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公共政策一旦耗盡了帕累託改善的機會,就從簡單的經濟增長過程轉化為複雜的政治經濟過程了
怎樣評價改革?這是乙個理論議題,雖然它被大眾**炒作,成為2023年冬季或許最熱的議題,從而把大眾對改革的評價與經濟學思想史論域聯絡起來了。
在中國,或許由於在多數經濟學家的知識結構裡,就我的觀察而言,缺少了思想史的和新政治經濟學的要素;所以,當中國社會變革基本耗盡了傳統**計劃體制能夠釋放的「帕累託改善」的機會之後,借用一位遠比中國的多數經濟學家更庸俗的學者對中國經濟學家的概括,他們「集體失語」了。
對經濟學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職能,教科書經濟學曾給出一種簡明表達:尋找「帕累託改善」的機會——讓至少乙個人感覺到幸福程度有所增加且其餘的人感覺不到幸福程度有所減少的那些機會。問題在於,現實的政策制定過程,除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情形,幾乎總是充滿了利益衝突的。
諸如羅蘋斯、卡爾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薩繆爾森這樣一些所謂「新福利經濟學家」(相對於邊沁、小密爾、塞基威克、庀古這樣一些老福利經濟學家而言),他們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試圖把帕累託改善的理念拓展到涉及利益衝突的政策制定過程,提出了所謂「卡爾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判據。這一判據,很不幸,在邏輯上是錯誤的。
薩繆爾森指出,由於受了瑞典經濟學派的影響,英美學術傳統內的新福利經濟學家們試圖把政治學要素引入經濟分析。閱讀當時發表的主要**,我們不難注意到,30年代後期發生的那場以勒納和蘭格為一方、以公尺塞斯和哈耶克為另一方的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的「大論戰」,不僅催生了霍爾維茲的「機制設計理論」而且催生了伯格森和薩繆爾森的「新福利經濟學」。
今天,歷史重演了,我們再一次需要討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優劣的問題。老黑格爾辛辣地指出:那些重要的歷史事件,表面上可以「重演」,只不過第一次發生時它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
由於邏輯錯誤,「卡爾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判據早已不再是主流經濟學嚴肅教程的主題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利益衝突情境中的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分析和他早期的教科書《一致的計算》,是梅爾森的經典教科書《博弈論:衝突的分析》,是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是森的「不可能性定理」,以及晚近發表的一系列更廣泛更深刻的不可能性定理。
所有這些當代政治經濟學的定理和分析,我將它們的基本邏輯概述如下:首先,關於「自由市場」的經濟學是這樣一套邏輯,它把一切物品都視為「俱樂部物品」——純粹私人物品和純粹公共物品是它在兩極端處的特例。在俱樂部物品的生產和資源配置問題上,基本的經濟權衡是 :
一方面,俱樂部物品的產權的排他性可以把個體行為的外部效應(好的和壞的)「內建」於行為個體,從而可以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俱樂部物品的分享的非競爭性,意味著當私人獨佔地消費俱樂部物品時可以發生浪費或效率損失。例如,醫生很貴,所以一位患者對一位醫生服務的獨佔而不是與其他患者分享,在目前經濟發展階段很可能是一種浪費;洗衣機曾經很貴,所以,洗衣機的分享曾經是一種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當人們富裕起來的時候,他們更偏好獨佔地使用洗衣機而不是與其他家庭分享。
於是,當技術結構和資源稟賦都是給定的時候,所謂「經濟效率」的邏輯刻畫,本質上依賴於消費者的偏好結構。類似地,任一俱樂部物品在何種程度上更接近於公共物品或更接近於私人物品,首先依賴於俱樂部的潛在成員的個人偏好。以上所述,是基於所謂「方**個人主義」的新政治經濟學基本邏輯的第一部分。
既然一切物品都是俱樂部物品,那麼,潛在的俱樂部成員們的不同的個人偏好之間的差異或衝突,就使得俱樂部物品的生產和消費成為政治經濟的決策,而不僅僅是經濟的決策。例如,富裕群體不喜歡「累進所得稅」制度,貧困群體則喜歡這一制度。於是,社會必須通過「公共選擇」過程,來決定是否實施和怎樣實施這一制度。
公共選擇過程的起點,就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各種可能的對各種事物及政策的「喜好」——被稱為「個人偏好」,即個人對任兩可選的社會狀態的重要性的排序。公共選擇過程的終點,是盧梭的所謂「公意」——不同於「私意」和「眾意」。這裡,對任一社會「公意」的邏輯刻畫,是阿羅2023年那篇著名**的出發點。
參照著「個體理性」,如果存在著「公意」,它是否可以表達為「社會整體」對任兩可選的社會狀態的重要性的排序,並且這些排序之間不出現邏輯矛盾呢?阿羅的回答是:不可能。
在相當苛刻的條件下,作為對「卡爾多-希克斯-西多夫斯基」判據的替代,阿羅證明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並由此開啟了「新政治經濟學」的時代。
關於公共選擇過程,新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權衡是:一方面,由一系列「不可能性定理」刻畫了社會之為整體在「理性」、「正義」、「自由」這三個重要維度上可能達到的界限——這一界限依賴於社會成員的偏好,以及這些偏好之間達成一致和形成衝突的程度;另一方面,社會成員的偏好,依賴於他們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依賴於他們在何種程度上享有自由表達的權利,以及依賴於他們的偏好在何種程度上被社會**、個人體驗和他們所處的歷史情境的主要事件所影響和重塑。
因此,公共選擇過程在本質上是不斷演化著的。惟其如此,社會制度才成為演化的而非靜止的。一方面,如前述,社會制度演化方向依賴於社會成員的偏好結構。
另一方面,社會成員的偏好結構依賴於社會制度。我們可以把如此演化著的社會形態置於新政治經濟學上述三個重要維度下考察。例如,在被如此想象的三維空間中,當社會成員的個人偏好之間因極大的自由而形成了極大差異時,阿羅不可能性定理告訴我們,當社會整體對可選狀態的重要性的排序之間沒有邏輯衝突時,一定存在某種意義下的「**者」。
或者,如果不存在這樣的**者,那麼,社會整體對可選狀態的重要性的排序之間必定出現邏輯衝突。第三,如果社會限制其成員可能具有的個人偏好之間的差異,那麼,上述理性與正義之間的不可能性定理或許消失,顯然,社會成員為此而支付的代價是放棄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參照成熟市場社會的歷史形態,我們可以勾勒出乙個比較正常的社會制度的演化路徑,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1)在利益分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階段。在中國,這是所謂「放權讓利」的改革階段;(2)伴隨利益分化和經濟發展而來的利益衝突,以及為緩解利益衝突而來的政治制度轉型階段,布坎南稱之為「立憲選擇」;(3)伴隨著政治經濟轉型的公共空間的拓展和公民對政策制定過程的廣泛參與,以及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公民意識和與這一過程相適應的價值判斷標準的形成。這一階段,孫中山曾名之為「憲政時期」。
新的「美好生活」的價值判斷準則,借助於歐洲一位著名的存在主義倫理學家海勒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建立的倫理哲學,由下列三個維度構成:每乙個人的潛在可能性的全面發展;每乙個人對他人的情感依存;每乙個人的生活方式的道德正當性。這位傑出的女性哲學家指出,上列「美好生活」的三個維度都已經超越了「正義」理念 ;也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每乙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超越了政治經濟學「效率與公平」的權衡。
中國改革的公共政策一旦耗盡了帕累託改善的機會,就從簡單的經濟增長過程轉化為複雜的政治經濟過程了。2023年冬季那場「鬧劇」如果有意義的話,在我看來,其意義在於反映了民眾的這樣一種心理狀態:他們在2023年以來的複雜的政治經濟過程中體驗了十年之後,意識到他們似乎無路可尋;卻又因他們的偏好結構已經隨社會變革而發生了重大改變,從而更強烈地感受到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痛苦。
可是這種窘迫的處境,難道僅僅是中國經濟學家的過錯嗎?經濟學家應當為中國未能及時進入新的選擇階段擔負多少責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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