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澤泉 理論正規化和現代性議題 情感社會學的分析框架

2023-01-31 18:18:02 字數 5269 閱讀 7185

潘澤泉摘要:情感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建構性因素,情感是生產一種社會秩序的乙個核心的元素,情感深深植根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網路中,其生成和固化有著深刻的社會制度烙印,情感既構成了人們行動的原材料,又構成了人們進行交流的符號象徵和社會交流的工具。

關鍵詞: 情感社會學;理論正規化;現代性議題

情感社會學在中國本土社會學中的沉寂,一方面源於傳統社會學家恪守嚴格的社會科學的分工,把情感視為心理學領域,極少有人涉足;另一方面,又源於西方對於情感社會學的研究始於70年代以後,起步較晚,並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查遍中國社會學所有文獻,很難發現較系統的研究,尤其是很多現代性研究者,在論及非理性的時候,並沒有著意去開啟情感社會學的研究。而情感作為一種非理性的力量,日益凸顯出來,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現代新的社會變遷,新的權力結構的形成,尤其是傳統的社會關係的進一步解體,人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無權力、懷疑、孤獨及焦慮的感覺日益增長。人的本體性安全與破壞產生了焦慮,原來習慣性的生活方式受到焦慮的全面困擾,控制這種焦慮感則是人們行為最普遍的動機源泉[1]。

弗洛姆認為,個人日漸獲得自由的過程一方面是人類日益增長力量與統一的過程,是日益控制自然,增長理智,日漸與他人團結的過程,但另一方面,這種日益個人化過程,卻意味著日益孤獨,焦慮、憂鬱、不安全和日益懷疑他在宇宙之中的地位、生命和意義,以及日益感到自己無權力及不重要[2]。

一、非理性的力量:有關情感社會學的提出

理性主義往往把情感作為控制的物件,有的甚至不願涉足作為非理性的情感,不願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中加入情感的元素。隨著後工業中的商業和消費主義的盛行,傳統理性主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現代的片面、單

一、絕對的理性觀已出現危機,並表現著理性主義式微的趨勢。心理學涉足了作為非理性的情感,而又不願脫離個體主義的藩籬,忽視情感對於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介入以及情感對於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

(一)傳統理性主義的淵藪

在傳統理性主義的生髮處,,笛卡兒主義認為社會世界中有乙個思想和理性監管的場所,否定和排斥非理性,從而使理性思維在意識形態範圍內佔支配地位,並通過約束和律戒人類身體,對情感、性徵以及情感生活進行控制。同樣,在現代工業社會的興起、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理性主義的宰制性無疑扮演了乙個重要的角色。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還是文化結構,都具有「理性化」的特徵,都是逐漸朝向「理性化」的發展過程。

「文明正在逐步朝著理性化和邏輯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已經成了明顯的事實」 [3],「在理性中,情感沒有地位,僅僅淪落在理性之域外」 [4],人的理性逐漸被人們捧為至高無上的權威,人是理性思維的存在物,人只有運用理性,才能認識自然和造自然,理性主義者高揚的理性,只是一種片面、單

一、絕對的理性,這種片面理性化、工具理性的不斷彰顯,是現代性的成就,也是現代性不幸的淵藪。理性化的片面推進必然會導致對非理性的系統排斥或者說是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必然會導致社會現實中的情感

作者簡介:潘澤泉(1970—),男,湖南武岡人,廣東韶關學院社科系講師,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社會學理論、社會心理學與組織行為研究。

被控制、被殖民化甚至被異化,進而帶來現代社會情感的衰落,導致情感行動被排擠到正常的社會結構之外,而這恰是社會學者所不願看到的。不難發現,傳統理性主義強調理性的重要性是以貶斥、壓抑人的非理性、情感和意志為代價的,理性主義思想家或者不承認非理性等因素的地位和作用,或者是雖然看到了這一面,卻用理性去統治和壓制。

對理性的崇拜和利用理性主義面相對社會現象的泛化的解釋,自然就成了當代思想家攻擊的稻草人。福柯向關於中立、超然、純粹理性的啟蒙觀念提出了挑戰,福柯認為,西方傳統的理性對非理性的排斥和壓抑恰恰使理性走向了對立面,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並沒有勝利可言,理性在這一征服反而轉化成了非理性的**和**[5]。德希達從解構傳統「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出發,提出理性和非理性的對立是形上學的必然要求,理性統治非理性是一種不合理的「等級觀念」,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一定時候推翻等級序列」 [6]。

羅蒂也認為「合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立」阻礙了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消除這種西方現成的傳統是當代許多思想家的共同主題,它應該被「取代」 [7]。正如福柯所言「隨著理性和科學的昌盛而來的是人類經驗的枯竭」,而從尼采開始,這種「理性和科學的不可一世的統治搖搖欲墜」 [8]。海德格爾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弊端的批判更是一針見血,他認為「科技理性」的結果,導致了人的「存在」或「生存」的遺忘。

哈貝馬斯也主張要批判工具理性的絕對權威,代之以多元理性觀,建立一種「交往理性」。由此可以看出,傳統理性主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現代的片面、單

一、絕對的理性觀已出現危機,並表現著理性主義式微的趨勢。

(二)心理學自身的樊籬

關於情感的心理學研究由來已久,情感研究基本上是屬於心理學研究的範疇,情感也是心理學中乙個核心的研究領域,心理學者大多將情感看作個體的一種心理特質,從個體情感本身來**情感產生的動機、情感的需求、情感的型別、構成情感的各維度以及對情感的測量,其著眼點只是從最微觀層面通過大量的試驗研究方法來分析個體情感選擇的心理過程,明顯只是定位於行動的微觀考察,事實上,情感在更大程度上是作為一種突破個體的關係存在,沒有孤立存在的情感,情感同樣深深植根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網路中,其生成和固化有著深刻的社會制度烙印。

但心理學進入了乙個自身固化了的陷阱和不幸的淵藪,情感不是乙個自然而然的產物,也不單獨是個體的心理特質,同樣也是在互動中人們主動選擇和創造的結果,並通過特定的行為和符號來表現、傳達和顯示,情感既構成了人們行動的原材料,又構成了人們進行交流的符號象徵和社會交流的工具。在情感行為中,人們、群體和組織行為主體必然會把情感外射到相應的社會系統中,改變和生產新的社會系統,情感同樣不可規避地帶來社會結構的變異,這裡的情感是一種能力,是一種建構性因素,許多社會系統是情感結構起來的模式化的社會關係,如宗教情感產生新的宗教組織、群體認同和情感歸屬產生新的社會群體、被剝奪的情感產生的新的階級等,另外,還有許多社會系統的不斷維繫和強化同樣也是情感的進一步的延伸的結果,如民族情感滋生出民族凝聚的動力、階級情感滋生的社會凝聚力和感召力等。同樣情感在再生產結構性特徵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再生產促使情感行為產生的社會條件,如新的流動人口在形成新的社會群體過程中,必然會加劇和外群體的對立和衝突,同時也必然形成一種新的群體情感形式。

而這一切是心理學正規化所無法解釋的,心理學在詮釋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範疇時就顯得無能無力。

理性主義不願涉足作為非理性的情感,不願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中加入情感的元素;心理學涉足了作為非理性的情感,而又不願脫離個體主義的藩籬,忽視情感對於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介入以及情感對於社會結構和社會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因此,面對大量社會問題用理性主義正規化和心理學本身所無法解釋的時候,情感社會學的出現就是必然的了。

二、情感社會學理論正規化的社會學建構

社會學的情感研究傳統在社會學領域可以追溯到杜爾克姆的對作為社會團結的基礎的集體情感的研究,情感在杜爾克姆那裡被看作一種社會事實,杜爾克姆認為,將一群個體聯結成乙個社會的是該社會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這是同一社會的普通公民共同擁有的信仰及情感的總體,正是這種意識將人們聯結在一起並使各種社會秩序得以確立[9],集體情感是社會團結的基礎和紐帶,通過有著集體主義烙印的情感來闡述社會秩序,作為社會制定行為規範的依據,似乎為社會的解釋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10]。滕尼斯認為社群是在情感、依戀、內心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礎上形成的、聯絡密切的有機群體[9],情感在這裡已經遠遠的超出了心理學範疇,把情感作為形成社群的乙個核心的元素,也是維繫社群存在地乙個關鍵的面相。齊美爾將情感分為兩類:

初級情感和次級情感,齊美爾把初級情感作為建構社會現實的基礎,是任何群體所絕對必須的粘合劑。齊美爾認為社會必須建立在情感上,這種情感紐帶是建構社會現實的先驗形式,情感對內穩定群體,對外劃定界限。同時,齊美爾又提出作為互動的產物互動的社會心理效應的情感,即「次級情感」 [10]。

弗洛伊德(freud)認為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的情感、慾望和本能衝動在社會條件和社會關係的作用下而逐漸受到制約、鎮靜、抑制和疏導的歷史,作為其結果,外在的社會力量逐漸以「超我」的形式而內化到個人的心理結構中,並對個人的行為進行自我監視、控制和指導[11]。馬爾庫塞(marcuse)和埃利亞斯(elias)分別從批判理論和歷史社會學的角度發展了弗洛伊德的這一思想。馬爾庫塞揭露了文明社會如何為著統治的利益而對個人的情感和本能採取「過剩壓抑」。

埃利亞斯則從歷史的角度,經驗地考證了作為人的自我約束的心理機制(類似於「超我」)的「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的過程[11]。

70年代後期,互動理論開始關注情感是如何捲入人際關係中的以及社會相遇是如何形成的,互動主義開始抓住情感對互動過程的影響,其中包括情感劇場理論[12]、情感的符號互動理論、 地位和權力的情感理論、情感網路理論和情感互動進化理論等。情感社會學作為一門新的社會學分支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西歐和北美[12]。

當代西方情感社會學形成了三個主要 「板塊」:情感的社會行為、情感的符號方式、情感的社會生產。事實上我們可以在這三大板塊間建立某種邏輯的、概念的聯絡,我們可以把情感的社會行為和情感的符號方式歸屬於社會學中提到的「微觀正規化」,把情感的社會生產歸於「巨集觀正規化」,這樣,情感社會學理論正規化就有了乙個比較易於理解的基本的框架。

(一)微觀層面:情感社會行為和符號方式的社會學建構

微觀層面的情感社會學關注具體的情感型別、互動中的情感過程(包括情感的起源、社會建構和運作、情感的社會運用和社會溝通方式、具體的情感的社會控制)、行動者賦予情感的意義(情感文化、情感的標識),重點闡述的是情感嵌入自我以及個體調動情感的能力;更多的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符號互動論中的情感過程和情感控制,強調情感的自我控制,強調人在情感控制過程中的主動性。

微觀範疇中的個體和群體互動中的情感的起源和預期狀態是情感社會學研究領域的乙個重要問題。西方許多社會學者對於情感的社會起源和生髮處有著詳盡的論述,柯林斯(raldall colins)在互動儀式理論體系中,提到了情感的起源以及情感對於互動的影響,他提出儀式是一種情感性能源,能夠滋生強大的情感性力量,儀式具有情感生成的作用,儀式創造了共同的情感和符號,並把情感能量作為交換過程中的一種資源,強調情感能量是最大的互動驅動力,個體總是最大化他們的情感能量,參與這樣的儀式,互動是建立在情感利潤(選取收益最大化的儀式)、情感理性(尋找能夠增強情感能量的互動)和情感支付(情感收益和回報、投入支付的因素水平)的基礎上[13]。里奇佛(cecilia ridgway)和帕傑(joseph berger1988:

450-474)的情感預期狀態理論值得一提,里奇佛主要論述了群體中的情感,其著作主要著眼於任務取向的群體,他具體論述了任務取向群體中對於實現群體目標贊成與否的情感結構,並論述了處於不同地位的群體成員的預期狀態遭到侵犯所引發的情感,如興奮和憤怒[14]。帕傑指出群體中所產生的預期狀態,影響和引導互動的進行,並對這種情感預期狀態進行階段性分析,即包括在互動中情感被激發、情感交換發生以及情感狀態在情境中引發一種指向他人的情感維度[15]。對於情感嵌入自我的論述,吉登斯把焦慮引入了社會學領域,吉登斯認為,正是本體性安全與破壞產生了焦慮,而控制這種焦慮感則是人的行為的最普遍的動機源泉。

他認為可以在焦慮控制中找到本體性安全的心理根源。同時,吉登斯提出了「情感疫苗」這一核心概念,他認為,在早期生活中所獲得的基本信任的「劑量」是他們接受了一種「情感疫苗」,用以對抗所有人可能感染的本體性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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