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意義論

2022-10-18 09:54:22 字數 5408 閱讀 7335

在前兩章中,我們討論了語境和語言的功能在建立正確的翻譯理解中的重要作用。但這還不是翻譯理解的全部目的,翻譯理解的目標之一是對原意的盡可能準確的把握,語境和功能只是到達這一目標的必經之路。也就是說,只有正確地判定了原文的語境和功能,才具備了正確把握原意的條件;意義是在語境和功能的基礎上實現語義定位的。

在人類文化史上,自從人們開始關注翻譯這一活動起,人們就開始關注意義與翻譯的關係了。在中國最早的譯**獻中,我們就可以看到意義與翻譯的關係的論述。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支謙在他的《法句經序》中就說,

天竺言語,與漢異音。……名物不同,傳實不易。……「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用嚴。

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支謙,1984:

22)同樣,在西方最古老的譯**獻中,意義與翻譯的關係也是西方翻譯家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詩人霍拉斯(horace)就曾說過,

忠實的譯者啊,別費神去做詞語對詞語的翻譯,要做意義對意義的翻譯。(horace, 1992: 15;筆者譯)

可見,古人早就開始關注意義與翻譯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在絕大多數語言交際活動中,翻譯歸根到底還是意義的轉換。一般而論,翻譯當然首先要準確地體現原意。然而,究竟什麼是「原意」,「原意」所指的範圍究竟有多大,卻是在中國大多數翻譯教科書裡至今沒有說清的問題。

西方語言學對於意義的研究可以說是源遠流長,繼索緒爾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二元論之後,又出現了許多不同的意義分類體系。西方翻譯界自60年代起開始引進語言學有關意義研究的成果,其代表人物是奈達。)

為了使本書的語義類理論保持理論上的延續性和內在的一致性,本書在涉及語義方面的論題時,基本上還是以利奇的《語義學》為理論支點。在這部著作中,利奇對意義也作了深刻的闡述和分析,提出了意義三類七分說。筆者經過比較各家之言,覺得這一意義體系比較科學、合理,特別是比較適合於在翻譯實踐、翻譯研究和翻譯教學中應用。

利奇在該書中,把話語的意義分為三類七種:第一大類是概念意義;第二大類是聯想意義,其中包括五個次範疇的意義,即含蓄意義,文體意義,情感意義、反映意義,搭配意義;第三大類是主位意義:

概念意義

含蓄意義

文體意義

聯想意義情感意義

折射意義

搭配意義

主位意義

這一體系為我們正確而全面地認識話語的各種意義、在翻譯中端正對「原意」的認識提供了寶貴的理論依據。本章將概括地介紹一下語義的這三類七分說及其一般的翻譯要領。

概念意義 (conceptual meaning) 指的是詞語本身所表示的概念,也稱「外延意義」或「詞典意義」,也就是詞語的本義,是實現話語的資訊功能和指示功能最主要的工具;從另乙個角度上講,一旦判定原文話語的功能是資訊功能或指示功能,那麼原意也就基本上可以確定在概念意義的範疇了。當然,其他幾種功能也常常用概念意義來體現。概念意義不包括詞語的各種比喻義或引申義,英語中同一詞語在不同的語境往往具有不同的概念意義,因此在翻譯中,譯者應仔細分析原文用詞所處的語言環境和功能,準確地把握詞語在不同語言環境中特定的概念意義,並在目標語言中選取概念相當的詞語來譯之。

不仔細作語境分析,望文生義,又懶得查詞典,往往會誤取原文的概念意義。例如,

1. there are cattle in the fields,but we sit down to beef. chickens become poultry.(張漢熙,1980:

29)原譯:在地里放養的叫牲口,坐下來吃的叫牛肉。雞變成家禽。」(吉林大學外文系,1986:19)

原文所處的語境是說:在英國,動物和作為食物的動物肉往往由不同的詞來表達。但就上述譯文的語境而言,「牲口」與「家禽」顯係錯譯:

「牲口」之於「牛肉」,「雞」之於家禽,言下之義,凡是「牲口」的肉的就是「牛肉」;而「雞」嘛,只有上了餐桌,才成了家禽。這個邏輯很荒誕。譯者顯然誤取了原文的概念意義。

在英語中,cattle是個多義詞,除了具有「牲口」之意外,還有另一概念意義「牛」。根據原文的語境,譯文應取「牛」才對:牛→牛肉,順理成章。

poultry的翻譯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雖然這個詞在《新英漢詞典》中只有「家禽」一義,但在這段討論英語裡動物與動物肉具有不同名稱的上下文中,這樣譯顯然不符合邏輯。應改譯成「雞肉」。

據《朗文當代英語詞典》,poultry確可作hens...considered as meat(雞肉)解。

眾所周知,英語一詞多義的現象十分普遍,翻譯時一定要充分借助語境的歧義排除功能,克服現代漢語一詞一義佔主導地位的語言認知習慣的干擾,充分考慮語境與詞義的語義關聯,盡可能地將由於無視語境關聯而導致的語義虧損降到最低限度。概念意義是語言交際的核心因素,是資訊賴以傳遞的基礎,在翻譯中如果處理不當,便會張冠李戴,指鹿為馬。

概念意義的誤譯最常見的就是像上例說的這種由一詞多義而造成的,這樣的誤譯往往是無意造成的。但還有一種為達到譯者所要追求的某種目的或效果而有意誤取概念意義的現象,也很值得我們重視。例如,2023年7月19日前後,國內各大報紙均報道了英國國防部伊拉克**專家戴維·凱利自殺的訊息,報道這一訊息的**均用「面如死灰」來形容英國首相布萊爾在獲悉這一訊息時的反應。

由於這些**均稱這是外電的報道,筆者就覺得有點可疑:英語中有「面如死灰」這樣的比喻嗎?乙個見慣了大風大浪的國家首相、乙個素以冷靜聞名的英國紳士,碰到點意外就「面如死灰」,是不是太有點失大家風範?

於是查原文:法新社東京電的標題是:blair 「very distressed」 over apparent death of weapons expert。

原文的關鍵詞very distressed,與國內報道一樣,也是加引號的,該短語的意思其實也就是「非常懊惱」、「非常懊喪」、「非常苦惱」。為了慎重起見,筆者又查了另外幾家外國通訊社的報道,各大**均用這兩個詞作為布萊爾獲悉凱利死訊後反應的關鍵詞,未見有其他類似的表達方式。顯然,我們的新聞編輯在這裡是為了使新聞標題或內容更具「衝擊力」和「**性」而對這個詞進行了「新聞加工」。

筆者曾經在一家大報的總編室工作過,編過國際新聞、編過頭版,親眼目睹過這樣的新聞加工每天都在進行。筆者認為,新聞工作中適當的新聞加工是必要的,但實事求是的度還是要嚴格遵守的。這正是新聞工作和新聞翻譯的最基本的準則。

片面追求新聞用詞的衝擊力和**性而不惜誤導讀者是不嚴肅也不可取的。

類似於這種新聞加工的翻譯方法在文學翻譯中就表現為文學加工。當年錢鍾書先生在論林紓的翻譯時就曾注意到,林紓的翻譯有很多「訛」的地方,很多這樣的「訛」恰恰是「林紓本人的明知故犯」,但有趣的是,「也恰恰是這部分的『訛』……林譯多少因此而免於全被淘汰。(錢鍾書,1984:

707)」例如:

2. 「if i go into a cheesemonger』s shop, and buy five thousand double-gloucester cheeses at fourpence-halfpenny each, present payment」… (dickens, d**id copperfield: 43)

林紓譯:吾一日至餅師家,買五千罐餅,每罐四便士有半,我予以錢,試核為金鎊,當若干?(林紓,《塊肉餘生述》:30)

把「乳酪」(cheese)譯成「餅」,說是林紓的「明知故犯」應該不為過,他的英語合作者魏易不可能連cheese是「乳酪」還是「餅」都分不清。而林紓在此一「訛」的理由也十分明顯,他顯然是擔心中國讀者不懂什麼是「乳酪」,反正原文只是一道算術題,改變裡面的乙個單位名稱,不會影響**的主題推進,故用歸化的方式將原文的文化特色置換為中國特色。至於讀者以為這是「燒餅」、「油餅」、「麻餅」、還是「大餅」,那無所謂。

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那出神入化的名譯《賣花女》中,我們也偶爾可以看到這種「明知故犯」的「訛」:

3. higgins: well, it』s like this. she』s a common flower girl. (蕭伯納,2002:146)

息金斯:是這樣的。她是個很庸俗的賣花姑娘。(楊憲益譯; 147)

原文的語境是這樣的,息金斯教授認為上流社會慣於以貌取人,只要衣著語言符合貴族的審美標準,即便是出身卑微的人也可以混跡上流社會。於是,他訓練乙個滿嘴土話的賣花女,教她上流社會的語言和作派,希望有一天能證明他的判斷。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息金斯教授想檢驗一下賣花女的實際應用能力,於是計畫在息金斯母親舉行的乙個貴族聚會上把賣花女帶來表現表現。

上句正是他在向母親介紹賣花女的情況。從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楊先生對貴族心態的那不無偏見的揣摩。譯文「庸俗的」這個貶義性極強的詞所包含的那種貴族對平民的否定性價值判斷給譯文讀者傳遞了這樣乙個資訊:

即說話人內心對賣花女的極度鄙視;而反觀原文,其實只是乙個「普普通通的」common,既沒有「庸俗的」概念意義,也沒有明顯的否定語氣,純粹只是就事論事,實事求是地在介紹賣花女的情況,因而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將其譯作:……她只是個很普通的賣花女。

當然,筆者也認同勒弗維爾(lefevere, 1992a)的觀點:翻譯是一種改寫。同一原著的不同的譯本只是改寫的程度不同而已。

何況像林紓、楊憲益這樣的翻譯大家,他們在翻譯中往往有自己的創作意識的介入;他們或根據自己對目標讀者群的了解,或根據自己對原文的獨特把握,在翻譯中對原著的某些他們認為不盡人意的方面進行重新改造。但本章的基本原則還是從語言或文字對比上探求對原意的體現,如果以這個尺度來看問題,那麼在這個範疇內,一切偏離原意的地方,都是可商榷的物件。

含蓄意義(connotative meaning)是一種通過語言所指內容而產生的聯想意義(associative meaning)。含蓄意義的認知過程是通過詞語的字面意義作用於人的記憶機制,由互文聯想(intertextual association)而產生乙個與這個字面的概念意義或所指物特徵相關的另一層意義,相當於我們常說的比喻義和引申義。含蓄意義既作用於聯想,就必由兩個部分組成:

一是字面的概念意義(即途徑或手段),二是由此而產生的聯想意義(即目的),也就是詞語概念意義中所「含蓄」著的另一層意義,這兩部分一同構成了含蓄意義。這就意味著,含蓄意義的理想翻譯就是要體現原文的這種「途徑→目的」或由此及彼的認知模式。只體現途徑而未實現目的,或只實現目的而未體現途徑的,都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語義虧損,儘管有時這種虧損難以避免。

受結構主義二元論的影響,語言學和翻譯學早期的意義研究常將意義作兩分法,繼索緒爾的所指和能指之後,另一有影響的意義分類就是denotative和connotative,一般譯作「外延意義」和「內涵意義」,其實也就是索緒爾的所指和能指的變體。「外延」和「內涵」原是形式邏輯的一對概念。但將形式邏輯中的外延和內涵用於語言學的意義分類首先就存在著概念是否相融的問題,因為在形式邏輯中,外延和內涵如同一張紙的正面和反面不可分割,而語言學和翻譯學的意義研究卻致力於將所謂的外延和內涵分離,否則也就沒有奈達翻譯學所追求的那種「雨後春筍」和like mushrooms的歸化式對譯了。

其次,「外延意義」和「內涵意義」之分還存在著分類含糊籠統的問題,有些意義型別難以在這兩個分類中找到歸依,也有很多意義還可以細分。因此,語言學家們後來逐漸拋棄了「外延意義」和「內涵意義」的兩分法。在利奇的意義分類體系中,他就避免了所謂的外延和內涵的二元對立,並且有意避免使用denotative為「概念意義」命名,只是在解釋概念意義時,將denotative作為「概念意義」的同義詞來使用。

「內涵」一旦離開了「外延」也就失去了其形式邏輯的關聯了,而且「外延」的對立面「內涵」的所指範圍太大,因此筆者在此用「含蓄」來為connotative這個概念命名。

第三章效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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