜》證明有夏易《連山》、商易《歸藏》，這實在是誤會，請看《周禮·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夢，三曰鹹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明明是說連山、歸藏、周易為三種方法，怎麼就會因後來有《周易》之書名而推出有三種《易經》呢？
既使有三種《易經》，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種《易》，決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國《尚書序》稱「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中國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較為成熟，夏代陶符似還不足以記《典》，何來《三墳》《五典》？純屬托古崇古之為。
至此，說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經》。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從《周禮·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設有大卜、龜人、佔人、筮人等卜筮官職，其官種之繁、人數之多在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這些卜筮**的工作任務應該就是將卜筮結果及應驗情況記錄下來，其最後成果自然應該就是《易經》，現存《易經》卦爻辭中有些占斷顯然不是一次卜筮記錄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後得主, 利; 西南得朋, 東北喪朋; 安貞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無咎。」
「 ·初六：繫於金怩，貞吉；有攸往，見兇； 孚嘀躅。」
「巽·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厲；畜臣妾，吉。」
如《易經》系一人所作，顯然無必要在同一斷語中重複多個「亨」、「吉」之類的詞，故看來《易經》非一人一時所作。顧頡剛先生曾從卦爻辭中的故事推斷《易經》著作年代當在西周初葉11，這僅是從歷史可能性考慮，如再結合知識積累的邏輯考慮，由卜筮記錄積累成《易經》規模需要相當長時間，故《易經》的形成年代極可能綿延於西周三百多年間，作者應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編《易》
另一方面，由於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經》應用史實是西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這說明在孔子(551-479 之前的西元前672 年《易經》就已經成書或初具規模。這從歷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與前述從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補充。
然而，《易經》的語言風格與《詩經》、《春秋》確有相似之處12，不比《尚書》古奧，如：
《易經詩經》
或躍在淵（《幹》） 魚潛在淵，……或潛於淵（《小雅·鶴嗚》）
王用出征（《離》） 王於出征（《小雅·六月》）
受茲介福（《晉》） 報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繫於苞桑（《否》） 集於苞桑（《唐風·鴇羽》）
君子於行（《明夷》） 君子於役（《王風·君子於役》）
《易經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齊人救邢（《閔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濟》） 晉侯伐衛（《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濟》） 楚人伐吳（《定公·二年》）
利牝馬之貞（《坤》） 考仲子之宮（《隱公·五年》）
公用亨於天子（《大有》）公會鄭伯於垂（《桓公·元年》）
這從乙個側面表明《易經》與《詩經》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會相差太遠，有可能是孔子統一編定。
於是，從歷史與邏輯相結合考慮，符合史實的《易經》成書經過的邏輯推斷是：
《易經》是西周時期將卜筮卦象與有應驗的卜辭結合起來的卜筮記錄，作者為西周多位卜筮**。西周末年，社會動盪，王權衰而諸侯興，於是一些卜筮**攜《易》投奔諸侯。春秋時期，魯國文化發達，必有《易經》傳入，《易》在傳抄過程中難免新增減漏，這應是後來形成多種《易經》抄本的根源。
孔子早年可能傾力於《詩》、《書》、《禮》、《樂》而未注意《易經》（這從《論語》中多次提及《詩》、《書》、《禮》《樂》的內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驚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於是「讀《易》韋編三絕」（《史記·孔子世家》）而編定《易經》（包括卦序和卦爻辭），傳與門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經》之基礎──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孔子作書編冊之艱辛可以想見，竹簡之錯漏脫落當屬常事，故編《易》時可能發現個別中斷或不連貫處，於是孔子自行補入──這應是有些爻辭與前後爻辭關係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講「龍」，唯有「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講君子等。《易經》也只有通過孔子經手並以其所創之師授徒式教育體制代代相傳，才得以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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