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代判詞語言源遠流長，自西周至清代，經幾千年漫長的發展過程，形成了它獨具特色的語言表意體系。對於判詞語言表意模式進行分析**，揭示其所蘊含的現代價值，將會對現代司法、執法語言運用的整體環境以及司法文書製作水平的提公升，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鑑性與楷模性作用。
語言無論在何時何地它都是一種載體，判詞語言它只能是判詞內容表情達意的工具；也就是說，判詞語言表意的問題，絕不是單純的語言本身的問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容的問題。本來嘛，形式與內容就是不可分離割裂的，它們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它們對現代判決書表述水平提公升的積極意義，不能拘泥於語言本體的範疇。
為敘述方便，本文將「現代意義」簡單歸納為三性——人文性、博識性、文學性，分別以唐判、宋判和清判為例論說。
一唐代判詞語言表意模式的現代意義——以白居易判詞為例
（-）表意模式
唐判均為駢體判，主要有張鷟的《龍筋風髓判》，它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判詞集，白居易收在《白氏長慶集》中的《百道判》，無名氏的《文明判集殘卷》，《文苑英華》收錄有五十卷一千多道判詞。我們選取白居易判詞為例，說明唐判的語言表意大體模式。白居易判詞語言表意模式，是唐代乃至後世駢判的正規化——它依照駢體文的要求卻並不拘泥於這種固化格式；它雖然屬於擬判，但卻在裁判結果、適用法律之具體準確方面，獨樹一幟，較之其他駢判自有優長之處；它的語言表意技巧也是它們中的佼佼者，是中國判詞語言史上乙個階段性的標誌。
白判收在《白氏長慶集》第六十
六、六十七卷，共一百零一道，故稱《百道判》無論在當時抑或後世都是文人學子借鑑學習的楷模。
白氏表意模式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博雅暢曉、句式靈活、注重實用、斷語明確。儘管白居易所擬作的駢體判詞，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顯示制判者運用法律、法理分析問題的能力和評判是非曲直的水平，屬擬判。
但它在當時及後世影響很大，幾成禮部、吏部拔萃科考者的范文。可見，白氏判詞表意技巧的魅力。當然，這種魅力不僅是語言運用和文史經學綜合的知識功力，更是因為他還是一位有鮮明主張（強調法制作用）的法律思想家。
駢體判用典是其語言表意的乙個必備條件，歷來的駢體文章（包括一些判詞）都以用典為工，用典的目的常常是為了追求文章語言的典雅、文意的委婉曲隱；而白居易在判詞中用典卻是為了「據事類義，援古證今」，多方說明事理，以證自己判斷的合理合法。所以，他的用典總讓後人稱道不已。明朝人蔣一葵曾讚許道「白樂天甲乙判凡數十條，案經引史，比喻甚明」（《堯山堂偶雋》卷三）。
宋人洪邁評價更高，他說：「不揹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人們看重的是他既較多的使事用典，又能用得自然不雕琢、恰切而不堆砌、曉明而不晦澀，這個讚語，是與同代名家張鷟、王維等人判詞比較後的一致共識。
他的《出妻不伏判》110個字，使用了10個典故；《賣宅奉葬判》110個字，六處用典；《請子蔭罪判》，107個字，使用了8個典故，白氏判詞的用典數量不遜於唐代任何乙個駢判書寫者。但是由於他用典恰切，合於案件的事理、情理，暢曉明白，讓人讀後不覺其多。
對偶或四六，是駢判句式的必備條件。白氏既用對句又不完全拘泥於這個限定。他為著內容表達的需要，常常有散句夾雜其中，據有學者統計，白氏判詞除了四六句外，「還有十七中其他句式」。
譬如《部下漁色判》（吾著141-142），句式結構是：四字句-
五、四字句-六字句-
七、四句-
五、六句-
六、六句。駢中有散，句式靈活，有益於判斷是非分析法理，是判詞語言表意更切合司法實際。
（二） 現代意義——人文性
白氏判詞語言表意模式的現代意義，應該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為顯著的，當是高揚禮法、推崇道德、憫天憐人的人文精神，這是他的人生觀、處世觀乙個體現。乙個源自他的法律觀念，白居易認為：
「治理國家有三個基本的憑藉，即刑、禮、道。三者性質不同，用途各異；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說：
『人之性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薙（tì剃）之以刑；其嗣也，則蒔（shì勢）之以禮；其植也，則獲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
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刑的作用，雖然是在喪失了道和禮的情況下才顯示出來，但只要修其刑，即刑罰的制定和運用得乎其當，便可以達到恢復禮和道的目的。所謂『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
它們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性都是極其明顯的」。另乙個則源自他的文學觀及其作品創作。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以新樂府的倡導者與傑出的實踐者，站在同情百姓的立場，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寫出了大量揭露弊政、抨擊權貴、反映人民疾苦的詩歌，他的諷喻詩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使「執政者扼腕」、使「握軍要者切齒」，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
他在《輕肥》一詩中，運用對比的方法，寫出了在宦官們食山珍、飽海味之際，正逢江南因旱情而「人食人」的慘象發生之時：「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杜陵叟》中，他竟然痛斥那些不顧農民死活只求自己公升官發財的官吏們，是「虐人害物」的「豺狼」，能如此激烈地為農民鳴不平，表現出乙個封建官吏難能可貴的膽識和不凡的勇氣。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白居易的人文精神主要還是根由於他的深厚文學素養的浸潤。
綜觀以上，我們不難看出，無論做詩文還是書寫判詞，他都遵循著自己一貫的寫作原則，即「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白氏《新樂府序》，《中國文學史》二，第442頁）一句話，只為社會需要而寫作。
因此，我們說，他在判詞語言表意模式中所流露、所體現的鮮明的悲天憫人的人文主義精神，不是封建文人居高臨下的一種姿態，也不是封建官吏的一種虛偽做秀，它是白居易一貫的人生態度的顯現。這種打上封建禮教印記的法文化精神，依然具有現代意義——嚴格執法，作官為民，關心百姓疾苦。譬如，《請子蔭罪判》，這個案件是說已經被丈夫休棄的婦人犯罪後，請求兒子蔭庇其罪。
其夫甲不允。判詞緊緊圍繞著婦人享有法律賦予的「庇蔭其親」的權利。不厭其煩，引文用典，多方勸解，反覆申說「母兮鞠我」大義，兒子自當回報；母親的「子蔭」之請，兒子應義不容辭，甲不應也沒資格予以反對與阻攔。
理正據足，說服性極強。「難抑其辭，情敦不匱」的裁決語，正是白居易支援母親之請、敦促兒子盡孝的鮮明態度體現。這道判詞寫得合情合理合法，語言乾淨利落，正如蔣一葵所言：
「『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若此之類，皆不揹人情，合於法意，真老吏判案，若金粉淋漓，又其餘事耳」。
對處於以男子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最底層的婦女，白居易是第乙個用詩歌為她們大聲疾呼的人。《上陽白髮人》、《陵園妾》等，為婦女訴說「怨曠之情；《母別子》、《太行路》、《婦人苦》等揭示了婦女被蹂躪被拋棄的種種悲劇，對她們的不堪處境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如上面這道判詞的「家庭瑣事」，他都用心力竭力，使婦人得以庇蔭。
白居易悲天憫人的人文精神流淌於他的血液中，體現在他的行政、司法具體作為和文學創作中，他的判詞的現代意義是深遠的現實的。
唐判系列中的《文明判集》是乙個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種擬判。它準確的稱謂應該是《文明判集殘卷》（據劉俊文推斷，此判寫作時間應是高宗永徽四年到玄宗開元初年，此判詞出自唐睿宗文明年間，故謂之。），很能體現出司法官對人性、人格的呵護，像《黃門阿毛誕男判》（「所款雖言未合，當是據此風聲。
婦人唯惡奸名，公府豈疑披露」-官府何必懷疑她說的『相許』之言呢）、《阿劉請以孝婦判》（「款與亡夫夢合，夢合未可依憑。即執卻有奸非，奸非又無的狀。但其罪難濫，獄貴真情。
必須妙盡根源，不可輕為與奪。」）等，都極其鮮明的體現出司法官體恤人情，看重人的尊嚴，千方百計地保護那些違反禮教不合婚姻規範的婦女，也許，憐憫百姓同情不幸之民，是大唐開明盛世的一種風尚。
具有人文性，可以平等待人，強化親和力；具有人文性，能夠啟用良知，顯化人的善性。
當前實現司法公正公平公開，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司法官的這種人文情懷是非常關鍵的乙個要素，因為，乙個事件如何處置，在法律、政策規範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掌控者，而支配他的行為方式的，則是他的價值取向、他的理念甚至他的性格。判詞的形成不啻是法官判決結果的書寫形式，同時，它也浸潤著法官個人人文素養。有學者說過，具有人文性的法律人，就必然的有了一種憐憫情懷有了一種善良心性，就具有了對人、對當事人的起碼人格尊重。
有人說，法律自身不是目的，人，才是它的終極目的。「法律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而進行與法律有關的各種活動的，現代國家的法律和司法通常都被注入了人文主義的精神——人及其存在的事實本身在本質上被認為具有尊嚴的性質，人及其存在的尊嚴被視為最高的善，是其他各種價值的基礎。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尊敬。
法律人——特別是法官——具有維護人及其存在的尊嚴的職責，具有一定人文素養的人才富有人性，才能具有尊重人及其存在的尊嚴和價值的意識。」（張建偉《文學：法律人人文素養的源泉》,《法律文化——司法文化的述說》93頁）
二宋判語言表意模式的現代意義——以《名公書判清明集》判詞為例
（一）表意模式
宋代判詞是散體判詞。主要有餘靜（？立＋青）《武溪集》、《名公書判清明集》。
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名公書判清明集》（以下簡稱《清明集》），它「是研究宋代，特別是南宋中後期社會史、經濟史、法制史的珍貴史料」，收錄的多是南宋民事判詞，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司法官是如何根據事實、參照法律、運用自由裁量權解決訴訟糾紛的，是現存中國最早的一部司法實判著作，也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民事法制與社會的寶貴史料」。名公，指當時社會推崇、煊赫有名的名士；清明，據明刻本刊印者盛時選《後序》所言：「《呂刑》曰：
『明清於單辭說』書謂明無一毫之蔽，清無一點之汙，然後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為哲人。《清明集》）之作，義或照於是乎！」1正如王德毅先生所說,「編篡本書的目的在於懲惡揚善，有強烈的教化意味」。
他認為《清明集》有四大主題：禮遇士人；嚴懲惡人；敦崇人倫；尊重人命，2可以說是既清且明。《清明集》以清明為名，其收錄的書判也都是宋代有為官吏的精心傑作。
從這些書判的質量及當時的社會效果看，確確實實做到了這兩個字。《清明集》在由駢體判演變為散體判的同時，也統一了判詞的語言表意體例，淘汰了唐代那些「一事多判」、「雙關判」的體式；拋棄了唐代擬判事實與判詞分別書記的結構形式，使事實與判詞融合不二，形成了嚴密完整的判詞語言表意模式：當事人及其身份、法律地位、案件事實、證據及理由、判決結果、執行方式與刑期，具備了裁判文書表意模式的各個要素。
《清明集》判詞語言表意模式，簡括地說，是「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核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清明集》判詞這種語言表意模式，能夠使制判者根據內容的需要，自由申說，靈活遣詞造句，不需在用典、對偶、藻飾上花很大氣力，這樣以來，不但在明確法律關係、區分不同情節上，更有針對性和說服力；而且，也使其議論說理言簡意明，達到了依事說理、論法裁決的教化功能。
宋代地方行政司法官們認為，人們「失之於欲而犯禁」，只要用道理開導他們，使之認識到自己之非者，對他們用不著科以刑罰；但如果是聽不進道理的愚頑之徒，則只有用刑罰來讓他懲處了。所以，司法官們在法庭上進行無刑罰的處理時，總是以儒家的倫理道德原則作為論理基礎，議論說教，開導當事人。《清明集》中幾乎每個案件都有宗**理的痕跡，判詞中往往帶有強烈的倫理色彩，違反禮教者往往受到最大的懲罰。
卷十《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族人》判，此案情況並不複雜，告狀者胡師琇對祖母沒有承擔生養死葬的義務，反而狀告族人，葬埋地不合要求。論法，胡沒有違法，但方秋厓判決認為其「罪在十惡之地」，因為胡既違背了倫理綱常，又背離了「無訟之美」的宗法原則。此案中方秋厓對案件的分析和判決，無不依照宗**理，審判的道德教化意義昭然若揭。
《清明集》非常鮮明地體現了「情理法兼顧，司法為宗**理服務」這一宋代司法的總特點。這些法官無一不是清正廉明，為當事人周全考慮，苦口婆心，誨人不倦。他們不但從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而且考慮到法律之外的廣泛社會關係，尋求每個案件的個案正義和教化意義。
（《清明集》中幾乎每乙個**都有明確自覺的倫理意識，正如法官胡石壁的判語說：「殊不知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循人情而違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權衡於二者之間，使上不違法意，下不拂人情，則通行而無弊矣！
」30這代表了儒家**的普遍共識。
從論理斷獄的語料看，大體可以歸納以下幾個形式：
第一，儒家經義闡說理倫理之道。卷七《出繼子破一家不可歸宗》判，引用《春秋》之經義，論說《論語》之巨集論。用春秋時期，贏姓的莒國滅了姒性的鄫國，而自己卻被楚國所滅的典故，模擬當事人的不良行為，必將給自己帶來禍害，這是「天道好還」的體現，是《春秋》誅心之義的體現。
書寫者用儒家宗法原則的典故作模擬，在議論表意，文約而意明，有以一當十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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