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歷史學辯護》讀後感

2021-06-01 09:41:26 字數 4610 閱讀 2003

關於馬克·布洛赫的史學思想

記得剛入大學時,在「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的第一次課上,白雲老師便給我們提及了一部史學名著—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的《歷史學家的技藝》(此為英譯名,又譯為《為歷史學辯護》)。當時也沒太在意,直到去年的十一月,碰巧在圖書館翻看到這部書(名為《為歷史學辯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一陣驚喜,隨即借出。寒假在家期間,用幾天時間看了一遍,收穫頗大,然而書中也有些不甚明白的地方。

到了這個學期,開設「西方史學史」課程的趙老師要求每個同學都要閱讀一部西方史學名著並寫讀書報告作為期中作業,當時我立即就想到了這本書,當天晚上就去圖書館借了出來。不過直到十月才開始看,看完這第二遍後,還是意猶未盡,覺得這本書是需要反覆閱讀才能有不斷收穫的,也即常讀常新之書。於是很想收藏一本以便隨時翻看,可是這本書在市場上又買不到,最後決定抽時間把這部書的內容抄錄下來,然而蹉跎近乙個月,十一月下旬才結束,時至今日,始寫讀書報告。

「國難當頭,誰不感時傷世?草此小書聊以排遣心中的憂憤。」

這句話出自馬克·布洛赫的《為歷史學辯護》一書卷首的獻辭中。這是一部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淪陷的法國境內的著作。作為一名富於責任感的真正學者,布洛赫在德國法西斯肆意侵略、奴役、蹂躪甚至別國人民的時候,憤然投身於抗擊納粹的隊伍中。

他親身經歷過「奇怪的戰爭」(事後他寫有《奇怪的戰爭》一書),親眼目睹了德軍占領巴黎,後來隨著著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洪流來到了英倫。然而不久,他便隻身返回了淪陷的法國,積極參與當時國內的「聯合抵抗運動」,正是在這個期間,布洛赫著手於《為歷史學辯護》的寫作。不行的是,2023年也就是在法國獲得解放的前夕,3月布洛赫被「蓋世太保」(納粹德國秘密警察)逮捕,6月16日,在里昂(布洛赫的故鄉)市郊的一塊田地裡,他被「蓋世太保」槍殺······

布洛赫2023年7月6日出生於法國里昂的乙個猶太裔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大學教授。他從小學業出色,18歲時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習,畢業後曾在德國的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過。2023年之後,他蒙彼利埃和亞眠(均為法國地名)的中學任教。

2023年一戰爆發,布洛赫應徵入伍,參加了著名的索姆河戰役和馬恩河戰役,曾經歷過一戰中最殘酷的「女士小路」爭奪戰。這次大戰的切身體驗對布洛赫日後史學思想的形成有著莫大的關係,可以說,戰爭是後來布洛赫等人倡導的「新史學」的突破口。一戰結束後,2023年布洛赫被任命到剛剛收復的阿爾薩斯(普法戰爭中被德割佔)的斯特拉斯堡大學,2023年他以題為《國王與農奴》的**獲得博士學位,2023年獲得中世紀史的教席。

2023年,布洛赫發表《歐洲社會歷史的比較研究》,後來被史學界視為「比較史學的濫觴」,他所他提出的「假設驗證」的比較方法,使比較史學前進了一大步(參見張廣智主著《西方史學史》)。2023年1月,布洛赫和另一位同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並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共事的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1956)共同創辦了《經濟與社會史年鑑》(簡稱《年鑑》,二戰後於2023年易名為《經濟、社會和文明年鑑》),這標誌著日後蜚聲西方史壇、引領新史**流的年鑑學派的創立。布洛赫先後任教於斯特拉斯堡大學(192l一2023年)、巴黎大學(1937—2023年)、蒙彼利埃大學(1941—2023年)等校,後期著作主要有《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兩部代表作(商務印書館分別於2023年、2023年出版有中文譯著)。

在《經濟與社會史年鑑》雜誌創刊號的「發刊詞」中,他們指出了辦刊方針:一是打破學科之間的圍牆,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二是不尚方**的空談,理論通過具體研究的例項來顯示;三世借鑑前人的經驗,同時立意創新,「擁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與個性」(參見張廣智主著《西方史學史》)。這樣的辦刊方針可以看作是年鑑學派的指導方針,布洛赫在《為歷史學辯護》這本書題獻給費弗爾的「獻辭」中進一步將其總結為「長期以來,我們曾共同致力於拓寬歷史學的領域,為了使歷史學更富於人性而並肩努力」,這正是年鑑學派第一代領導人費弗爾和布洛赫的治史宗旨。

在《為歷史學辯護》的卷首,布洛赫不無沉痛地這樣寫道「國難當頭,誰不感時傷事?草此小書聊以排遣心中的憂憤」(如前所引),可以說,這是一部憤世之作,祖國的淪亡,納粹的殘暴,這一切無不嚴重刺激著這位責任感強烈的愛國學者。同時,這部書也是布洛赫批判地繼承前人的優秀成果並創造性地加以發展為他所倡導的「新史學」思想的全面總結。

可惜,書未殺青,甚至可能沒有最終完成,布洛赫便慘遭納粹的毒手。不久,法國光復後,布洛赫的好友費弗爾將蒐集到的殘存遺稿整理成書,這部不朽之作才得以流傳於世。該書譯為中文僅有**萬字,書中沒有令人望而卻步的理論體系,布洛赫借助於自己長期以來的治史經驗,旁徵博引,以具體的研究例項向讀者們闡述歷史學的高貴價值和自己畢生的治史心得,娓娓道來,讀來親切有味。

正如他在「獻辭」中所說:「當年,我們切磋**,推誠相見,真是獲益匪淺,本書仍將體現這種活潑而和諧的韻味」。又如在書中「導言」部分布洛赫宣告:

「本書並非完全,也不是主要為同行而寫的。我認為,面對大眾的好奇心,應當把史學的不確定性公之於世」。

在「導言」中,布洛赫從幼子無意的提問(「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入手,首先指出歷史在西方文明史上的獨特地位,繼而向人們展示了歷史所具有的魅力和價值以及史學的主題和最終目的,承認作為一門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學,歷史學還十分年輕,然而又不無樂觀地強調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史學得以存在的理由,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更新,通過逐步開拓史學的廣度和深度,史學將愈來愈顯現出其自身的不朽價值。

在首章《歷史、人、時間》中,布洛赫深入剖析了「歷史」一詞在西方文明中的含義,認為歷史的最初含義即為「探索」,歷史學是一門研究時間中的人類的科學,而非人們普遍所認為的「過去」,強調古今是相通的,「各時代的統一性的如此緊密」,反對那種割裂古今、過分突出近代而輕視古代的迂腐做法,提出把歷史學的研究範圍延伸到當代,最後明確指出「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而只有通過眾人的協作,才能接近真正的歷史」,接著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歷史考察的問題。

在第二章《歷史的考察》中,布洛赫認為歷史學家對過去的認識,基本上是對過去人類活動的軌跡的認識,因為考察歷史的形式多是間接的,歷史學家只有依靠目擊者的記錄或是當時人的敘述甚至後人的再敘述等留下的種種證據和線索來敘述歷史。然而近代以來大量出現的一種特殊證據—考古資料,給歷史學家直接考察歷史提供了可能。這樣,歷史學家可以結合前人遺留的文獻資料和新近發現的考古資料綜合考察歷史的真實面貌,這一點正和近代中國以王國維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史學家「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的研究方法相一致。

接著,布洛赫強調人們考察歷史都是有目的的,提出一種帶著問題去研究歷史的史學方法,並且面對紛繁複雜的各種史料和曲折反覆的**過程,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多種知識和能力以及合作精神才能在歷史研究上取得有效進展。最後,布洛赫巧妙地結合例項,形象地勾勒出了作為考察歷史的憑藉—證據的流傳情形,指出考察要取得成效就必須認真深入地依據證據來考證史實。

在第三章《歷史的考證》(這也是全書篇幅最大的一章)中,布洛赫首先詳細地為我們描繪了考證學(考據學)在西方發展的源與流,指出長期存在的考據家與撰史者各自閉門造車、互不相能所帶來的嚴重流弊,呼籲二者消除誤解、拋棄偏見、坦誠合作以正確地揭示歷史的真相。接著,布洛赫提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史料觀,他將史料分為有意史料與無意史料,認為二者都需要加以考證,其中無意史料的可信度更大些,在考證出確是偽材料時要進而揭示作偽的動機,這和陳寅恪先生的史料觀相似:「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

最後,布洛赫強調考據學是歷史學不可或缺的基礎性輔助學科,「借助於考據學的不斷進步,歷史學將自豪地為人類開闢一條追求真理與正義的嶄新大道」。

在第四章《歷史的分析》中,布洛赫比較了歷史研究中的兩種基本態度—評判與理解,指出評判的主觀性及隨之而來的冒險性,強調在歷史分析中要更多地理解,「只有了解同類的其他事實,才能更好地了解任何人類事實」。接著,布洛赫深入**了歷史學上的幾個重要的術語,如自由、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中世紀、無產階級等,又分析了歷史的分期問題。最後,布洛赫指出和其他科學一樣,歷史學的最終目標也是「逼近現實的輪廓」。

在末章《歷史的因果》(本章只有寥寥數頁的內容,很可能是作者未完成或是遺失所致)中,布洛赫深入淺出地分析了原因、條件、動機、理由等造成歷史事實的解釋因素,並且提出了人的心理對歷史事實形成的影響,認為「歷史事實在本質上是心理上的事實」,人類本身正是千變萬化難以捉摸的,因此,「歷史的原因不是想當然的,它需要我們去探索······」

以上大致從書中的各個部分對內容作了簡單梳理,下面試著分析一下本書所體現出的馬克·布洛赫的史學思想的幾個重要方面。

一、 歷史學的地位及功用。

(以下所引凡是未註明的均出自本書的「導言」部分)

從書名《為歷史學辯護》,我們即可感知布氏生活之時代歷史學地位之不妙。西方的歷史學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鼎盛時期曾經大放異彩,之後的整個中世紀,神學壟斷了整個文化領域,史學很難有什麼成績,地位就有點微妙了(一方面,中世紀文化凋敝,神學支配一切,所謂史學也扭曲得不成史學,另一方面,正如布洛赫所言「**教就是歷史學家的宗教」,被**教奉為聖書的《聖經》實際上就是一部史書,所以說史學地位之微妙)。逮至近代文藝復興之興起,古典文化之重現,史學逐漸重新回歸世俗社會並以再次人為中心,這才有了起色。

隨後人文主義史學、理性主義史學、浪漫主義史學、客觀主義史學、歷史主義史學、實證主義史學相繼粉墨登場,史學之復興可謂是蒸蒸日上,整個19世紀被稱為是「歷史學的世紀」。尤其是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為代表的客觀主義史學使得歷史學奠定了學科地位。然而,歷史學在取得重大發展成就的同時,也暴露出了乙個嚴重的問題:

流派紛呈的背後是壁壘森嚴、各執己見、自以為是、排斥異己、固守一隅、互不相能,不同的史學流派的史學觀始終沒能跳出狹隘片面的怪圈子。這正體現了歷史學外在的繁榮下是內在的不成熟性。正如布洛赫所說「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行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於增進人類的利益」,歷史學面對的是廣闊的人類社會生活場景,歷史研究決不允許畫地為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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