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儘管從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中提煉而成，儘管隱含有西方人的價值觀和文化（甚至意識形態），但是其仍具有一般性。新制度經濟學儘管產生於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
29 第七章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的改革和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儘管從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中提煉而成，儘管隱含有西方人的價值觀和文化（甚至意識形態），但是其仍具有一般性。新制度經濟學儘管產生於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
第七章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的改革和發展
新制度經濟學儘管從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中提煉而成，儘管隱含有西方人的價值觀和文化（甚至意識形態），但是其仍具有一般性。新制度經濟學儘管產生於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但其方法和原理更適合於分析發展中國家，尤其適合於新舊體制轉軌的國家。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家揭示的制度執行和制度演變的規律儘管根源西方歷史，但西方世界興起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市場經濟制度確立、完善的歷史。
中國將是制度經濟學發展的最好土壤。一是中國的改革和發展需要自己的制度經濟學。有需求必然有供給。
二是中國經濟學家們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功底」有利於發展制度經濟學。三是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文化以及淵源流長的歷史有利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新制度經濟學。
「制度」其實是乙個很古老的經濟社會現象，因為人類自產生以來就在習俗、命令等中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了(即非正式約束)（對制度史的研究將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當我們說到制度史時，通常是指可觀察到的，更多表現為正式規則的那些制度，例如憲法、法律、商業規則等。然而，這些規則的具體執行和進一步的演變則更多地是作為某種結果，制度是人的習慣性行為的結果。
）。但是制度經濟學又是一門很年輕的學科，關於許多制度問題的研究還是剛剛起步，還有許多未知的領域需要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去**。自亞當·斯密以來，儘管產生了許多經濟學流派，但經濟學家們研究經濟的目的還是與亞當·斯密一樣，那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和經濟效益的提高。
經濟學家們在如何提高資金、勞動力、技術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方面的工作可以說是相當「出色」了。但是歷史與現實表明，在經濟分析過程中，無論是把制度抽象掉，還是把制度作為既定前提，都無法解釋人類的經濟發展過程和經濟實績。我們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儘管產生於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但其方法和原理更適合於分析發展中國家，尤其適合於新舊體制轉軌的國家。
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必須依賴於發展中國家這個土壤。
7．1 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
所謂新制度經濟學(the new lnstitutional economics)就是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執行，並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執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在導言部分已指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由四大部分組成，(1)制度的構成與制度的起源；(2)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包括對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的分析；(3)制度、產權與國家理論；(4)制度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係，包括制度效率、制度在經濟體系執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書之所以冠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是因為本書所「轉述」的新制度經濟的一般原理主要來自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等。或者說，本書的一些基本原理主要是由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實」提煉而成的。它適合中國嗎?
中國人對外來文化和外國理論「吸收」的程度一直都是乙個有爭議的問題，從「全盤西化」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我認為，只要不「食洋不化」，能吸收多少就應該吸收多少。一種有競爭力的文化就不怕被別人兼併了，同樣地，有競爭力的文化應該是開放的文化。
│ 新制度經濟學儘管從西方國家的「歷史與現實」中提煉而成，儘管隱含有西方人的價值觀和文化（甚至意識形態），但是其仍具有一般性。這種一般性和普通性表現在：
第一，制度因素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東西方都是一樣的。制度是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種規範，制度是一種「遊戲規則」。同時，制度又是一種稀缺要素。
以往人們認為，資金、勞動力、技術之類的要素短缺會制約經濟的發展，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表明，制度短缺或制度供給的滯後同樣會制約經濟發展。在經濟活動中，資金裝置短缺可由勞動力替代，勞動力短缺可用機器裝置替代，只要市場充分發展或健全，這些問題並不難解決。但是，制度具有「資產專用性」，制度短缺不能由其他要素來替代。
一種體制比另一種體制效率高的原因就在於制度的不同。同樣的生產要素在不同國家效益的差異實質上也就是一種制度的差異。就像技術有技術經濟學，資金有貨幣金融學，勞動力有勞動經濟學一樣，制度就有制度經濟學。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新制度經濟學更具有實用價值。我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是制度的差異。一國經濟並不是生產要素的簡單疊加，土地、勞動力和資本、技術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發揮功能。
道格拉斯·c·諾思在其一本書(2023年)中，對為什麼一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困進行了分析，他的結論是：「由於缺少進入有法律約束和其它制度化社會的機會，造成了現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為什麼發展中國家難以形成有效的制度?
可以說，有效制度的形成是對制度變遷需求和對制度變遷供給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對制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要素與產品的相對**的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制度變遷供給的轉變是由社會科學知識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畫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v．w·拉坦：
《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載r·科斯、a·阿爾欽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328頁）。制度化設施的形成需要耗費時間、智慧型和精力；制度的形成是多種利益集團經過多重博弈的結果；制度形成還受人們的觀念、歷史、文化傳統、習慣等因素的影響；等等。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終將揭示出發展中國家不能建立有效制度的原因。
第二，制度分析方法適用於所有國家。制度分析實質上是人的行為分析、利益矛盾分析、人與人關係(生產關係)分析的總稱。制度分析實質上是馬克思用於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方法之一。
新制度經濟學家在制度分析方面深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道格拉斯·c·諾思認為，「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
馬克思強調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中產權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現有的產權制度與新技術的生產潛力之間產生的不適應性。這是乙個根本性的貢獻。」（[美]道格拉斯·c·諾思：
《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68頁）。道格拉斯·c·諾思是公認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最突出的貢獻就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了制度的起源、制度變遷的規律以及制度變數在社會經濟運轉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趣的是，道格拉斯·c·諾思的制度理論框架幾乎「脫胎」於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諾思說，「我研究的重點放在制度理論上，這一理論的基石是：
(1)描述乙個體制中激勵個人和集團的產權理論；
(2)界定實施產權的國家理論；
(3)影響人們對『客觀』存在變化的不同反應的意識形態理論，這種理論解釋為何人們對現實有不同的理解」（[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2023年版，第7頁）。確實諾思從馬克思理論那裡「吸收」了許多「營養」。
並且把它們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結合起來（法國的亨利·勒帕日說，制度經濟學「為什麼從一些純粹的馬克思的概念(例如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聯絡)出發，反而可以發展一種解釋歷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它也許遠遠比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經濟分析更有『成效』。」(見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分析儘管從馬克思理論那裡「吸收」了「營養」，但與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不同。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之上的，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論的要素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強調了不同階級利益的矛盾以及制度變遷的革命道路，而新制度經濟學家的分析則以人類(個人和集體)選擇的合理性這一基本假設為出發點並強調了制度變遷的漸進性。如何在對中國經濟問題的制度分析過程中發展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做法無疑會給我們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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