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內經》的診療模式 1.1 診療模式和主體診療模式所謂診療模式，是對一種醫學在診斷和**中主導思想的高度概括，是用精煉的語言對該醫學臨床思路的扼要表述，並能反映出其學術特色。自古以來，關於中醫學的診療模式存在多種說法，如治病求本、辨病**、辨證論治、察質論治及對症**等。
在諸診療模式中，最重要最常用，且在很大程度上能主導或涵括其它診療模式者，稱為主體診療模式。 診療模式不同於醫學模式，後者是指一種醫學認識和處理疾病的基本觀點或出發點，比較抽象和理性，如「生物 . 心理 .
社會」，被認為是現代醫學模式，而前者則是對一種醫學的診療規律和臨床思路的集中表述，比較具體和實際，如前述的「辨病**」之類。 1.2 審機定治是《內經》的主體診療模式 《內經》為中醫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診療模式當然也不例外。
在《內經》中論述過的眾多診療原則中，最強調者莫過於「治病必求於本」（《素問 . 陰陽應象大論》）。這裡，「治」兼診斷和**二義，「本」指疾病的本質、根源，此處具體指陰陽失調的病機。
而《素問 . 至真要大論》在論及診治有假象的病例時指出：「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
」告誡不要被疾病的假象所迷惑，應首先識別其真正的**病機，然後針對病機而治。該篇還以「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為例，說明若只看到疾病表面的熱、寒現象，抓不住其陰虛、陽虛的內在本質，必然誤治。正是基於審察病機便是「求」病之「本」這一認識，該篇才反覆強調「審察病機，無失氣宜」，「謹守病機，各司其屬。
」對此，元代名醫朱震亨曾斷言：「考之《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療病者，先察病機』，此審病機之意也。」「此求其病機之說，與夫求其本，其理一也。
」［1］ 對於中醫學來說，病機就是對疾病本質的高度概括。而「審察病機」，則是透過疾病的現象——症狀、體徵等，去探求疾病的本質——病機。可見，《內經》治病求本的診療思想可用「審機定治」一詞簡明地表述之。
由《內經》奠基的中醫臨床工作可分為五個環節或步驟，即四診、辨證、識機、立法和處方。在中醫的診斷過程中，四診是為辨證收集必要的臨床資訊（即以症狀、體徵為主的證候），辨證則是運用中醫理論對證候進行思維加工，最後識別病機及病名。而在中醫的診斷結論中，病機為主體，病名是次要的。
因為確立**法則的主要依據是病機而不是病名，因而識機便成了辨證的目的和歸宿。《內經》雖無「辨證」一詞，但審察病機（審機）以辨析證候為基本手段，「審機」實已概括了辨證和識機的內涵。中醫臨證時確定**法則的要素雖多，但首要的、根本的依據卻是從診斷中獲得的病機結論，而處方只不過是落實治則的具體方法和措施。
由此觀之，中醫的診斷主要是對病機的求本診斷，中醫的**首先是針對病機的求本**。而「審機定治」一詞則切中肯綮地勾畫出了中醫學基本診療規律和臨床思路要領。為此，明代大醫張介賓極力推崇《內經》所述的「病機十九條」：
「此正先聖心傳，精妙所在，最為吃緊綱領……夫病機為入門之道，為跬步之法。」［2］《靈樞 . 本神》強調：
「五臟不安，必審五臟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所謂審「病形」、知「虛實」，就是辨證識機，簡稱「審機」；「謹而調之」，是謂針對五臟的虛實病機，分別採取相應的補瀉調治法則。這是《內經》重視並闡述「審機定治」診療模式的乙個例證。
[! 《內經》也論及其它診療模式。例如，《靈樞 .
癰疽》用「菱翹飲」**「敗疵」，屬一病一方，乃「辨病**」之例；而《靈樞 . 根結》所謂「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剽悍滑疾也，」則是「察質（體質型別）論治」之例。然而，這兩種診療模式在《內經》中僅處於次要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從屬於「審機定治」。
可以斷言， 把 「審機定治」 看成是《內經》倡導的主體診療模式是毋庸置疑的。 2 「審機定治」對中醫學的深遠影響 2.1 建立了中醫學診治疾病的主導思想由於《內經》提出並倡導的治病求本——「審機定治」診療模式，概括了中醫臨床思路的要領，揭示了中醫學的基本診療規律，能夠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
兩千年來已被歷代醫家奉為圭臬，成為中醫診治疾病的指導思想和首要原則，即中醫學的主體診療模式。試舉數例為證。東漢醫聖張機在《傷寒雜病論 .
自序》中說：「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這裡「見病知源」就是辨證識機之意。
《傷寒論》126 條：「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前四句屬辨證，「有血（瘀血）」為識機，「下之」謂立法，「抵當丸」是處方。全條證、機、法、方一氣呵成，充分體現了審機定治的經旨。 唐代大醫孫思邈指出：
「夫欲理病，先察其病源，候其病機。」［3］ 強調察候病機是醫者臨證治病的首務。 金代名醫劉完素亦說：
「故察病機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後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4］ 突出了審機和施治之間的因果聯絡。
明代宿醫周子幹認為：「見病醫病，醫家大忌，……若見一證即醫一證，必然有失；唯見一證而能求其證之所以然，則本可識矣。」［5］ 從正反兩方面闡述了「求其證之所以然」，即審機的極端重要性。
當代已故名醫嶽美中也指出：「見症狀要進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質，不可僅僅停留在寒熱虛實的表面上，……務期細密，才能絲絲入扣，恰合病機。」［6］ 要求醫生審察病機必須細緻、準確，使之同實際病情完全一致，才能獲得滿意的療效。
2.2 奠定了中醫學的主要學術特點和優勢人們談論得很多的中醫學特點是「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然而這正是由審機定治的診療原則所決定的。
因為同病之所以異治，是因其病機不同，異病之所以同治，是因其病機相同。整體失衡的疾病觀和整體調節的**觀是中醫學的另一特點和優勢。所謂「整體失衡」，是說人之患病，乃一定**作用下人體內部及體內外的平衡協調狀態遭到破壞，即整體失衡或曰「陰陽失調」的結果。
具體可表現為寒熱盛衰、邪正虛實、氣血津液失常等多種型別，而這些都屬於病機的範疇。因此，弄清某一患者現階段整體失衡的具體內容，就是識別其當前的病機。所謂「整體調節」，就是針對患者的具體病機結論，施以或補或瀉，或溫或清，或固或通等適宜的**法則及相應方藥，使患者機體達到新的整體平衡協調，從而恢復健康。
可見，中醫學整體觀念在臨床上的落實，亦依賴於審機定治這一診療模式的貫徹。 [! 人、病兼治而以治人為本是中醫學的又一特色和優勢，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其一，中醫不僅辨病治病（包括中醫和西醫的病種、病名），更要知人治人。每種疾病雖有自己特定的臨床表現、病程經過及診療規律，然而醫生臨床上面對的並非抽象或概念的疾病，而是某一患病的個人。每個患者都是具有精、氣、神而能自主活動的生物體，因而病人遠比疾病複雜而多變。
所以治人重於、難於治病。《素問 . 疏五過論》之「從容人事，以明經道」和《靈樞 .
師傳》的「便病人」就寓此意。「治人」的重點又在調神。如《素問 .
湯液醪醴論》告誡：「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由於病人精、氣、神的狀態及變化均可集中反映在經診斷得出的病機結論中，審機定治實為人、病兼治的重要途徑和良好形式。
其二，治人為本的核心是「因人制宜」的治則，它要求**時應充分考慮到病人的年齡、性別、體質型別、職業、愛好、飲食及生活習慣等對病情的影響，而這些影響也程度不等地蘊涵其病機結論之中。例如，幼兒易虛易實，老人氣血虛弱滯澀，婦女有餘於血而不足於氣，體質型別不同者對病邪的易感性和對病性的趨同性亦不同等，這些病理因素全都以一定的形式參與了病機的形成。可以斷言，審機定治是構建中醫學治人為本特色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石。
2.3 為中醫學理論的規範化創造了條件鑑於中醫學的流傳和教育長期沿襲私相授受的方式，中醫理論中不少術語、概念的解釋和使用存在著混亂和分歧，這對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及走向世界極為不利。而審機定治的診療模式可為澄清其中一些重要的詞語作出貢獻。
例如，中醫常用的「證」或「證候」，即《內經》所說的「病形」、「病狀」，皆指疾病的現象，乃中醫診斷的憑證。而治病求本的「本」——病機，才是疾病的本質。因此，有些教科書把「證」釋為綜合病邪、病性、病位等要素的「病理概括」，實即與病機概念等同，這顯然混淆了疾病的現象和本質，是不可取的。
又如，所謂「辨證論（施）治」 被視為中醫學的基本規律和特點而風行一時，然而如前所述，在中醫臨床過程中，辨證是為識機服務的，病機才是中醫診斷的主體和中醫**的首要依據。而「辨證論治」一詞中缺乏關鍵詞「病機」，則診斷既落不到實處，**又失去了依據，中醫學的基本規律和臨床思路便表達不出來。因此，它的文字構成同它所欲表達的內容差距較大，而「審機定治」卻能勝任這一任務。
2.4 為中醫學的現代化發展提示了方向中醫學的歷史和現狀業已證明，審機定治作為中醫學的主體診療模式，是推動中醫學不斷進步和發展的強大動力，病機學已成為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當之無愧的核心。［7］ 目前，中醫學正處於現代化及國際化的「前夜」，其發展的突破口便成為中醫學界與中西醫結合學界關注的焦點。
中醫學術發展史表明，歷代名醫成就的取得，各種學術流派的形成，無不來自新的病機觀點的創立或原有病機觀點的深化。考察中醫臨床、教學、科研的現狀就會看到，病機研究進展緩慢和病機理論的滯後，已成為制約上述諸領域迅速發展的「瓶頸」。用現代科技手段研究中醫學的有識之士大多認為，中醫學的現代研究應從「證」的實質著手，而這裡所謂的「證」是指由某一病機引起並以其命名的證型（證候型別）。
如「脾虛證」就是由「脾虛」病機引起的證型，換言之，食少、納呆、腹脹、洩瀉、身倦乏力等一組證候僅是「脾虛證（型）」的外在表現，而「脾虛」這一病機才是其內在實質。因此，從證的實質著手意味著重點研究各種病機的形成、變化機制及其物質基礎等。總之，抓住病機研究這個突破口，就能帶動整個中醫藥事業全面、深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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