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高校的使命是什麼現在很多高校包括頂尖的高校都是如此，把智庫建設放到了學科建設之上，把獲得領導批示作為研究的主要目標。這樣的導向，就背離了大學的根本使命。
目前中國的高校正在興起建智庫的熱潮，很多高校都在強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要具有問題導向。在此背景下，如何對高校進行學術評價是乙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談及這個話題，還是要弄清楚高校是幹什麼的。
如果這個問題搞不清楚，如何進行學術評價更說不清楚。
高校是幹什麼的呢?一般來說，國內公認高校有三個使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
這實際上是對國際上有關大學使命的三種主要理念的同時採納。 第一種理念是19世紀英國教育家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學的理念》一書中所強調的教育功能。紐曼從詞源學的角度認為，「大學(university)是傳授普遍(universal)知識的地方」。
他主張大學應平等、完整地傳授各種知識，大學的目的有兩方面：首先，大學教育是理智的，而非道德的，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理智訓練，發展人的理性;其次，大學教育重在傳播和推廣知識而非增擴知識。 第二種理念是有「現代大學之父」之稱的德國教育家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建立柏林大學時所提出的大學作為研究中心的功能。
洪堡倡導的現代大學理念是對歐洲中世紀傳統大學的超越與昇華——傳統大學是以儲存知識、解釋知識為主，而現代大學是以發現知識、傳播知識為主。洪堡確立的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教育與研究相統一的原則至今仍被奉為世界上著名高校的圭臬。他特別指出，國家決不應期望大學同**的眼前利益直接聯絡起來，而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其真正的使命，在學術上不斷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其成效遠非**急功近利所能及。
第三種理念是當代美國教育家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在《大學的功用》中所提出的大學作為社會的「服務站」的功能。在克爾看來，大學的理念經歷了乙個從「鄉村」到「城鎮」再到「城市」的過程。所謂「鄉村」即紐曼式的大學觀;所謂「城鎮」即德國式的大學觀。
在20世紀中葉這些都已經過時了，代表著未來高等教育方向的是「多元巨型大學」(multiversity)，這不僅意味著大學規模如何，而更根本的是大學功能的變革——現代大學已經不可能儼然固守在象牙塔之中，也不可能默然存活於實驗室之內，而必須開放式地面對社會，面對各種各樣的權利與責任。這場變革的動力是「知識產業」的大發展，因而克爾主張學術要與市場結合，大學要為社會服務。 就中國而言，我們對於上述三種理念是兼收幷蓄的，但第三種理念變得越來越強勢，在實際過程中也越來越主導著大學發展的方向。
不少大學變得越來越浮躁，越來越坐不住冷板凳，越來越被金錢和利益所**。而從國際上看，儘管大學「服務社會」的理念也被接受，但通常被視為大學的「第三職能」。總的來說，倒是美國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專家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所著的《現代大學：
美英德大學研究》提出的理念，在國際上具有更深遠的影響。該書的核心觀點是認為「大學本質上是乙個做學問的場所，致力於儲存知識，增進系統化的知識，培養遠高於中等教育水平之上的學生。」弗萊克斯納反對把大學辦成「公共的服務機構」，他寫道：
「如果大學真的意味著哥倫比亞大學所宣布的『公共服務機構』，那麼大學已經變成一種不同的失誤，一種雖然不乏功用，但卻肯定不是大學的事物。」弗萊克斯納特別強調了大學的研究工作應具有寂寞性和非功利性，大學理念的精髓是學術自由。 應當說，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都是大學不可或缺的職責，但其最核心的使命是什麼呢?
在國際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更加強調高校對知識的發現、傳播和儲存功能，這是高校的命根子。這實際上強調的是研究和創新，有了這個，才可以進行人才培養或者說教育，否則不發現、不儲存知識，拿什麼來教育呢?在此基礎上，才能談服務社會。
就目前我國高校的智庫熱而言，智庫建設是高校服務社會的乙個方面，但不是高校的主要任務，不能本末倒置。如果說高校主要任務是建智庫那就麻煩了。我不反對高校建智庫，但是我反對一哄而上、通過行政手段干預、不管有沒有條件都拼命建智庫的做法。
現在很多高校包括頂尖的高校都是如此，把智庫建設放到了學科建設之上，把獲得領導批示作為研究的主要目標。這樣的導向，就背離了大學的根本使命。
學科導向還是問題導向
我們要做的第乙個反思是，學校應該是學科導向，還是問題導向。學科導向，也可以說是一種學院派的、學理性的或者科學性導向，與問題導向相對。為什麼這樣區分呢?
我們現在比較喜歡把研究分為理論研究和現實研究，這個分法不太科學。因為純學術的研究也不見得不關注現實，比如說羅爾斯，正是因為他關心現實問題，終結了二戰以後美國政治學主張的「價值祛除」、做所謂「純科學」研究的行為主義取向，才寫出了《正義論》。你說這是理論研究還是現實研究?
實際上，研究可以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對策研究三類。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屬於基礎研究，愛迪生發明電那就是應用研究，像上海如何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就是對策研究。而對策研究是面對乙個具體問題，我們怎麼把它給破解掉。
對於智庫來說，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不是其主攻方向，智庫主要是做對策研究，它是問題導向的，要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者說開出「藥方」。 而對於高校來講，很多教授是不做對策研究的。很多年前，我在乙個國際會議上做演講，在講了學術觀點之後，又提出了如何解決問題的思路，當時乙個美國教授說，不需要研究對策，那是**的事情。
這對我觸動很大，因為中國的教授比較喜歡搞對策，而西方的高校並不那麼看重對策研究。這樣說，不是說對策研究不重要，而是說誰做對策研究更恰當。如果說讓美國的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之類的機構去做對策研究，美國教授絕不會說不對。
但高校的主要使命不是進行對策研究。當然這不是說，西方的高校都不能搞對策研究。像哈佛大學，也有一些智庫或半智庫性質的機構，如費正清研究中心、甘迺迪政治學院等。
但大學還是把基礎研究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和純粹的智庫是不同的。像哈佛大學，對於中國人來說，最大名鼎鼎的是其商學院、甘迺迪政治學院之類，中國人對此很熱衷。但我在哈佛訪問的時候，美國人告訴我，商學院在哈佛不是那麼重要，校園也在主校區之外，相比之下其經濟學系更被看重。
同樣，其**學系也比甘迺迪政治學院更具核心地位。哈佛大學最核心的機構是其文理學院(fas)，包括文史哲、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基礎學科都在其中，學術大師雲集，這才是哈佛之所以成為哈佛的立校之本，而文理學院基本是不做對策研究的。 大學更多是做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對策研究只佔其研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智庫則以對策研究為主。
所以一定要把不同研究機構的功能搞清楚，就是高校做什麼，智庫做什麼。中國還有黨校，倒是可以著重做對策研究。我在現在任職的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就提出黨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重點不應該是搞基礎研究，如果搞純基礎研究，整體來說你很難超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著名高校。
那麼黨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重點做什麼呢?我認為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為黨和**提供決策參考，這才是我們應當重點做的。我們還有社科院，按說它應該是做基礎研究的，但現在在中國被定位為是智庫導向的。
如何定位可以研究，即使主要作為智庫也可以看作是中國特色，因為社科院畢竟不是大學，可以有所不同。總之，我們要把不同的研究機構做乙個功能上的區分，不能所有的機構都一樣。
問題導向：真問題還是偽問題
第二個反思，如果說高校也可以做一些問題導向的研究，那麼還要搞清楚，你所研究的問題是乙個真問題還是偽問題。現在我們做的不少所謂「問題導向」的研究實際面對的是本來不成為問題的問題。然而，一些偽問題經過一糊弄、一包裝，好像真就成了問題，吸引了很多人去討論、爭鳴，並獲得了大量的資助。
現在有人討論法治和人治的關係，說不能過度宣揚法治而貶低人治，法治也需要人來執行，必須把法治和人治有機統一起來。這就是乙個偽問題。法治體系下重視人不等於是人治，就像我們說市場經濟當中有**調控，但不能說市場經濟要和計畫經濟有機統一，這兩者是無法有機統一起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提倡民主和法治，特別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書記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也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如果要做對策研究，應當是如何落實依法治國，而不是去論證什麼法治要和人治相結合。這就是偽問題，即使從現實層面看，中國歷來缺少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再去為人治搖旗吶喊不是雪上加霜嗎?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的基礎研究太薄弱，以至於面對具體的問題時往往把握不住，魚目混珠，偷梁換柱。本來已經很明確的問題，包括民主是好是壞，都爭論不休。還有像「民主制度最有利於腐敗治理」，本來這是乙個常識性問題，但在我國理論上就十分混亂，所謂的民主導致腐敗論、民主不利於反腐論等各種聲音不絕於耳。
這些作者開出的「藥方」，就是中國不能搞民主，如果實行民主會更腐敗。這恰恰說明，我們需要更多科學、紮實的對民主和腐敗治理之間關係的基礎研究，作為問題導向的研究的支撐。就像你給病人開藥方，如果不知道病理學、藥理學等基本原理，怎麼去看病?
那不就成了江湖郎中了嗎?如果基礎研究紮實了，基本問題搞清楚了，國民的理論素養提高了，上述形形色色的偽問題就不會有市場，就會為人所不齒，更不會有誰願意資助這些偽問題的研究。 智庫的特點和生命就在於其獨立性，如果沒有獨立性，那就至多是扮演中國古代門客、師爺的作用。
我國歷來不缺這類角色，缺的是獨立的、研究真問題的智庫。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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